公益創業投資的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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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創投興起的背景及其內涵

公益創投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美國②。同時期引入到英國并迅速擴散至整個歐洲大陸，目前歐洲大有后來者居上的趨勢。2002年，第一只VP基金ImpetusTrust在英國成立，同年第一支標準意義上的VP基金FondazioneOltre在意大利成立。2004年，作為首個促進VP發展的推進機構———歐洲公益創業投資協會(EVPA)成立，標志著歐洲公益創投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截至2012年中期，歐洲已有61家機構從事公益創投活動(EVPA，2012)，先后與300多家社會目標組織達成協議，投入資金并提供了相應的增值服務，有效推動了歐洲社會目標組織的孵化與可持續發展。自2006年起，亞洲國家對VP的興趣穩步增長。印度、新加坡、日韓、中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也紛紛開始了對公益創投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亞洲公益創投網絡(AVPN)成立于2011年底，其業務范圍覆蓋整個亞太地區，截至2013年底，已有130多個公益創投組織加入。公益創投概念進入中國已經7年多，形成了一定的本土實踐。截至目前，國內較大的公益創投機構有嵐山基金(國內首個VP)、新公益伙伴(NPP)、恩派(NPI)、南都基金會、友成扶貧基金會、北京聯合慈善基金會、上海百特教育發展中心等，香港擁有發展較為成熟的新苗亞洲慈善基金會、香港協同社會創投基金、葉氏家族等。同時，國外的VP機構逐步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如LGT、SVPI、Village資本、CGP旗下的C＆A基金等;2012年，北京“樂朗樂讀”成為國內第一個獲得公益創投的社會企業。除了獨立VP外，各大私募基金(包括AdamsStreetPartners、霸菱投資、CVC亞洲等)、影響力投資機構(包括Leping社會企業家基金、FIL基金等)也將注意力向公益創投轉移。大企業，如聯想、海航、騰訊，則通過舉辦公益創投大賽加入到了VP隊伍中。

(一)公益創投的興起背景首先，VP的興起是社會目標組織高漲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后期，發端于美國的社會運動，導致了一大批包括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等在內的社會目標組織的產生。這些SPO，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早期SPO的運作資金主要來自于私人捐贈和部分政府組織的支持。但捐贈或政府資助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數目往往有限。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時，SPO的發展和運作更是缺乏有效的資金援助，急需解決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公益創投就是應運而生的一種金融工具，其存在有效解決了SPO資金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公益創投對社會目標組織的創建和持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以歐洲第一家公益創投Impetus為例，其已成功投資包括Beat、CamfedInternational、SpeakingUp等在內的22家社會目標組織，截至2012年底，投資組合的可持續資金收入從3200萬美元增長到了5200萬美元，幫助的社會人群從89262人增長至380187人①。其次，VP的興起也與傳統社會目標組織在發展過程中碰到的諸多障礙有關:第一，由于缺乏外部監督，社會目標組織面臨著信息不透明和效率低下問題;第二，由于缺乏專業的運作人才，很多社會目標組織面臨管理能力缺失的問題;第三，社會目標組織對社會的貢獻價值難以量化，也影響了新資金的注入。上述事實說明，社會目標組織既有的商業模式運作，已經不能適應歐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背景，社會目標組織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傳統的救濟慈善需要升級到產業慈善，以適應不斷涌現的社會問題。由此，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成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這也就使得VP的發展具有了現實的土壤。最后，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CSR)也在改變著大企業、PE和VC這些商業機構的投資行為和功能性質。部分大企業、PE和VC也把社會價值納入到自身發展框架，加入到社會創投的隊伍中，為社會創投的發展提供資金和社會網絡資源，有效推動了社會創投機構自身的發展。

(二)公益創投特征公益創投概念，最早由美國慈善家約翰•洛克菲勒三世在1969年提出，原意是“一種用于解決特殊社會痼疾的具有一定風險的資助形式”。1984年，美國“半島社區基金會”首次用“VenturePhilanthropy”，表達商業創投和資助行為的結合。公益創投的出現引發了學術界的關注。萊特等在《哈佛商業評論》刊發文章《道德資本:慈善基金會如何借鑒創業投資?》，指出慈善基金會可以借用創業投資的方法，并提出用贊助型基金會的模式對非營利組織進行支持(Letts，Ryan＆Grossman，1997)。波特等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慈善的新議題:創造價值》，建議慈善基金會改變將私人資金低效率投資于受捐助機構的被動角色，以創造更大的價值(Porter＆Kramer，1999)。EVPA(2004)把公益創投看作是各種投資主體以尋求社會收益為目的而投資在善舉上的創業資本和人力資源。EVPA認為公益創投具備六大基本特征:(1)高度參與性;(2)量體裁衣的金融安排;(3)長期資金支持;(4)非資金支持;(5)組織能力建設;(6)績效評估。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加強對公益創投的研究(Randjelovicetal．，2003;Austin，2006;Certoetal．，2008;Scarlataetal．，2010)，強調應該關注VP投資組合篩選(Jegen，1998;Pepin，2005)，應該綜合考慮投資對象的社會價值與財務價值，對其分別設定決策標準(ToyahL．Milleretal．，2010)。本文認為，所謂“公益創投”是指借鑒商業創業投資的運行機制，對社會目標組織(SPO，包括各類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給予持續金融支持并參與其管理的資本形態，它既追求社會價值最大化也考慮一定的財務回報。與商業創投、慈善投資相比，作為新興的社會融資工具，公益創投在投資對象、投資目標、參與關系等方面都具有鮮明特點(見圖1):首先，VP的投資對象為社會目標組織，主要是社會企業和少部分NPO。社會企業是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新興經濟體，兼具社會目的與經濟目的。非營利組織分成兩類，一類完全依賴捐贈維持組織生存，一類具有一定交易收入以維持生存，后者是VP投資對象;慈善投資對象主要是所有非營利組織;商業創投對象則是商業型創業企業。其次，VP的投資目的是社會價值優先，兼顧一定財務回報。其本質是采用商業創業投資的方法，實現對社會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相比較而言，商業創投只重視經濟價值，慈善投資只重視社會價值。所以，公益創投與商業創業投資及傳統慈善投資一起，恰好構成“社會價值優先”、“經濟價值優先”、“只重視社會價值”這三類目標組織所對應的投資方式。再次，VP的管理參與度相對較高。牛津大學賽義德商學院斯科爾社會企業研究中心教授羅伯•約翰(2010)認為，公益創投與商業創投一樣，在戰略和執行層面與其所投資的對象關系緊密，在資金支持之外同時為社會目標組織提供各項增值服務。公益創投對SPO的發展具有高參與度，甚至進入董事會參與經營管理，并且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慈善投資幾乎完全不參與所投資對象的運營。綜上，VP結合市場化的方式，在能夠保證自身可持續性的前提下，相比傳統的慈善投資，具備孵化作用更好、外部監督激勵更強、增值服務更到位的優勢，能夠更好地迎合社會目標組織規模擴張以及組織管理建設的需求。嵐山基金創始人肖晗在2011年社會創新國際論壇中強調指出，公益創投就是要解決“那些商業風險投資資金不會眷顧，利潤不高但是有社會效應的這些企業融資的空白”。因而，公益創投是對商業創投和慈善投資的有效補充，三者結合，通過適當的資源配置，能夠最大化社會福利水平(汪忠等，2010)。(三)公益創投的運行公益創投運行流程如圖2，依次經過籌資、投資、退出三階段。為了投資SPO，VP自身首先要籌資。籌資結束后，VP就會對SPO進行篩選和謹慎調查，然后選定SPO作為投資對象，投入資金并幫助進行管理服務，VP依據投入資金享有SPO的股權或債權。當SPO具有一定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時，VP選擇退出，其所獲得的回報作為下一次進行公益創投的資金來源。存續期結束后VP可能進行清算，將剩余權益分配給最初投資者。與商業創投相比，公益創投的運行凸顯出自己的特點(見表1)。如在籌資來源上，商業創投來自機構投資者、政府、銀行、養老基金等，而公益創投來自個人、機構投資者、基金會、政府、私募基金等，并且其中的捐贈基金占比高。在分配機制上，商業創投根據委托，在投資人與基金管理人之間尋求恰當的分配比例，公益創投的投資回報一般用于再投資，以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基本不存在分配問題。

二、公益創投的發展與運行:來自歐洲的經驗

(一)歐洲公益創投發展特點1.周期性波動。截至2012年底，經過調查訪談的歐洲公益創投基金數目達到61家，投資存續期平均為4～6年。歐洲VP的成立數目與歐洲整體宏觀經濟緊密相關。2005、2007年，VP當年成立數目達到峰值。伴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歐債危機的拖累，歐洲整體宏觀經濟不景氣，2009年、2010年VP的成立數目也明顯放慢了步伐(見圖3)。2.區域集中顯著。英、德、法是歐洲VP的集中區域，分別占據歐洲VP總數的18%、11%、10%。以Impetus、Venturesome、UnLtd、SuttonTrust、Can－Breakthrough、AshokaEu-rope為代表的VP總部都設于英國。一方面，區域集中的現象與投資對象的地理位置具有一定相關性，公益創投在提供資金資助的同時需要提供參與性的非資金增值服務支持，這使地理位置成為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基于公益創投普遍具有資金規模較小的特點，集中的趨勢將便于聯合投資，有助于擴大投資的整體影響力。3.財務和社會回報并重。不同VP對社會回報與財務回報的目標定位不同，在最大化社會回報的前提下，追求財務回報的社會企業逐漸成為歐洲VP的重點關注領域，較之2010年，對社會回報與財務回報要求并重的創投機構在2011年增長了15個百分點(見圖4)。據統計，歐洲VP的投資對象成立年限短期化趨勢明顯，成立期限在兩年以內及五年以內的分別占31%與71%，該特點使VP的財務風險大大增加，因此，對財務回報的要求也成為維持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4.投資領域不斷細分。VP一般將關注對象鎖定于四至五個行業領域內。縮小目標投資領域，關注細分市場成為發展的主流趨勢(見圖5)。專注以地區、目標人群、行業等劃分的細分市場，不僅有利于VP協調組織資源，為投資對象提供到位的增值服務，并且能夠為衡量最終的投資影響力提供便利性。按照國際非盈利組織劃分標準(ICNO)，教育成為歐洲VP的最關注領域，其次是社會發展、醫療健康與環境。歐洲擁有以Bonventure為代表的重點關注德語國家生態與社會問題的VP，以d．o．b為代表的重點關注非洲低收入人群的公益創投，以Impetus為代表的重點關注貧窮的公益創投，以i4c(Investforchil-dren)為代表的重點關注殘疾兒童成長的公益創投等①。

(二)歐洲公益創投的運行經驗1.籌資來源社會化，管理資金規模小，管理人員專業化歐洲VP的籌資來源十分廣泛(見圖6)，按照比重分別是:其他(21%)、創投基金(17%)、個人(16%)、政府(15%)、公司(14%)、捐贈基金(11%)、基金會(6%)和機構投資者(1%)。從歐洲內部來看，籌資來源渠道有所差異。越發達的地區，籌資渠道越為廣泛，例如英國的公益創投機構，平均運用11種方式進行籌資，而VP剛起步的比荷盧經濟聯盟地區，籌資方式僅為4種。特別應該說明的是，政府是VP早期發展中主要的推動力。以AdventureCapitalFund為代表的機構由英國內政部出資成立，主要向社區企業提供金融安排和商務指導。英國橋梁社區創業投資成立于2002年，是私募股權公司和政府的合資企業，它將4千萬英鎊用來投資低收入社區的金融商業。隨著公益創投模式不斷成熟，個人投資者以及私募股權等社會化籌資渠道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SuttonTrust(英國)、DemeterFounda-tion(法國)、FondazioneOltre(意大利)、InvestforChildren(西班牙)、NoaberGroup(荷蘭)等的VP主要資金來源就是商業企業家與個人投資者(John，2006)。歐洲大量的VP處于生存階段，管理資金規模普遍不大，年可用資本受到很大約束。據EVPA的統計，管理基金低于250萬歐元的VP高達61%，管理基金高于1000萬歐元的公益創業投資機構占比僅有20%(見圖7)。公益創投追求社會目標的特殊性及高度參與投資對象運營過程的特點，決定了其需要更為強大的社會網絡體，管理人員要更多借助公益與外部力量。在當前的歐洲公益創投基金中，共擁有全職內部員工753人，外部員工192人，公益貢獻者617人，以及志愿者634人，平均的內部管理人數為13人。2.項目篩選主動化，投資方式多元化，增值服務權重大與商業創投相比，公益創投面臨更復雜的投資過程:首先是項目篩選過程的主動性。進行有效的投資對象選取，是公益創投活動的重點(Scarlata＆Alemany，2009)，而項目篩選作為對SPO的首要檢測，過程本身也是創造社會價值的一種來源(Porter＆Kramer，1999)。在成熟的投資模式下，利用自身的組織能力與社會網絡進行項目篩選成為趨勢。在歐洲，89%的公益創投通過現有投資組合網絡、案頭研究搜索、各類組織會議、商業計劃大賽、社交網絡等在內的多種方式主動進行對象挖掘①。據EVPA統計，2011年，每一家VP平均對89家社會目標組織進行初步篩選，在此基礎上對其中的17家進行盡職調查，最終確定5～6家SPO進行投資。其次是項目評估內容的綜合性。VP在項目評估上的獨特性在于其必須兼顧投資對象的財務可持續性與社會價值增長性，歐美的公益創投不斷發掘量身定做的評估工具，如SROI(SocialReturnonInvestment)、PPI(TheProgressoutofPovertyIndex)、BACO(BestA-vailableCharitableOption)、QOL(QualityonLife)等。近年來發展的IRIS工具從某種程度上為綜合評估設定了通用的標準，能夠用統一的度量標準描述一個組織的社會表現、環境表現以及財務表現，使不同SPO之間具備可比性。財務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綜合性評估一般建立在量化社會價值的基礎上，其計算公式大致如下:第三是投資方式多元化。公益創投早期以捐贈作為主要投資方式的格局正在逐漸發生變化。在2011年，50%以上的VP在投資過程中使用股權、債權和捐贈這3種投資工具(見圖8)。擔保、可轉換貸款、夾層融資、可轉換捐贈等方式也成為VP廣泛使用的投資工具。基于對資金可持續性的要求，多元化投資工具的選擇將成為發展的主流。這也意味著在兼顧社會價值的同時，VP將剔除偏離市場價值規律的企業，對社會企業債權投資的利息設定遵照行業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投資工具的選擇靈活性具有地域性的差異，在法國，除捐贈之外的各投資方式并不受官方的公開支持(John，2006)，相比之下，英國能夠靈活運用債權與股權工具，并主動幫助投資對象進行風險控制。第四是項目聯合投資的趨勢性。據統計，82%的歐洲公益創投進行了聯合投資。在合作對象選擇過程中，傳統基金會、其他公益創投、商業創投、私募股權成為聯合投資的重點伙伴，占到近70%的比例。除此以外，銀行、小額信貸等金融機構也成為聯合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通過共享資源與網絡，提高了對有潛力的社會目標企業篩選的效率，相對分散了投資風險;另一方面，聯合投資也為VP多樣化的增值服務提供了便利性。第五是增值服務提供的復合性。除了合理的資金投資，非資金的增值服務在對SPO的投資過程中尤其重要(Marks＆Wong，2010)。據EVPA統計，歐洲VP為投資對象提供的增值服務包括戰略咨詢、社會網絡、幫助融資、公司治理、財務管理、市場營銷、運營管理、法律合規、人力資源、IT支持等(見圖9)。以英國第一支公益創投基金Impetus為例，在其已成功退出的SpeakingUp項目中，不僅提供63萬美元的資金支持，其增值服務還表現在:幫助SpeakingUp獲得當地政府的服務提供合同，保證其可持續的收入來源;幫助SpeakingUp擴充人力資源，構建合適的組織架構;協助進行戰略規劃，包括管理層專業化，品牌重塑等;通過引入其他投資者為SpeakingUp提供退出后的持續資金來源;重塑IT系統，使SpeakingUp的組織信息化得以完善。3.退出過程彈性化，以投資對象可持續發展為基準與商業創投不同，VP退出并非完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VP的退出機制分為兩類:對于以捐贈方式進行的VP，投資對象的組織穩定與資金可持續性是VP選擇退出的主要評判標準，資金的可持續性可以是幫助投資對象創造可觀的收入模式，為其尋找潛在的投資者，或是引入公共部門的支持。對于以股權與債權等方式進行的SPO投資，VP采用出售股權、管理層回購、并購、IPO上市等多種退出策略(見圖10)。在債權到期時，公益創投需要對其高度的管理參與及各類增值服務做出是否退出的決策，在出售股權時，一方面，VP需要耗費一定成本對股權購買者進行資質考察與選取，以保證其認同該SPO的使命，另一方面，股權出售的時機選擇應當是在對SPO的邊際貢獻無法增加時，而非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當前，歐洲VP還未出現利用IPO上市作為退出策略的案例，但英國社會企業交易所的籌備，將使得該工具成為未來退出策略的選擇趨勢。

三、啟示與借鑒

歐洲實踐表明，公益創投機制是一種有效撬動社會目標組織發展的投資工具(Austinetal．，2006;Certo＆Miller，2008)。借鑒歐洲公益創投成熟經驗和運行機制是當下我國公益創投事業發展的迫切任務。通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歐洲公益創投實踐對中國有如下啟示:

(一)政府應出臺相關法律和產業政策，支持我國公益創投的大力發展1.降低法律注冊門檻，支持公益創投的設立。國家對公益組織、社會目標組織成立、運行的相關規定將直接影響公益創投的投資行為與投資方式。VPO本身也是SPO的一種，歐洲VP事業的發展得益于歐洲對于SPO在注冊、發展過程中的寬松備案制。寬松而非嚴格的限制準入制，大大提升了歐洲社會事業的整體發展。我國應當效仿歐洲，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規，肯定VP的地位、作用，支持多元化VP的建立。在VP的注冊審批上，政府應給予優先待遇，降低注冊門檻。當前，制約我國公益創投發展的主要法律法規是《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國家關于“民辦非企業”的規定對公益創投的積極性產生了阻礙作用，尤其是出資人不享有任何財產權利、不能分紅、缺乏銀行貸款資格、不得免稅、不準設立分支機構的“五不”政策阻礙了民間資本的社會投資動力，這些限制性條款需要得到逐步改進。2.完善公益領域從業人員的酬勞規定，提升VP的專業化水平。我國“十二五”規劃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完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薪酬設計，此類政策的不斷完善將有助于吸引越來越多高素質人員加入公益創投隊伍，促進VP專業化水平的提高。3.出臺稅收、利率、股權等產業政策，鼓勵已有慈善基金、創投基金轉型為公益創投。要綜合運用政策優惠、減免稅收、專項獎勵等手段，鼓勵更多的創業投資基金、慈善基金會轉型為公益創投。具體來說，對于尚未盈利的公益創投基金不應征稅，對于已經盈利但是尚未實現財務平衡的公益創投要減免征稅。對于已有慈善基金轉型，可以給予專項的政府財政補助和國家利率優惠政策。4.支持建立公益創投“母基金”，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公益創投機構。英國政府為促使社會部門參與提供公共服務，注資1．25億英鎊建立英格蘭未來建設者基金(FutureBuild-ersEngland)，致力于社會目標組織的能力建設，為社會企業獲得新技術和市場提供投資、種子基金和學習基金?！澳富稹钡慕巧粌H可以大力引導社會基金注入創投事業，而且可以避免傳統的救濟慈善基金所面臨的行政無效等缺點。具體說，可以參照《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建立“公益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對我國VP發展給予四種方式的支持:一是階段參股，即引導基金對VP參股，并按事先約定的條件，在一定期限內退出;二是跟隨投資，即引導基金與VP共同投資于初創期SPO;三是風險補助，即對已投資于初創期SPO的VP予以一定補助，增強VP抵御風險的能力;四是投資保障，即VP挑選出潛在投資價值較大，但投資風險也很大的初創期SPO，由引導基金對這些企業先期予以資助，同時由VP向這些SPO提供無償的創業輔導;輔導期結束后VP對這些SPO進行股權投資，引導基金對該部分SPO再給予第二期補助。5.探索建立社會企業交易所，為公益創投退出提供有效通道。英國于2007年，德國于2008年，南非與葡萄牙于2009年，新加坡于2010年，分別成立或開始籌備社會企業交易所，形成基于市場機制進行交換股權的場所，為公益創投的退出機制提供了強有力的出口(Hehenberger＆Harling，2013)。隨著中國公益創業投資和社會企業的興起，中國迫切需要成立專門的社會企業交易所，為公益創投的資本運作提供新出路。

(二)公益創投機構要努力完善自身運行機制1.從籌資看，要增強資金來源的社會化與人力資源的專業化。隨著經濟發展以及公眾社會意識的提高，充分利用多元化與社會化的籌資渠道不僅有利于擴大公益創投的基金規模，而且能有效增強公益創投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多元化資金來源應成為中國公益創投籌資的未來趨勢。此外，在組建公益創投基金過程中，要考慮專業人才團隊的建設。當前社會目標組織缺乏專業管理的現實，對中國公益創投的人力資源專業化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借鑒歐洲公益創投的人力資源構成，公益創投機構應恰當安排內部與外部工作人員配比，以求更低的成本與更高的專業化。2.從基金定位與項目篩選看，要完善對公益創投市場的細分。VP進行市場細分，一方面，能夠使大量資源集中于單一領域，形成優勢互補的網絡構造，打破彼此競爭局面;另一方面，在投資過程中能夠更好的優化資源配置，更高度地參與投資對象管理過程。同時，公益創投市場的細化將對社會效應的評估產生巨大幫助。由于投資對象的領域不同，SPO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具有很大難度，不同領域的社會效應仍難以用統一標準合并。未來只有依靠更專業的VP才可能準確評估SPO的社會效應。3.從投資過程看，要重視與慈善基金、商業創投的聯合投資，重視多元化投資工具選擇。歐洲最大的私募股權并購基金之一的帕米拉(Permira)與英國社會企業資助組織合作創立了“社區行動網絡突破”基金，這是一支幫助社會企業達到一定發展規模的公益創投基金。作為包含200家基金會成員的歐洲基金會中心(EFC)專門召開關于公益創投的研討會，為公益創投與更多的傳統投資者(慈善基金)進行合作提供了機會。這些事實說明，在社會事業投資中，公益創投基金與傳統慈善基金會、商業創投并非競爭關系，相反上述機構的聯合投資，將形成協同效應?，F有慈善基金會在慈善領域具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和候選投資社會項目，商業創投近十年業已探索出有效的基金運作模式。通過和上述機構的聯合投資，公益創投不僅能夠在項目篩選上節約成本和精力，同時也可以借鑒完善自身的治理機構，并對社會目標組織提供高效的增值服務。中國VP也應當改變慈善基金會以捐贈為主的投資方式，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加強引進債權、股權和可轉換優先股方式。上述金融工具選擇，不僅可以解決已有投資方式所導致的資金不可持續的問題，另一方面對投資對象也可實現更高效的監督激勵。4.從增值服務提供看，著重應該幫助完善治理結構。歐洲經驗表明，對于社會目標組織的孵化幫助，其價值甚至大于資金提供本身。在中國，很多的社會目標組織成立時間短暫，缺乏一定的社會網絡支持，本身也缺乏專業的運作經驗，因而迫切需要公益創投機構給予全方位的幫助。在社會目標組織的成立初期，最重要的支持是幫助其獲得更多資金，幫助其接觸更多的融資渠道，達成一定的投資意向。在社會目標組織的發展過程中，要逐步幫助其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在社會目標組織發展的后期，要幫助其建立可持續經營的能力。5.從退出看，要完善退出方式選擇和社會效應評估體系。傳統基金會由于捐贈性質，所以根本不存在退出方式的考慮。借鑒商業創投退出方式和歐洲公益創投經驗，中國公益創投可以采取出售股份、社會目標組織管理層回購等方式實現退出。從退出時機選擇看，如何衡量社會目標組織的影響力價值和財務價值，涉及復雜的評估問題。中國公益創投機構需要根據自身發展過程的定位問題，結合SROI、平衡計分卡、關鍵績效指標體系在內的各類社會影響力評估方案，設定基金不同發展階段對目標對象的不同價值評估體系。總體來說，對于目標對象資金的退出不僅要獲得一定的財務回報以保證自身資金運作的可持續，更要考慮社會的影響力回報最大化。

作者：劉志陽邱舒敏單位：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