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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去年，規劃今年，是即將開幕的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的最主要的議題。世界經濟強體一片衰退的沖擊波蕩漾全球，我國經濟逆風而上繼續在適度快速增長的平臺上前行。經歷了抵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機體的免疫力、抵抗力進一步增強了。然而，我們不僅面臨外患，同時還存在著內憂，憂患意識不可無。
擴張型財政政策流露長期化傾向
1998年開始，我國政府財政政策由緊縮政策轉而實行擴張政策。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所以屬擴張型財政。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投資和消費的增長，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是，現在本應淡出和轉型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卻出現了長期化的趨勢，經濟快速增長染上了對擴張政策的依賴癥，而潛伏的財政和金融風險卻使擴張政策難以為繼。這是當前政策抉擇面臨的一道難題。
2001年,GDP增長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個百分點，且呈現逐季減緩趨勢，經濟整體增幅下降的態勢表明擴張政策的效應在遞減；國有企業在基本實現三年脫困目標之后，脫困的成本和代價尚未消化，又出現效益回落，利潤增幅持續下滑，部分企業脫困后又返困，虧損企業虧損額上升；國有單位的投資靠國債支持繼續上升與非國有單位投資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國債投資之外，各類市場主體的自我積累機制依然乏力；物價由低速回升轉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價下降0.8％，工業生產資料出廠價下降1.2％，生活資料出廠價下降1.5％；失業率居高不下，就業難度加大，去年下崗未能再就業的職工近600萬人，城鎮實際失業率高于登記失業率2－3個百分點；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增加農民消費、啟動農村市場乏力，制約農民增收的諸多因素仍然存在；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潛伏的財政危機不僅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深。
回顧2001年，瞻望2002年，對今年經濟發展和對策，似應作出以下幾點認識：
連續4年實行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經濟增幅下滑的態勢得到遏制，并為今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物質條件。但是，放松銀根的政策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劑強心針，不可能帶來經濟持續快速穩步增長，為經濟長期發展埋下隱患。巨額的財政赤字，沉重的債務負擔，貨幣超經濟發行，最終勢必釀成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或者導致經濟滯脹（如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當政者都不會長期推行擴張性政策。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一度財政敞開國庫花錢，銀行開足馬力印發鈔票，由此釀成的苦果至今還沒有消化完畢。財政長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過高，居民儲蓄超常增長等，這些因素都給經濟投下了通貨膨脹的陰影。現在人們之所以沒有看到它的現實威脅，是由于出臺的改革措施強制地遏制了購買力的需求變現，把收入鎖進銀行的保險柜；是由于貧困人口增加，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購買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財政和貨幣政策在不能兼顧推動經濟增長和化解經濟風險時，應當適時地把重點轉向后者，決不能為保暫時增長而犧牲長遠發展。
當前，擴張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的勢頭，但經濟增長對它的依賴性并未減弱，經濟自身的增長機制依然乏力，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出現了長期化的危險傾向。國內外的歷史教訓表明，一旦把擴張性政策長期化，后患無窮。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財政和金融危機，二要預防陷入“滯脹”泥潭的可能。
莫追隨發達國家進入“消費社會”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生產決定消費，但生產歸根到底是為了消費、依賴消費。近代工業革命飛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導致消費資料極大豐富。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興起了一種新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無節制的物欲滿足為宗旨，奉行物質消費至上主義；超越生產和消費的能力，以犧牲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現代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正像傳染病一樣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和擴，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國GDP總量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居世界第6位，但僅占世界GDP總量的3.6％，美國占32.6％；中國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在世界75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居第39名，美國居第2名。
中國進出口總額達5098億美元，為世界第十大貿易國，但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出口占5.4％，進口占3.2％。
中國靠占世界耕地總面積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決了13億人民的溫飽。但是，現在農村還有3000多萬人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如果按照聯合國的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則要多得多。在城鎮，已經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人數眾多的貧困階層，包括600多萬下崗職工、600多萬失業人口，還有不能按時足額領到退休金和工資的退休職工和鄉村教師。城鎮中缺房和無房戶上百萬，大量危房、貧民窟亟待改造。城鄉居民缺醫少藥。
雖曾為文明古國，但中國現在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狀況令人發憂：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發達國家。雖然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制度，農村教育卻還要靠“希望工程”支撐，政府財政用于教育事業的撥款仍未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標準。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僅為50％，2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重僅為2.1％，文盲高達8507萬人。用于研究與開發的經費嚴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為2.88％，美國為2.44％，韓國為2.29％）。
我國是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業大國，農業至今沒有擺脫靠天吃飯的被動局面，勞動生產率低下，2/3的勞動力困在人均1.5畝耕地上，由于農業現代化步履艱難，每年造成的損失達數千億元，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鮮設備一年就損失800多億元。
現代工業的建立和發展是國家工業化水平的重要標志。經過50年建設，我國基本上已經建成了較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工業化已進入到中期階段。但是，工業總體的技術裝備水平仍然落后。據全國工業普查資料，1180種專業生產設備達到國際水平的僅占26.1％。機械產品中達到90年代國際先進水平的不到5％，我國單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購置的設備60－70％依靠進口，許多行業的裝備都被外國占領。設備制造業丟掉了國內市場2/3的份額。信息產業的關鍵技術和部件的研究開發相當落后
離開繁華喧囂的街區，人們看到的是另一個貧瘠瘦弱的中國。如此強烈的反差發人深省：我們到了追隨發達國家，仿效他們的生活方式，趕超“消費社會”的時候了嗎？有人說：“中國已經進入休閑時代！”錯了！現在依然要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皇家林園北京的頤和園現在成了大眾的休閑地，但人們不該忘記這正是“老佛爺”的劣跡：興建頤和園是以犧牲國防和近代工業為代價的！
加入世貿組織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總理要求各地、各部門、各個企業做好應對工作，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做領導經濟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我國入世的動因。對此的權威解釋是，當今世界已經實現了“經濟全球化”。“全球化”論點源于美國，但美國學者和政界對“全球化”并無一致的認識，從“貿易自由化”到“美國價值觀全球化”、“美國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國化”，無所不包。美國統治集團則把“全球化”當作它推行霸權主義、對外擴張的工具。如果我們采納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應當賦予它科學的內涵和確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發展過程，是各種力量較量和斗爭的舞臺。當今世界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反全球化、區域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再其次，當今世界，即使認同了“經濟全球化”，還必須正視“政治多極化”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們既然強烈主張“世界政治多極化”，堅決反對單極化，但“多極化”和“全球化”卻是矛盾對立的，而政治又是為經濟服務的。對此，我們在理論上總應自圓其說。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自近代工業革命開始，先進工業國家用廉價商品和炮艦轟垮了落后國家的壁壘，把各國網羅進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從此，世界劃分為工業國與農業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窮國與富國、強國與弱國。時至今日，這一格局仍未改變。現在，盡管發展中國家說話的聲音大了，與強國打交道多了一些籌碼，但是國際經濟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極少數富國不僅以強凌弱，而且把貿易、投資當作推行強權政治、霸權主義的工具。世貿組織現行規則對所有成員國一視同仁，這種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更何況許多規則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按照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原則制定的。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歸根到底要靠廣大發展中國家富裕強盛。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位置，要定準位。“商場如戰場”，國內市場如此，國際市場更是如此，這里奉行實力至上。我國入世后應當定好位：第一，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屬于世貿成員中的弱者，應當充分利用世貿組織規則賦予不發達國家的各項權利，只承擔與我國地位相適應的義務和承諾，拒絕世貿組織規則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損害我國利益、危及我國國家安全的舉措。第二，中國是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國際上永不稱霸，但是，應當承擔我國對第三世界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維護第三世界國家利益不受侵害，積極爭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不放棄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做明白人，應當明白挑戰與機遇的關系。流行的觀點認為，加入世貿組織后，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大于挑戰。這種看法有很大的盲目性��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全面分析當今國際經濟關系和世貿組織現行規則，應當作出以下判斷：加入世貿組織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既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機遇，又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機遇是種可能性，要經過努力才能爭取到，挑戰卻是無法避免的；機遇能否抓住，能否用好用足，決定于我們能否有效地應對挑戰，戰勝挑戰。世貿組織現行規則為我們在與經濟強國交往中提供了為各方都可接受的、對各方都具有約束力的法規，但是，多數規則是發達國家成員主導制定的，并不完全合理；不少條款的表述含糊或附加了例外規定。在實際執行中，發達國家擁有充足的實力和必要手段擺脫世貿組織規則的約束，或者繞開世貿組織，把種種苛刻的條件強加給窮國和弱國。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還任重道遠。而且，世貿組織規則涉及到成員國（或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對各成員國（或地區）的影響是全面的、深刻的、長期的。說到挑戰，對我國沖擊最大的首當其沖的并不僅僅限于弱質產業，而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世貿組織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其成員政府行為必須要受現行規則的規范和約束，并受其他成員的嚴格監督。深化改革低效、臃腫、政企合一的行政體制已刻不容緩。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堅持。
做明白人，必須明白全面開放和必要保護的關系。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到全面、廣泛、更高層次的新階段。開放意味著為外資進入讓出市場，給予外商國民待遇，但并不否定和排斥對民族經濟的保護。首先，開放的目的是為了利用外資發展和壯大我們自己，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使我國在強手如林的世界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現在開放是為了今后走出去。所以，從上述意義上說，開放是積極的保護。第二，加入世貿組織后，并不意味著無條件、無限制開放，開放的領域只限于世貿組織規則所規定的領域，規則和協議之外則不在開放范圍。第三，政府對本國產業和企業不能放棄必要的保護，凡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必須堅決維護。那種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不存在“民族經濟”，只有無國別姓氏的“地產經濟”的觀點，是極其荒謬的，有害的。按照這種觀點，我們只要把市場全部拱手讓給跨國公司，工業化和現代化就可以實現，13億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這純粹是癡人夢語，當今世界找不到一個先例能夠證實上述觀點。相反，反面教訓卻屢見不鮮----從東南亞金融風暴，直到最近爆發的阿根廷金融危機，處處都看得見國際壟斷資本的劣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