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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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上便開始使用公共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這一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對教育投資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銀行對“公共教育支出”的定義是“對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對私立教育的補貼”（世界銀行，2001）。在我國，與這一口徑相對應的統計指標應該是“預算內教育經費撥款”。但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采用“財政性教育經費”這一指標來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經費，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國的數據，“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此外，為了簡便起見，以“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將采用國際橫截面數據和中國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影響公共教育經費投資比例的因素，并對2010年和2020年我國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做出預測。

一、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歷史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可分為三個階段（圖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時高時低，呈現不規則變動。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持續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穩上升。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1980年以來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進行算術平均，其方法過于簡單，缺乏科學性，因此需要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預測

影響一個國家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由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經濟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較高的國家未必就有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級教育的入學率衡量），反之，經濟水平較低的國家未必就有較低的可能有相對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們將采用兩種方法，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兩個維度進行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國際比較。

1、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影響一個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一些學者以人均GNP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指標，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試圖找出與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各項研究涉及的時間段和國家為：1961-1979年，38個國家（陳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個國家（陳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個國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計量經濟模型，即線性-對數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個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Xi表示第i個國家的人均GNP。

我們將運用最新的數據對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只能根據200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與上述研究相同，我們僅僅使用了大國的數據，因為大國的經濟規模較大、產業結構比較完整，便于同中國進行比較，而且統計資料比較齊全。所謂大國的標準是：2001年人口在1千萬人以上的國家（世界銀行，2003）。按照此標準，我們使用了57個國家的數據，包括14個高收入國家、8個中高收入國家、15個中低收入國家和20個低收入國家。

在分析過程中我們使用的是Eviews軟件。

(1)使用57個國家數據的分析結果

我們利用模型1對57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括號內顯示的是標準誤估計值。斜率系數估計值為0.3408，其含義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增加約0.0034個百分點。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數的估計值分別為：0.792（1975-1979年，陳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陳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們的斜率系數估計值是顯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結果，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57個大國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影響力減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國家數據的分析結果

根據這57個國家的數據（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越穩定，國別差異越小（表現為變異系數越來越小）。特別是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數字特征表明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已趨于穩定。由此我們認為，對于不同收入類型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影響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國家考慮在內，很可能會低估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增長速度。考慮到今后十多年內，中國仍將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著重關注在這一收入類型國家中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趨勢應該更有現實意義。

表1：57個人口大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2001年）

中位數（%）均值（%）變異系數N

高收入國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國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國家3.13.700.5520

所有國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

針對23個中等收入國家的數據，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下：

括號內顯示的是標準誤估計值。斜率系數的估計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個百分點。這說明在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響要比考慮全體國家時大得多。

(3)對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預測

為了預測今后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發展變化趨勢，首先應對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勢做出判斷。根據最近一項研究的結果，中國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約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長率約為7.5%（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2005）。另一項研究則認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長速度為8%，20101-2020年為7%（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我們認為，后一項預測的可能性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長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長6.5%應該是可能的。

2001年我國人均GNI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長7.5%，2011-2020年年均增長6.5%，則2010年人均GNI將達到1700美元，2020年將達到3200美元（均為2001年價格）。

根據57個國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預測值是分別為3.95%、4.07%、4.18%和4.29%，這一結果與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結論非常接近。根據23個中等收入國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預測值是分別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個國家人均GNI的樣本均值是6418美元，23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I的樣本均值是2707美元。從預測的角度看，給定的解釋變量的值越接近解釋變量的樣本均值，預測結果越精確（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們認為無論使用哪一個模型，對于2015年和2020年的預測結果應該更為準確。

2、.教育發展水平與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我們還可以從教育發展水平所對應的公共教育經費比例的國際比較，來分析我國公共教育投資的合理比例問題。我們假定，一定的教育發展水平要求相應的公共教育經費支持水平，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具有共性或規律性。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我們計算2000年教育發展水平接近我國2010年和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據此預測2010年和2020年我國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在2004年我國教育發展水平的基礎上，我們對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水平給出一個基本估計：普及9年義務教育，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在55%-60%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5%-30%之間。由于我國已經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發展水平接近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目標的國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們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與公共教育經費支持水平的關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毛入學率55%-60%之間時，大致相當于中等教育毛入學率70%-80%的水平。根據對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估計，我們將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70%-85%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35%之間的國家，視為接近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國家。我們首先考慮只選擇人口大國，但發現滿足上述條件的人口大國數目太少，導致結果缺乏說服力。因此把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考慮在內（該書一共提供了203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并將這些國家和地區按三種情形分組（三個組的國家有重合）：第一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70%-85%之間，同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35%之間的國家；第二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70%-85%之間的國家；第三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35%之間的國家。符合教育發展水平條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數據的國家，第一組有8個（克羅地亞、摩爾多瓦、羅馬尼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古巴、墨西哥），第二組有24個，第三組有23個。

通過計算均值和中位數，我們得到如下數據：第一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5.29%，中位數為4.40%；第二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5.12%，中位數為4.45%；第三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5.11%，中位數為4.90%。

觀察上述數據，可以發現均值和中位數的差異較大（特別是第一組和第二組），說明同一組別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差異較大。因此我們認為采用中位數更為合理，即201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應該在4.40~4.90%之間。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我們對我國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基本估計是，全面普及9年義務教育，高中階段入學率在80%-90%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35%-45%之間。根據對我國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估計，我們將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80%-95%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30%-45%之間的國家，視為接近我國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國家。我們將這些國家分為三組：第一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80%-95%之間，同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30%-45%之間的國家；第二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80%-95%之間的國家；第三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30%-45%之間的國家。符合教育發展水平條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數據的國家，第一組有5個（克羅地亞、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國和智利），第二組有25個，第三組有13個。

通過計算均值和中位數，我們得到如下數據：第一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4.48%，中位數為4.30%；第二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4.96%，中位數為4.50%；第三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4.70%，中位數為4.30%。

同樣地，我們根據中位數進行預測，則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在4.30~4.50%之間。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們根據國際上2000年教育發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經費支持水平來進行預測，則我國2010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還要高。這一結果與前一部分用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建立經濟計量模型得到的結果不盡一致，也就是說，與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資比例也應該越高的一般認識完全不同。但也許可以這樣解釋：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眾化向普及化邁進的時期，是教育即將到達頂峰的努力極限時期，這一時期對公共教育經費的需求最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達到最高點。另外從個案考察，也可以發現教育發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經費比例相對較低的現象。如韓國與意大利比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凈入學率為91%，高等教育毛入學率78%，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凈入學率為91%，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0%，而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為4.7%。這些現象說明，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數量關系，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進一步的討論

除了經濟發展水平之外，財政供給能力也是影響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財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數據，我們無法對這一假設做出具有說服力的檢驗。但是，我們對11個可獲得數據的高收入大國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并無顯著性影響，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卻是顯著性的解釋變量，并且僅僅使用這一變量就能解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樣本總變異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數據之后，我們將對這一問題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國歷史數據的經驗分析

如圖1所示，1978-1989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呈現不規則變動，因此我們只對1990-2003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我們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為解釋變量，結果顯示回歸系數都不顯著。我們把焦點轉向財政供給能力，發現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的變動趨勢與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動趨勢如出一轍：即1995年之前持續下降，此后持續上升（圖2）。于是我們以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為解釋變量，考慮到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與財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間呈現簡單線性關系的假設難以成立，因此應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Xt表示第t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據1990-2003年的數據得到樣本回歸方程如下：

括號內顯示的是標準誤估計值。我們對模型中的兩個時間序列進行了單位根檢驗（unitroottest）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發現盡管兩個時間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穩的，但它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說二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線性關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計量是無偏的、有效的，t檢驗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數估計值意味著在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將提高約0.6%。

我們估計2004-2010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約1個百分點，2010年達到約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約0.5個百分點，2020年達到30%。這樣，根據上述樣本回歸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分別為3.46%、3.94%、4.18%和4.39%。

四、結論

1.利用不同經濟變量（經濟發展水平或財政供給能力）得到的預測結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教育變量（教育發展水平）得到的預測結果差距較大（見表2）。我們認為其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方法問題，即在利用經濟變量預測時建立了經濟計量模型，而在用教育變量預測時僅僅采用了簡單比較的方法。其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不一致的現象比較普遍，特別是在中低收入國家，因而從不同角度分析公共教育投資的合理比例就會得到不同結果。其三，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相比，我國教育發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變量預測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高于用經濟變量預測的結果。考慮到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對教育投入的供給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發展的經費需求，我們認為用經濟變量來解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更有說服力。

2.在國際橫向比較分析中，我們采用了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在中國歷史經驗分析中，我們采用了財政供給能力作為解釋變量，并相應建立了經濟計量模型。從模型的擬合程度來看，后一種方法更為理想。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水平固然影響一個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但財政供給能力（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應該是更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因為公共教育經費最終來源于財政收入，一個羸弱的財政體系不可能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撐。如前文所述，對高收入國家的數據分析也支持這一結論。但要得到更有說服力的論證，還需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3.如果探討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影響，在使用數據時應該盡可能涵蓋所有收入類型的國家（即采用57國數據）。但如果目的是進行預測，那么我們認為應該使用中等收入國家的數據，其原因是我國已經是而且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是中等收入國家，因此可以不考慮低收入階段的情況，而排除高收入國家可以避免因這些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趨于穩定造成預測結果偏低。

4.綜上所述，我們以財政供給能力作為主要預測依據，同時參考中等收入國家的經驗，認為如果我國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那么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達到4.5%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