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穩健性與企業投資成效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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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設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會計穩健性能夠降低企業成本，減少沖突。管理者通常會謀求自己私人利益如個人聲譽、權力、地位、報酬等最大化，面臨投資抉擇時，往往偏離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致力于企業規模的擴張，熱衷于建立公司帝國（empirebuilding）。而會計穩健性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Ahmed和Duellman研究證實：穩健性能夠降低經理層投資負的凈現值項目。會計穩健性的對于收益與損失的不對稱確認導致管理層違約成本提高，增加了名譽受損、薪酬減少、被解聘的概率，緩解了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沖突。因穩健性的及時確認損失，投資者能夠及時知悉投資項目的關于虧損的信息，以便能夠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抑制企業的過度投資的非效率投資行為。所以，穩健性有助于處于信息優勢的管理層降低道德風險，從而約束其過度投資行為。

會計穩健性對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執行是有利的，使得成本減少，有效的抑制了公司的投資過度行為。根據Ball和Shivakumar(2000)的觀點，穩健性的及時確認損失，使得經理人無法將任期內的損失轉嫁給后任者，使得他們放棄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并且采取措施盡量避免或減少現有投資的損失。Watts(2003)認為，企業穩健性政策的實施為董事會和股東對投資項目的及時調查提供了需要的信息。另外，穩健性使得經理人無法使用尋常的手段高估資產和利潤為投資規模擴張尋找借口，只能對可驗證程度較高的收益進行確認，從而降低了投資過度問題。Kravet(2010)研究發現會計穩健性降低了管理層投資高風險項目和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的投資動機。會計穩健性與管理者的公司合并風險負相關。

Kravet主要關注會計穩健性對投資風險的影響，即約束管理者去投資高風險投資項目，不受投資結果判斷的影響。Bushman等(2007)考察了25個國家公司的會計政策(及時確認損失)是怎樣影響和改變了企業的投資決策。他們運用Basu模型來計算“壞消息”會計確認的“絕對及時性”，不是“壞消息”比“好消息”盡快確認的“相對及時性”。結果表明，當企業投資機會減少時，及時確認損失程度高的國家里，經理層會大量調減投資項目支出。在Biddleetal.(2009)研究的基礎上，Lara等(2010)發現，會計穩健性作為一種公司治理機制，能夠對管理層的投資決策實施監控，導致外部融資成本下降，因而會計穩健性與企業投資效率呈正相關關系，而與公司投資過度或投資不足的規模、非效率投資的可能性成負相關關系。他們還發現會計穩健性不僅能夠促進融資約束企業的投資，而且可以約束自由現金流量較多和財務杠桿較低的公司的投資過度行為，能使自由現金流一投資之間的敏感度減弱。劉斌等(2010)為了考察穩健性和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以及穩健性的治理機能，對我國A股2001一2008年上市公司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會計穩健性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負相關。這表明了會計穩健性對于企業契約各方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改善是有利的，也促進了投資效率的提升。根據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會計穩健性有利于改善企業的投資效率，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會計穩健性能夠約束企業的投資過度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穩健性可能對投資存在不利的影響。穩健性對于收益和損失的不對稱確認，會導致資產和收益的低估。對于技術密集型公司而言，穩健性的對資產的價值的低估，引起成本的上升，而R&D投資的費用化處理，使得管理層為了避免當期發生虧損而拒絕接受正的凈現值的投資項目。對于無形資產來說，執行穩健性的會計政策可能使管理層產生次優的投資決策行為。Saito(2004)指出，管理層如果預測當期利潤減少，會相應調低R&D投資，但假使預測當期虧損的可能性極大，則可能對公司“洗大澡”。

至于穩健性對于企業投資不足的影響，從目前的文獻來看，存在兩種相反的觀點。一方面，穩健性系統的低估項目的收益,引起利潤和資產的低報，導致投資者過低估計預期的盈利，從而低估企業的價值。I-ASB在概念框架修訂討論稿中質疑穩健性有利于投資者決策的觀點，穩健性使投資者低估所持證券主體的凈資產，可能導致投資者拋售證券，或者引起潛在的投資者拒絕購買本來準備購買的證券。朱松和夏冬林（2010）實證研究證明，會計穩健性引起會計信息的系統性低估，影響企業未來的融資能力，從而導致企業投資不足。另一方面，會計穩健性能夠緩解企業內部與外部的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外部融資成本。

Lara等(2009)選擇多種計量方法組合對會計穩健性進行衡量，研究結果顯示穩健性與事前資本成本負相關。Ahmed等(2002)發現，會計穩健性有利于降低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沖突和公司的債務成本。因此，會計穩健性能夠增強企業的外部融資能力，降低了融資成本和融資約束，緩解企業投資不足。  根據Bushmanetal.（2006）和李青原（2010)的觀點，會計穩健性緩解了融資約束，改善了企業內外部資金供求方的信息不對稱，從而緩解了企業的投資不足。但是會計穩健性也可能帶來不利的后果，可能使企業面臨的投資不足更加嚴重，因為實施穩健性會計政策的企業，可能因過于保守使得持風險厭惡型經理人對投資持過度的謹慎態度，過度低估會計數據。國內相關的研究，孫剛(2010)考察了我國民營企業的會計穩健性，沒有發現會計穩健性對企業投資不足起緩解作用，反而惡化了投資不足。雖然穩健性有助于企業資金成本的下降，但是某種程度上導致企業盈利能力披露的下降，使得企業融資受到約束，進一步抑制企業的投資。鑒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假設2：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會計穩健性加劇企業的投資不足行為，惡化了投資效率。

（二）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樣本選擇的會計期間經歷了我國A股牛市和熊市兩個不同的階段。樣本的選擇過程如下：（1）剔除ST、PT的公司；（2）剔除金融行業公司；（3）剔除同時發行A股、B股或H股的公司；（4）剔除數據缺失的公司。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使用的工具是Excel2007和Stata11.0。本文的樣本選擇過程如表1所示。2.模型構建與變量設計為了驗證前述假設，構建以下模型：（1）會計穩健性模型①Basu度量會計穩健性的盈余-股票收益率關系模型為：為0。系數β1虛擬變量的系數；系數β2為會計盈余對好消息（股票收益率為正）的敏感反應；系數（β2+β3）測度盈余對壞消息（股票收益率為負）的敏感性；系數β3如為正數，則表明存在會計穩健性。且系數越大，穩健性水平越高。此模型是Basu于1997年構建的。此盈余-報酬反向回歸模型目前在關于穩健性的研究中應用范圍最廣，它因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中誕生，市場化程度高。但是，有學者基于計量技術視角質疑該模型：其一，自變量選擇內生變量（股票收益率）導致很難解釋模型回歸的結果；其二，自變量選取股票收益率小于零的觀察值，樣本數據選取的截斷可能使得穩健性指標的計量產生誤差。根據卡恩和沃特斯的觀點，公司特征存在差異，公司的投資機會受到契約、訴訟、稅收和監管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造成不同公司的穩健性的不同②。卡恩和沃特斯的拓展的模型為模型（2）和（3），G_Score表示“好消息”確認的及時性，C_Score表示“壞消息”比“好消息”確認的及時性增量，Sizei,t表示公司規模，MTBi,t表示市值與賬面價值比率，Levi,t表示資產負債率。他們選擇三個工具變量：Size（公司規模）、MTB(市賬比)、Lev（資產負債率），以線性函數的形式來表示。模型（6）是對假設1、假設2的檢驗。設置虛擬變量，按照模型（5）計算出的殘差從大到小排序并等分為三組，最大值組為投資過度組，OverInv取值為1，最小值組為投資不足組，OverInv取值為0，中間組為標準投資組。模型中的交乘項，考察會計穩健性對投資效率的影響。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預期投資模型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為預期投資模型全樣本及兩個分會計期間的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中可看出全樣本公司每年新增投資支出的均值為0.0572，標準差為0.4562，托賓q的均值為2.0416，營業收入增長率的均值高達0.8930，這說明此會計期間，上市公司發展非常迅速。從表中可看出，新增投資支出變量均值最高值0.0596是在07-11會計期間，標準差0.5461也相對最大，反映出新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投資較以前活躍，但此會計期間波動幅度也最大。托賓Q值均值2.1494最大，但標準差最大值32.3750卻出現在2004-2006年期間，可能是2004后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造成了公司價值的劇烈波動。此會計期間變量growth的均值1.8905和標準差74.233也相對最大，說明公司成長良好，但波動明顯。從公司的現金持有量看，其均值最大值為0.2088，標準差最大值為0.3346，都在2007-2011會計期間，反映上市公司的投資現金流相對以前豐富，但波動也大。預期投資模型的殘差(投資效率)的全樣本和分年度以及不同階段描述性統計見表4。在全樣本中，預期投資殘差的均值接近0；年度分組的預期投資殘差均值也接近0；在投資效率分組中，投資過度組的預期投資殘差均值為0.1441，最小值的0.0001，最大值為19.3613，而投資不足組的預期投資殘差均值為-0.1352，分布在-8.3092至-0.0012之間。表4顯示，投資過度與投資不足分組殘差的均值的絕對值相當，但投資過度組殘差的標準差為0.4478，投資不足組殘差的標準差為0.2301，說明相對投資不足組而言，投資過度組的投資效率波動較大。

（二）會計穩健性與企業投資效率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5和表6分別是2004年和2007年會計穩健性與投資效率模型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樣本選取了2004和2007兩個會計年度，其具有典型性，這兩個會計年度分別經歷了股權分置改革和新會計準則改革。新增投資支出的均值2004年為0.0168，2007年明顯提高，為0.0302。從投資的各項指標來看，2007年的過度投資比2004年明顯抑制。從現金持有cash均值和標準差來看，2007年其值分別為0.1767和0.1595，均大于2004年的0.1466和0.1054，說明新準則實施后投資機會改善，現金流相對豐富，但變動程度增大。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企業預期投資模型的回歸結果

預期投資模型的回歸結果鑒于文章篇幅，在此不再列出。模型對年度變量和行業變量進行了控制，樣本區間分別為2004-2011年、2004-2006年和2007-2011年。從F值和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看，模型顯著，但與其它樣本回歸結果比較，2007-2011年區間的回歸模型整體更顯著。從全樣本的預期投資模型的估計結果看，托賓Q的系數為-0.0121，資產負債率的系數為0.0226，現金持有量的系數為0.8626，資產規模的系數為0.0280，上期新增投資的系數為0.0524，以上變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公司現金持有量與預期投資顯著正相關。回歸結果表明，上述五因素對企業預期投資影響顯著。但股票年收益率、營業收入增長率和公司上市年限這三個影響因素在統計上不顯著。

（二）會計穩健性與企業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

模型（6）2004年數據的回歸結果顯示，c_score的系數α1是-0.6665，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意味著穩健性沒有改善企業投資不足現象，沒有使得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現象好轉。c_score*overinv系數α2為0.0488，α1+α2=-0.6177，其值為負，綜合來看，穩健性可以一定程度上企業的投資過度的非效率投資行為。模型（6）2007年數據的回歸結果表明，會計穩健性（c_score）的系數α1是-0.7000，為1%的顯著性水平。表明企業的穩健性不僅沒有改善投資效率，反而使得非效率投資行為惡化，企業的會計穩健性程度越高，企業的投資不足越嚴重。c_score*overinv系數α2為-0.2818，α1和α2之和為負即-0.7000-0.2818<0，說明企業較高的穩健性能夠約束過度投資行為，從這方面來看有利于企業投資效率水平的提高。從2004年和2007年的分組樣本的回歸來看，兩組樣本的α1和α2之和皆小于0，說明二者都可以抑制企業的投資過度行為。

四、研究結論

本文考察了企業會計穩健性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體現出了較強的穩健性，穩健性發揮了較好的公司治理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業的投資效率。更深一步的分析顯示，穩健性側重于發揮抑制過度投資的作用，但同時加劇了企業的投資不足程度。穩健性產生的積極效應表明投資者意識到會計信息的影響，穩健性的會計信息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增強有效投資。對穩健性的分析發現，會計穩健性對于投資效率的影響是把“雙刃劍”。不同的治理環境對企業的投資效率會產生影響，在非效率投資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制定和實施穩健會計準則(政策)產生的經濟后果是積極的，也體現了上市公司對會計準則和其他監管措施的遵守。當然，對會計準則進一步的修正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研發投入方面，應該進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具體而明確地披露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

本文對新會計準則和股權分置前后的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采用穩健性指數模型、預期投資模型以及穩健性與投資效率模型實證檢驗會計穩健性與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同時考察穩健性的治理機能。研究結果表明，會計穩健性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能遏制企業的過度投資，有助于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的改善，另一方面卻使得企業的投資不足狀況惡化，加重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

會計穩健性既是財務報告質量屬性的一種，也是一項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基于利己動機的管理層盡可能對外隱瞞有關公司損失的信息，而穩健性原則可以一定程度上減輕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保護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本文的實證研究為公司治理機制的穩健性功能的有效發揮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方面的證據。

本文考察了會計穩健性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在會計穩健性治理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問題而造成企業的非效率投資框架內，通過理論分析和經驗數據驗證：穩健性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沖突，提升企業的投資效率。本文從會計學視角探求會計穩健性與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對于眾多的關于投資的文獻而言屬于研究視角的突破。此文是對會計信息質量理論的更深入的拓展，豐富了會計穩健性經濟后果的研究，深化了資本結構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以及理論在企業投資領域的應用，是對會計穩健性治理企業非效率投資研究領域的豐富和拓展。

作者：王桂花單位：銅陵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