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務工農民社會保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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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是城里人對那些進城務工農民的稱呼，是指那些仍然保持農民身份（指戶籍）到城鎮里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員，有離土不離鄉和離土離鄉兩種，主要是指離土離鄉的那種。他們一般都是農村的精英。為向往美好生活，他們離開農村，來到城鎮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一般是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又臟又累報酬又低而且不穩定的工作。根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的《2000年全國千戶企業管理調查研究報告》表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城鎮化的提速，已有9820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使中國工人隊伍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農民工正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據統計，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從業人員總數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到68％，在建筑業中占到80％，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農民工占從業人員總數的52％以上。
據粗略調查，我們發現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主要集中在建筑裝修業、裝卸搬運業、商業服務業等，他們的就業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就是沒有取得正式的就業身份，地位不穩定的就業，傳統上叫“臨時工”。“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是農民工這個群體的主體，我們在城市的各行各業中都可以看見他們的身影。他們為城市經濟的發展乃至中國經濟近年來的高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的主力軍。他們的主體地位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承認，但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他們所應該享受的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卻沒有隨之跟進，而處于停滯甚至是“真空”狀態。不少學者和研究人員對此展開了調查研究，用大量的數據分析問題之所在及其產生原因，提出了許多解決之策。這些文章主要由社會保險談開，但他們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狀況的描述多以數據為主，缺乏具體的情境。針對這一問題，本文嘗試著用社會學質性研究方法中的個案訪談法去挖掘事實，弄清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其前因后果，進行初步的理論探討。
一、農民工社會保險狀況
（一）絕大部分農民工游離于社會安全網之外。我們在粗略的社會調查中發現，除了極少數的企事業單位“正規就業”的農民工通過其單位組織及那些個人有能力通過購買商業保險而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絕大部分“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游離于社會安全網之外，他們通過自己艱辛的勞動而獲得“裸體工資”，在城市艱難地生存，已無能力通過購買商業保險而進入社會保障體系，有的甚至都不知社會保險為何物。
以下是幾段訪談記錄。
問：“你有沒有加入社會保險？”
HZ041答：“學校除了每月給我450塊，以前是400塊，還有給個小房子給我們住，管水管電，此外什么都不管，我們也沒有錢交。”HZ041系一學校臨時清潔工人，五十多歲，通過熟人的介紹到學校里打雜，夫婦倆雙雙受雇于該校后勤總公司。他們在學校里已經做了兩年多的時間，工作比較穩定，但是比較辛苦，他們每天從早上4、5點鐘開始打掃一個大院（面積約為50畝）一直到中午，下午從2點鐘到4點鐘還要打掃。只要工作不出什么差錯，就不會被解雇。學校沒有跟他們簽訂就業合同，也沒有社會保險，除了給他們基本工資、一間非常簡易的小屋子（只有6、7平方米）和水電免費外其余一概不管。他們的生活極為儉樸，自己從家里帶米過來，一個月的支出才100多元。他們家中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除了大兒子已經結婚外，其余的都尚未結婚，兒女們的婚嫁費用基本上都要由他們夫婦負責。這是他們雖已過天命之年，但仍然在外打工的主要原因。
GZ01答：“像我們這樣的散工是不用交的，我也不清楚社會保險是什么？”GZ01系一名搬運散工，是我們在調查街頭“散工”的時候碰見的，當時他正在等待雇主。在和他的交談中，我們發現他的工作基本上沒有保證，極不穩定，做一場活是一場。每天和工友們在街邊等待雇主，主要是搬運，其他的體力活也干。在等待雇主的過程中，他經常和工友們在路邊圍在一起借玩紙牌、下棋打發時間。由于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比較低，從勞動力市場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只能在街頭等待雇主的雇傭。他們的狀況在農民工群體中是比較差的，屬于中下層，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農民工。
GZ02答：“像我們搞建筑裝修的，社會保險對我們來說特別有意義，尤其是工傷保險。出門在外，誰沒有個三長兩短的，可是老板不管這些，他不拖欠克扣我們的工資就感天謝地了！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沒有固定工作，今天做完后就不知道明天有沒有活干，自己也顧不上自己。”GZ02從事建筑裝修業工作，和他的同鄉一起，給那些“包工頭”打工，工作不穩定，開工時間也不足，不過報酬還過得去。一場裝修活的持續時間比較長，收入要比在家里種田來的高，但是經常面臨被拖欠工資的困境。
我們不難發現，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狀況差別很大。其中，除了少數的合同工的狀況比較好以外，占農民工群體主體地位的“非正規就業”人員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如雇傭單位的社會經濟地位、農民工自身的條件和選擇，等等，而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二）農民工生活保障的主要方式——初級群體及土地。既然大多數的“農民工”沒有社會安全網的支撐，那他們是如何度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難關呢？調查發現，對廣大“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來說，家庭、一起外出務工的同鄉和工友是他們在外面遇到困難時能給他們提供必要幫助的來源，而家鄉的土地則是他們的“大后方”，給他們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安全和心理安全。
問：“如果你在外面打工遇到困難，比如一時沒有工作、疾病、工傷，怎么辦？”
HZ01答：“我們還好，各種保障比較齊全。我現在是合同工了，上醫院看病，單位給報銷，每年是360元，都打到那個醫療卡上。超出部分，如果超出一千元的，它給你報75％，不足一千元的，就自己掏腰包了。工傷我們有保險，失業就難說了，我現在在這里干了四年，去年才成為合同工。”HZ01系一國有股份合資的酒店員工，她之所以能夠成為合同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有關部門發了文件，要求規范用工，她的工作單位是一家國有股份合資酒店，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了。但是她的合同是一年一簽或兩年一簽，到時候單位會不會因為她年齡的緣故而不與她續簽合同，目前尚不可知。按照有關規定，養老保險金必須繳納滿15年后才能享受，她的各類保險能否繳納滿15年，還是個未知數。她在合同期間還是能享受她應得的各類保險，她的情況在農民工群體里算得上是相當不錯的了。
HZ03答：“除了十分嚴重的工傷以外，學校可能會管一些吧，其余的大小疾病一概不理。如果真的需要幫助的話，那只能找一起工作的工友幫忙了。大家都這么熟，都出門在外，誰沒有難處啊，有個照應吧。像我們這樣的臨時工無所謂失業不失業的，你做一天是一天，隨時來，也隨時準備走人。年紀一老，就只能回老家，靠兒子養唄。”
HZ042答：“我們家里的田地由我們大兒子耕種，二兒子三兒子也在外打工。我們兩口子在這里掃掃地，有啥事兒可以有個照應，大不了回去。反正家里還有田。”
HZ03系一學校教學樓臨時管理員，HZ042系HZ041的妻子。他們是具有“養兒防老”傳統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做法是廣大農民工在現實生活中的普遍性選擇的反映，既是對“傳統”的“繼承”，又是對現實的無奈。
那些“正規就業”的還好，而那些“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在不能獲得雇傭方提供的社會保險而自己又無能力進入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家里或者寄予一起打工的工友，希望在需要幫助的時候能幫他一把。在外面，他們靠自己，還有他們的同鄉、工友等撐起自己的安全網；在家里，他們外出以后，原有的承包田由其家庭中的其他成員耕種或者請親戚、鄰里代為耕種或租給他人耕種（也有的拋荒），收獲可滿足家庭成員基本的生活需要。在他們遇到困難或年老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回來耕種他們的田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耕地是他們的大后方，是他們家庭生活的保障”。農民工的生活保障與社會保險相比，它的低水平、不可靠性是顯而易見的。從這方面來講，很大程度上初級群體及土地承擔了他們的社會保險。這就是他們的“保險”。
二、農民工社會保險的弱勢地位形成原因初步分析
（一）雇主的強勢使農民工對社會保險問題“失語”。在中國目前勞動力市場總體呈供過于求這個大背景下，雇傭方不用擔心雇傭不到農民工。雇傭方和受雇傭方的力量對比懸殊，使農民工，特別是廣大靠出賣廉價體力的“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根本就沒有任何資格跟雇主談什么條件，連個勞動合同也不敢說，更不用說社會保險了，即使說了，也沒有用，雇主也不會予以考慮。他們這場活做完以后，就希望有下一個雇主來雇傭他們，趕下一場活。只希望雇主能及時發放工資，根本不敢奢望什么社會福利保險。
問：“你給雇主提供了什么？又從雇主那里得到什么？”
HZ03答：“我的工作就是看守樓道，每天早上開門，晚上關門，還要負責打掃兩個教室和三個教師休息室。工作比較清閑，但沒有假期，寒假暑假都要留在這里。每個月450塊，節假日有時會發點禮物。我住值班室，不用交電費，水費也不用，洗手那地方有，其他的就沒有了。但總的來說工資水平達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吧。我這工作比較穩定輕松，比外面的人要好。雖然錢是少了點，但是外面的人都想進來，也不敢奢望其他的。現在找工作的人多啊。人家400塊，350塊，甚至300塊也干。不愁找不到人。沒有辦法（搖頭）。”雖然HZ03覺得收入是少了點，但是，他沒有辭掉工作，仍然忍受著沒有節假日、工作時間長的困擾。他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回家過年了，寒暑假都留在學校里“堅守崗位”，除了“裸體工資”外，沒有任何加班費。在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中，HZ03覺得自己還是比較幸運的，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定輕松的工作。盡管他付出的勞動和所得的報酬并不對等。
GZ01答：“像我們這樣沒有什么文化的，又沒有什么技術，只能做一些技術含量低的體力活，有活干就好了。現在工作不好找，我們也不敢想什么福利保險什么的，老板能及時按照講好的價錢發工資，不要隨意克扣我們的‘糧餉’就行了。我們這樣的無所謂有沒有放假不放假的。”像GZ01這種用自己廉價的體力和雇主交換維持生活的經濟來源的農民工比比皆是，除了體力以外，幾乎沒有資源和雇主交換，在雇主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GZ03答：“我是給親戚打工的，他吩咐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主要是體力活，管吃管住，每月基本工資600塊，還有按銷售額提成，平均一個月也有800多塊吧。過年還有加發一個月工資作獎金，親戚之間，其他的也沒有計較，有困難的話，大家都會互相幫助的。工作基本是在白天做，有時晚上也做一些，不過很少。我覺得還是比較不錯的了。”GZ03系一私營建材零售店銷售員，他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家族企業之一斑。相對于外面的人而言，家族成員之間，賬目不會算得那么清楚，他們共同維系著他們的“保險”。
農民工自身的勞動技能偏低使他們缺乏跟雇主談條件的籌碼，各方面的不利條件使很多農民工對社會保險福利方面的要求“緘口不提”，只能無條件接受雇主不成文的“霸王條款”。而處于強勢地位的雇主為了獲取最大利潤，不會為農民工承擔除了“裸體工資”以外的任何負擔，他們抱著農民工有的“三只腿的青蛙難找，兩只腿的農民工滿地都是”的態度，漠視農民工的利益。于是，大多數農民工便處于一種“三不管”地帶，即不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險，雇主有根本不會考慮它，而自己又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社會安全網絡。
（二）缺乏代表農民工利益的組織機構。農民進城務工以后，他們的身份比較尷尬，農民又不是農民，因為他當前從事的是非農產業；工人又不是工人，因為他還保持著農民的身份。他們來到陌生的城市打工，由于在勞務市場上的地位比較低，力量也比較分散，根本無法與雇主的力量抗衡，只能在城市里“孤軍奮戰”，抗御風險的能力比較差。而缺乏以維護農民工利益為己任的組織機構，使農民工顯得無助，也不能把農民工組織起來抗御風險。農民工只有在自己不能忍受自己的權益再受侵害或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才會去求助有關機構和社會，使他們的利益不能得到及時保障。因為在合法的框架內不能組織起來，他們有時會依靠不合法的激憤行為表達他們的要求，比如用暴力手段圍困拖欠工資的雇主，等等。
（三）制度的設計。改革開放使中國逐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的影響也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而消失，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戶籍。按照戶籍的劃分，可分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有土地耕種，而城鎮居民則可以享受到國家提供的各種福利待遇，最明顯的是最低生活保障。農民進城務工后，他們仍然保持農民的身份，自然不能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制度的設計使農民工自己對社會保險的利益不敢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只能通過自己、家庭、朋輩群體和業緣群體，還有家庭承包的責任田來構筑自己的安全網絡。在傳統觀念的束縛下，許多農民工在社會保險這個問題面前做出不合理的選擇，其中以“養兒防老”、安土重遷等觀念的影響最大。“家中有兒子，老來有依靠”，許多農民工抱著這種心態，在城市里務工時，不會在乎雇主提不提供諸如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甚至覺得是理所當然不能得到。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認為自己是屬于城市的，只是一個過客——一個來“淘金”的短暫的過客而已，等到他們年老以后，他們仍然要回到他們的農村，很少人能留下來。
三、小結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廣大“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游離于社會安全網之外，他們只能通過自己、初級群體和田地去構筑他們的安全網絡。此外，他們還難逃被城市（雇主）剝削榨取的命運。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來自社會，其中，雇主的強勢，也就是雇傭方和被雇傭方的力量不對等；以維護農民工利益為己任的組織機構的匱乏；還有制度的不合理等是主要原因。這種狀況將對農民工自身及其家庭、農村、城市、乃至整個中國造成一系列嚴峻的后果。
農民工社會保險方面存在的隱患，如果得不到及時清除，必將影響我們國家的前途命運。可喜的是，農民工問題業已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政府部門的關注。2004年許多地方政府把敦促企業組織發放拖欠農民工工資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如浙江的力度就相當大，而且成效顯著，許多農民工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資。此外，一些地方已經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做了有益的嘗試，比如上海、成都、廣州、遼寧等地已經用各種方式把農民工逐步納入到社會安全網絡中來。據相關報道，北京已出臺相關政策，農民工到指定醫院看病可以報銷10％，深圳也在這方面做出了相關的嘗試。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也于2004年3月份和6月份分別頒布實施了《最低工資規定》和《關于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完善了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開始考慮把農民工納入國家構建的社會安全網中來。但是，“法律效能的高低取決于支持該法律的團體力量的大小”，這些法律法規能否實現經濟生活中發揮它的作用還有待于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支持。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險問題的出路在于提高作為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的社會經濟地位，增強他們抗拒風險的能力，制度性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現存的制度沒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人類的發明，這些發明必須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當它們做不到這一點時，它們就應當被更負責、更公平、更民主的制度代替。馬克思是這么說的，杰斐遜也是這么說的”。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險問題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它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更為負責、更為公平、更為合理的制度在不久的將來會在中國社會中建立。一個更為和諧的社會也將隨之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