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保險告知義務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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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缺乏體系化機制，我國海上保險法律規則存在法律移植漏洞、逆序立法和法律更新的不足，法律對告知義務的告知事項、義務期間等內容的規定存在法律間隙。筆者通過對各種學術觀點的比較、分析，結合實踐提出了多種告知模式并存的新模式、多個告知時間段、明確“合理謹慎”的形式要求和“影響”程度等改革建議。

關鍵詞:告知模式;海商法;體系化

海上保險作為最早發展的保險交易類型，屬于財產保險的一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以下簡稱《海商法》)第十二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所構建的海上保險告知制度存在規范裂隙，在具體案件中不能明確告知義務的主體、告知內容、告知時間等內容。所以，我國海上保險相關法律需要完善。

一、問題的提出

《海商法》和《保險法》規定的告知模式不一致，且《海商法》并未對主動告知的“重要情況”作出明確規定，僅要求被保險人在合同訂立前履行告知義務，導致告知內容的范圍模糊不清。對此現狀，學者們的看法不一，存在爭議。

二、我國告知義務法律規則現狀

(一)告知模式規定不一致根據《海商法》確立的被保險人主動告知模式，責任的主體是被保險人，告知時間為合同訂立前，被保險人需告知的是是否知道或應該知道在正常業務中會影響保險人的重要情況;根據《保險法》確立的投保人詢問告知模式，告知義務的主體是投保人，投保人可能為被保險人，保險人詢問的情況是通知的內容。比較這兩種不同的告知模式的可行性，一方面，我國《海商法》第222條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負有主動的無限告知義務，另一方面，詢問告知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在立法技術上優于主動告知的立法模式，避免了不能確定的問題的出現，然而，筆者認為，這兩種模式都沒有從海上保險法律一體化的角度解決海上保險合同當事人之間本質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為了解決海上保險法律一體化的不足，人們應當將最大誠信原則納入海上保險法律規則修改與完善的指導精神中，制定一部體系化的海上保險法律。

(二)關于告知義務期間之爭議朱作賢認為，告知義務的時間范圍是從開始提出投保要求到保險合同訂立前，但是李微認為，僅憑這兩部法律不能全面地規定多種情況下的告知義務的具體時間。在合同復效或者合同變更導致危險增加等特殊情況下，合同訂立的實質條件會發生變化，這會導致新的條件下的新的未訂立的保險合同的出現，此時保險人有權作出選擇，決定是否訂立新的合同。所以，為了保險合同的訂立，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應該負有在合同變更范圍內將新產生的重要情況告知保險人，促使新的合同成立的告知義務。關于前合同告知義務，《海商法》并沒有明確這一時間范圍，只規定了在“合同訂立前”的告知義務，那么是否存在其他階段的告知義務?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的案例①，我們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對告知時間范圍的解釋是“投保時至保險合同成立前”，即在被保險人或投保人向保險人提出保險要求后，就要開始履行告知義務。再比較《海商法》和《保險法》的規定②，前者規定“達成協議”后合同成立，而后者規定“同意承保”后合同成立，兩者存在不一致。現實中由于當事人對“達成協議”的解釋有誤，產生了關于簽發保單是否為保險合同成立的要件的爭議。③

(三)關于“影響”程度之爭議關于對告知義務主體違反告知義務對結果的影響程度的規定，《海商法》第222和223條第2款中只規定了兩個“影響”，而《保險法》第16條第5款的規定為“重要影響”，兩部法律規定不一，從文義解釋上，后者比前者要求的“影響”的程度更高。對此，海商法界的三種學說:有風險增高可能性的影響、純粹性影響和決定性影響。相比這下，決定性影響更有利于維護各方公平利益。“決定性影響”的包括范圍有限，只有在告知義務主體未告知保險人對承保決定或保險費的確定有決定性影響的重要情況時，保險人才有資格解除合同，可以防止保險人憑借濫用權利解約。《保險法》第16條第2款的規定就是按照“決定性影響”之標準，但是該條第5款的“重要影響”并不明確。

三、告知義務體系化完善的建議

(一)新型告知模式為了促使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建立起一種誠信對話機制，筆者認為，立法者可以在修改《海商法》的告知義務相關法律規則時以主動告知為主要告知模式，以詢問告知為輔助告知模式。主動告知模式更能體現最大誠信原則，被保險人和投保人不僅不能有主觀惡意，還要主動地如實告知保險人相關的重要情況。其次，即使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根據“合理查詢”義務及時地如實告知了保險人自己應當告知的相關重要情況，還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這就需要保險人進行詢問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因為要想被保險人或投保人了解保險人的全部心理想法是不可能的。如果應用詢問告知模式，能夠彌補主動告知模式的不足。

(二)多個時間階段的告知義務《海商法》告知義務在時間上的規定應該包括訂立合同前和特殊情況這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海商法》規定的“達成協議”應該解釋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簽發保險單并非海上保險合同成立所必備的要件。由于當事人對《海商法》第221條的“達成協議”的理解容易發生偏差，應該修改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以不達成書面協議，以避免實踐中由于法律規定在字面上的局限性解釋而產生的誤解。在第二個階段，在合同復效或者合同變更導致危險增加等特殊情況下，被保險人或投保人負有在合同變更范圍內將新產生的重要情況告知保險人的義務。

(三)告知形式必須合理我國《海商法》對告知義務的實質要求較為完善，但是由于我國在海上保險法領域缺乏一部體系化的法律，缺乏對告知義務的履行方式的詳細規定。立法者可以通過借鑒英國，規定告知義務主體的告知形式必須清晰易懂且合理。④立法者還可以修改告知義務主體的履行義務的具體形式，例如填寫書面表格、按時間順序、重要性大小的順序進行整理后再提交給保險人等方式，這樣一方面，保險人的負擔將會減輕，雙方之間也能夠形成良性的溝通氛圍，另一方面，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也能夠明確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是否正確履行義務。

(四)“影響”程度之區分在對主觀狀態的區分問題上，盡管我國《海商法》相比于MIA1906已經較為詳細，但是和《保險法》相比，《海商法》在這一方面還不夠科學還要繼續完善，應該借鑒《保險法》劃分為故意和重大過失，并排除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或投保人不存在故意且不存在重大過失的情況下的合同解除權。在后果的嚴重程度區分問題上，司法解釋可以進一步明確“決定性”影響之標準，并可以借鑒“保險法”第16條第2款，在《海商法》第223條新增關于被保險人違背告知義務的“影響”的影響程度的規定，或者用“決定性影響”替代該條的“影響”。

四、結語

從理論的角度，當初訂立的規則現在是否能夠完全正常適用，這是海商法學術界一直研討的重要議題，當初參與制定我國海商法相關法律法規的學者也普遍呼吁修改現行法律。當前學者研究的焦點是如何完善《海商法》的相關規定，從而明確告知義務的告知模式、告知范圍、告知的時間階段以及告知方式，明確各方的權責。因此，立法者需要對告知義務進行適應當下海上保險業發展的、全方位的綜合考量，細化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的實質內容和形式要求，進一步完善告知義務法律規則。只有這樣，才能促使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建立起一種誠信對話機制，中國海上保險業才能更加健康有效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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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作賢．對海上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的誤讀［J］．世界海運，2015，38(6):44．

［6］巴里斯•索耶，鄭睿．英國保險法改革對《1906年海上保險法》的影響［J］．中國海商法研究，2014，25(04):25．

作者：邱楠 單位：上海海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