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投資情況比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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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促進了中國商品出口迅速增長，1989年到2001年中國年均出口增長率為15%。1989年外資企業占中國總出口不足9%，到2002年其份額已占到一半。在某些高科技產業，2000年外資企業占電子電路產品總出口的比重高達91%，占手機總出口的比重高達96%。2000-2001年中國吸收的FDI中大約有2/3投到了制造業部門。

相反，在印度，FDI推動印度出口增長的作用不是很明顯（除信息產業外）。流入印度制造業的FDI主要是尋求市場型投資。90年代由FDI產生的出口只占印度總出口的3%，即使到現在，FDI占印度制造業出口的比重估計也不足10%。

2000-2001年，中國大部分FDI都流入了大范圍的制造業。而在印度，多數FDI流向了服務業、電子電氣設備產業，以及工程和計算機行業。

如何解釋兩國存在的這些差異？影響FDI的因素包括：基本因素、發展戰略與政策，以及海外關系網。

基本因素

在影響FDI流入的經濟基本因素方面，中國比印度具備更優越的條件。中國的GDP總值和人均GDP都高于印度，對于尋求市場型FDI來說，中國的市場更具吸引力。中國的教育程度也比印度高，勞動力技術水平更嫻熟，對于尋求效率型投資者來說，中國也比印度更具吸引力。此外，中國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基礎設施更具競爭力，特別是沿海地區。然而，印度在技術人才（特別是信息技術人才）方面具有更大優勢，國民的英語水平也更高。

通過分析兩國吸收的FDI的組成成份，可以發現兩國具有的不同的競爭優勢。在信息和通信技術方面，國際跨國公司的參與，如宏基、愛立信、通用電氣、日立、現代、英特爾、LG、微軟、神達、摩托羅拉、NEC、諾基亞、飛利浦、三星、索尼、臺積電、東芝和其他大型跨國公司，使得中國成為硬件設計和制造中心。而印度專攻于IT服務業、呼叫中心、企業后勤業務（back-officeoperations），以及R&D。

由于中國經濟迅速增長，本國消費者對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需求正在增加，如家用電器、電子設備、汽車、住房和休閑產業。國內需求的迅速增長，以及具有競爭力的企業環境和基礎設施，吸收了大批尋求市場型的投資者，同時也促進了從事制造業輔助服務的本土公司的發展。

中國對待FDI的態度和政策，以及FDI審批手續也足以說明為什么中國在吸引FDI方面更出色。

中國比印度更具“商業導向性”，擁有更多的“FDI友好型”政策。

中國的FDI審批手續更簡便、決策更迅速。

中國的勞動法更靈活，企業用工環境更佳、企業進入市場與退出市場的手續更簡便。

最近，在對企業環境進行調查中發現，中國在宏觀經濟環境、市場機會、和FDI政策方面比印度更具吸引力。印度在政治環境、稅收和融資方面的得分高于中國。2002年對跨國公司投資計劃調查中發現，中國第一次取代美國成為FDI首選的目的地，而印度只排在第15位。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的調查也表明，中國在FDI政策框架、市場增長、消費者購買力、投資回報率、勞動法規和稅收方面都優于印度。

發展戰略和政策

中印兩國在FDI方面的不同表現也與兩國FDI自由化時機、自由化進程、自由化內容，以及發展戰略上的不同有關。

中國于1979年對FDI開放市場，并逐漸地實現

了投資體制自由化。印度開放的時間比中國要早很多，但直到1991年才采取了全面的步驟實行投資自由化。

兩國吸引的FDI類型不同，追求的工業發展戰略也不同。印度長期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政策，并依賴國內資源和國內企業推動這一戰略，其只在高科技產業方面才鼓勵FDI流入。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后，采取的是漸進的自由化方式，并強迫外資企業采取合資形式，同時還限制FDI進入某些特定領域，但中國賦予FDI（而非國內企業）許多優惠條件，特別是對出口導向型的FDI。上述政策不僅吸引到大量的FDI，也導致迂回資金（中國國內企業把資金轉入香港，然后再投資回中國，以逃避政策限制或獲得給予外國投資者的特殊優惠條件）的出現。在印度，迂回資金（主要是通過毛里求斯）很少，而且主要是為了避稅。

由于中國國內市場不完善，并且在外包、管理、本土投入品中存在問題，導致在中國運作的跨國公司的生產活動“過于內化”。所以，制造業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中，有部分FDI是對中國市場環境不健全做出的“次優選擇”。

印度的情況有一些不同。企業家精神在印度國內的企業中得到了迅速發展。此外，由于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已經具備，同時對FDI的限制政策一直沿續到90年代，在印度的跨國公司通常采取“外化”的生產模式（如授權經營和其他契約性安排）。即使在實行了廣泛的FDI自由化政策后，“內化”模式也沒能成為主導模式。在信息技術產業，向印度私人企業采購零部件，這種做法的效率更高，印度國內有眾多合格的分包商。

2001年入世后，中國實行了對FDI更加有利的政策。隨著中國服務業進一步自由化，中國的投資環境將進一步得到改善，例如，2004年中國將允許外國獨資企業進入租賃業、倉儲業和批發零售業，2005年允許進入廣告業和聯運業，2006年允許進入保險業，2007年允許進入貨物運輸業。中國已經開放了零售業市場，并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大型零售企業和超市的投資，如歐尚、家樂福、DiaryFarm、伊藤洋華堂、吉之島、萬客隆、麥德龍、普爾斯馬特、7-11便利店和沃爾馬。

印度政府正在計劃向FDI開放更多的領域，進一步放寬外資企業持股上限。為了確定吸引更多FDI流入的方式，印度計劃委員會于2001年8月成立了FDI指導委員會，并且學習中國的模式，成立了經濟特區。在促進貿易和吸引FDI方面，中國的經濟特區比印度的出口加工區更加成功。

海外關系網

除了經濟和政策因素外，另一個足以說明中國能吸引大量FDI的因素是：對于海外華人企業和個人來說中國是其投資目的地，特別是亞洲的華人。海外華人商業網絡巨大，且能向中國大陸大量投資，而印度海外商業網和其向印度投資的規模都很小。這是為什么呢？海外華人數量眾多，更具企業家精神，重視與中國國內親屬的關系，并且有興趣和財力在中國投資，此外當其向中國投資時，他們往往受到貴賓的待遇。而海外印度人數量較少，且多為專業人士，而且與中國人不同，印度人不經常與國內親屬聯絡，也缺乏向印度投資的財力。

中國和印度都是跨國公司轉移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候選國，跨國公司是促進中國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印度，跨國公司主要集中于服務業，特別是信息通信產業，幾乎所有的美歐大型信息技術企業都在印度設有機構，而且多數位于班加羅爾，例如美國運通、英國航空公司、美國大型保險金融集團Conseco、戴爾計算機和GECapital公司都把其后勤業務放到了印度。其他公司，如亞馬遜和花旗銀行，也向印度本國企業和駐印度的外國企業外包其服務業務。外國公司控制著印度的呼叫中心業務，其占印度此行業年營業額15億美元的60%。

作為投資首選地，中國境內的投資者的信心正在增強，財富500強企業中有80%都在中國進行了投資，37%的財富500強企業向印度外包其業務。盡管印度相關政策環境得到了改善，但跨國公司的投資興趣依然冷淡，也有一些例外，如信息和通信產業。

如果中國和印度能在其發展中協調FDI所發揮的作用，兩國在吸引FDI流入方面前景十分樂觀。巨大的市場規模與市場潛力，技術型的勞動力資源及低工資成本，都仍將是其吸引FDI流入的主要動力。中國將繼續吸引大量的FDI流入，印度則是其最大的競爭對手。如果印度的政策繼續得到改善、政府承諾把吸引FDI作為其主要目標，在充滿活力的國內企業的支持下，流入印度的FDI將開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