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助推器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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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向中國境內2800家日韓在華投資企業發出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70份，回收率為16.8%。其中，日資企業占接受調查企業總數的73.56%，韓資企業占接受調查企業的26.56%。

被調查企業的規模，從職工人數上講，日資和韓資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500人以下的企業分別占總數的75.2%和72.65%。從投資規模上看，投資規模在100萬—1000萬美元的企業分別占日資和韓資企業總數的45.6%和43.1%。相比而言，日資企業投資規模大于韓資企業，這一結果符合在中國投資的日本和韓國企業的總體情況，即韓國對華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122萬美元）小于全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平均項目規模（191萬美元），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193萬美元）則高于平均水平。從企業類型看，日資企業以獨資和合資兩種類型為主，日資和韓資公司多占控股權，股權比重為50%以上的企業分別占總數86%和83.49%。

從產業結構講，日本和韓國在華投資企業和其母公司均以制造業為主，比重分別為92.3%和78.6%。此外，有少量公司從事批發零售、倉儲運輸和其它行業。在制造業中，日資企業多從事電氣機械和電子通訊設備生產（約占總數的22.1%），其次為紡織服裝和皮革制品、金屬制品、化學原料制品和精密儀器及辦公機械；韓資企業多從事電氣機械和電子通訊設備、紡織服裝和皮革制品的生產，約占總數的32.79%和24.59%，其次為橡膠塑料制品、金屬制品和食品飲料等產品的生產。

投資主要因素及經營評價

日資和韓資企業對來華投資主要影響因素的評價基本相同（見表1），均認為潛在的生產規模、中國經濟的穩定、政府辦事效率及其公正性、中國吸引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等因素更為重要。此外，良好的基礎設施、低廉的土地價格以及勞動力資源充足、素質高、工資成本較低等方面的條件，也是吸引日韓兩國投資的影響因素。而對于礦產資源、跟隨上下游企業到華投資、繞過貿易壁壘以及語言文化上的相近性等因素，企業并不十分看重。

表1影響日韓企業來華投資的因素

影響因素日資企業韓資企業

1.潛在市場規模4.124.00

2.良好基礎設施3.853.75

3.勞動力充足4.033.87

4.工資水平低3.143.57

5.人力資源素質高3.83.57

6.土地價格和租金便宜3.863.67

7.礦產資源1.91.77

8.跟隨上游或下游企業2.382.17

9.當地企業的配套能力2.72.97

10.母國企業在華聚集成一定規模3.172.63

11.地理接近2.972.80

12.語言文化容易接受2.772.88

13.經濟穩定4.223.97

14.吸引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4.184.02

15.政策透明度4.033.91

16.政府辦事效率和公正性4.143.99

17.繞過貿易壁壘2.842.81

總體看來，日資和韓資企業對于在中國的經營情況基本滿意，對降低經營成本的效果、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尤其對員工素質的評價較高。但是，日韓企業對其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評價不高，尚未達到其來華投資的預期目標。對于當地企業的配套能力，無論是人力資源水平、按時交貨、還是產品質量，日資和韓資企業均較為滿意，但對配套企業的技術能力的評價相對較低。

貿易與投資關系

日韓與中國之間的投資和貿易關系十分緊密。從總體情況看，日韓對華投資的發展趨勢與雙邊貿易的變化走勢是基本一致的。在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999年中日貿易恢復增長，2000年取得高速發展，雙邊貿易的增長率達到25.7%。與此同時，日本對華投資也迅速回升，從前幾年的負增長，轉為2000年對華投資的協議金額和實際使用金額分別上升44.1%和8.1%，2001年對華實際投資增長則高達49%。中韓之間的貿易與投資也呈同步變化趨勢，2000年恢復增長，2001年達到高速增長（雙邊貿易和實際投資額的增長幅度分別為4.3%和30.9%）。

企業問卷調查的結果，更為具體地反映出中國與日韓之間投資與貿易的關系，說明投資對貿易的帶動和促進作用比較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日資和韓資在華公司的技術來源主要依靠其在國外的母公司提供（分別占79.4%和74.79%）。從出口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看，日資和韓資企業出口占銷售收入一半以上的企業，分別占企業總數的69.9%和70%，而出口占銷售收入90%以上的企業，分別占企業總數的49.5%和50.91%。

從產品的最終市場看，日資和韓資企業的出口市場均以投資方母國市場為主，分別有75.6%和64.17%的日資和韓資企業以本國市場為出口目標。而且，在日本企業中，產品返銷本國市場的比例較高，返銷占出口總額75%以上的日本企業，占被調查日資企業總數的48.9%。此外，對日資企業而言，美國、歐盟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亦十分重要，均有1/5以上的企業以上述國家和地區為出口市場；對韓資企業而言，除本國市場外，出口市場的重要程度依次為美國、日本和歐盟，且美國市場對韓國企業的重要程度大大高于日資企業。同時，日韓在華投資企業中公司內貿易十分普遍并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公司內貿易所占比重為75%以上的日資和韓資企業分別占39.2%和40%。

從產品出口的市場分布和公司內貿易的比重可以看出，日韓將機械、電子、通訊設備等一些產業的生產加工環節轉至成本較低、市場潛力巨大的中國大陸生產，產品又大規模返銷投資來源國，通過這種公司內貿易和產業內貿易，日韓對華投資極大地促進了中日和中韓雙邊貿易的發展。例如，在被調查的日韓在華投資企業的產業結構中，投資于機械和電子通訊產業的企業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其他行業，而在中日和中韓的雙邊貿易結構中，近幾年機電產品也已經成為貿易額最大的商品。

從零部件來源看，日資和韓資企業均主要是本地采購和從母公司進口，本地采購零部件的日資和韓資企業分別為89.9%和69.8%，從母公司進口零部件的日資和韓資企業分別為73.7%和65.5%。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當地（包括本地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配套能力日益提高，能夠部分滿足投資方的需要；另一方面說明，日韓在華投資帶動了其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量對華出口。尤其是日資企業，有85.1%的被調查日資企業采取公司內（包括從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進口）采購零部件的方式。

日資和韓資企業的加工貿易出口在總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86.6%的企業有加工貿易出口），分別有37.6%和35%的日資和韓資企業，其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的90%以上。此外，在所有被調查企業中，83.8%的企業有加工貿易進口，這與日資和韓資企業對國外技術和零部件的依賴度較高有一定關系。

由于中國金融服務市場尚未完全開放，日韓在華企業的金融服務大多由中國本地金融機構提供，分別有90.4%和66.7%的被調查企業接受中資金融機構服務。此外，由于日本金融機構實力較強，在中國發展較快，有37.2%的被調查日資企業也享有日本在華金融機構服務。在運輸服務方面，日韓絕大多數公司（分別有84.2%和74.36%的日韓被調查企業）由中國運輸公司提供服務，說明中國運輸公司的服務基本上能夠滿足外資公司在華投資正常運營的需要。

投資環境評價及展望

1.對投資環境的評價日資和韓資在華企業對中國投資環境的評價基本一致，總體評價是投資環境有較大幅度改善，僅對個別領域尚不滿意，認為有所惡化（見表2）。對于市場條件，日韓企業的意見是：對基礎設施、中國勞動力的素質和工作效率普遍比較滿意，認為當地企業的生產配套能力、服務配套能力和商業信譽有一定改善，但不明顯。值得注意的是，有40%的被調查企業認為生產成本提高或略有提高。在制度性因素方面，日韓企業普遍認為有所改善，特別是在法律法規健全、政策透明度和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等方面，認為有明顯改善的企業比重已達25%左右，平均值大多在3.5以上。在政策性因素方面，對不同的政策領域評價有所不同。其中，對于國民待遇、勞工政策、加工貿易管理方式、市場和行業準入限制等方面的政策較為滿意。但對于政府對企業融資的限制、反壟斷管制、跨境資金調度等政策，認為改善幅度不大。此外，韓資企業對稅收之外的各種收費、日資企業對撤資管制有較多意見。比較而言，韓資企業對上述政策的評價普遍略低于日資企業。日韓在華企業對針對外資的鼓勵性政策的實施效果有較多不滿之處，除認為審批程序的簡化和對外國投資的園區政策有較大改善外，多數企業希望在稅收優惠、就業和培訓資助、土地資金補貼、研發資助和融資資助等方面得到更多優惠或鼓勵政策。在社會和文化因素方面，日韓投資企業均認為有所改善，特別是對外資的總體態度和當地企業對外資的態度上，平均值達3.5以上?？傮w來看，中國投資環境在近些年有明顯改善，企業問卷調查中意見較為突出的跨境資金調撥和撤資管制等制度性障礙，也將隨中國加入世貿和外匯管制的逐步放松而逐步得到解決。

表2對近年來中國投資環境的評價

市場條件日資企業韓資企業

1.基礎設施建設4.133.97

2.勞動力素質和效率3.813.69

3.當地企業的生產配套能力3.703.45

4.當地企業的服務配套能力3.693.56

5.商業信譽3.433.5

6.生產成本3.193.15

制度性因素

7.法律法規健全3.693.60

8.政府政策的透明度3.633.48

9.投資者的權益、知識產權保護3.453.39

10.投訴渠道及處理3.883.18

11.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3.633.65

政策性因素

12.市場和行業準入限制3.473.26

13.中央和地方的稅制3.433.19

14.稅收之外的各種收費3.282.93

15.政府對企業融資的限制3.433.11

16.跨境資金調度3.133.06

17.加工貿易管理方式3.313.3

18.勞工政策3.473.42

19.反壟斷管制3.093.02

20.國民待遇3.583.62

21.撤資管制2.963.87

對外資的鼓勵政策

22.稅收優惠3.013.3

23.土地資金補貼2.572.64

24.就業培訓資助2.832.85

25.研發資助2.812.59

26.融資資助33.02

27.簡化審批3.63.38

28.對外國投資的園區政策3.353.51

社會和文化因素

29.對外資的總體態度3.833.74

30.工會對外資的態度3.363.27

31.當地企業對外資的態度3.593.49

2.影響企業對華投資的主要障礙作為輸出國，日本和韓國國內均存在一些因素，影響日韓企業到中國投資的最終決策。首先，日韓企業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來自本國的社會壓力。其主要來源是商界和地方政府，分別有62%和57.5%的日資企業承認有來自這兩方面的壓力；韓資企業中，更多的企業承認有來自地方政府的壓力(65.5%)，其次是商界的壓力(43.7%)。來自工會和媒體的壓力對日韓投資企業相對較小。上述社會壓力的存在，其原因是各團體對涉及自身利益的相關問題較為關注。其中，最主要的是稅收問題，分別有63.9%和72.3%的日資和韓資被調查企業選擇此項。此外，有1/3的日資企業認為就業與產業空洞化是備受關注的問題，相比之下，關注這兩個問題的韓資企業比重較小（分別僅為11.82%和19.09%）。當然，不少企業也提出：投資國國內各利益集團對其它問題也較為關注，包括行業限制、政策多變、通貨緊縮、銷售渠道、市場前景、成本等因素。其次是制度性因素。日韓企業認為各自國內在信息服務、審批制度和融資環境等方面有較大改善；而在稅收政策、政府援助的帶動作用、對海外投資的限制性措施以及對技術輸出的限制等方面，認為基本未變或略有改善的企業比重基本持平（見表3）。對投資輸出方障礙的總體評價，也說明了日韓在華投資企業受到上述問題的困擾（見表4）。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都是稅收政策和商界壓力，其次為地方政府壓力、對海外投資的限制性措施、融資政策或審批制度等問題。雙重征稅和國內產業界對產業空洞化等問題的擔心，是影響企業到海外投資的十分突出因素。在影響日韓在華投資的障礙中，許多問題是企業共同關心的（見表5）。例如，生產成本的提高，是日韓企業反映的出問題，選擇此項的企業都超過被調查企業總數的50%。其次是稅收優惠政策的變化、各種稅收收費、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和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以及勞動力素質和效率等。隨著中國加入世貿，政府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和國民待遇的施行，中國的投資環境將不斷改善，有些原有的吸引外資的優勢將發生變化，如何進一步提高政府部門辦事效率、通過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控制生產成本快速上升并減少對外資不必要收費，都將是中國政府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

表3對投資輸出國的制度性因素評價

社會和文化因素日資企業韓資企業

信息服務3.733.57

審批制度3.653.60

融資環境3.443.38

稅收政策3.143.28

政府援助的帶動作用3.143.25

對海外投資的限制性措施3.273.09

對技術輸出的限制3.213.14

表4投資輸出國影響未來對華投資的主要障礙

排序日資企業韓資企業

1稅收政策稅收政策

2商界壓力商界壓力

3審批制度融資環境

4地方政府壓力審批制度

5對海外投資的限制性措施地方政府壓力

表5中國作為投資輸入方障礙（多項選擇）

排序日資企業韓資企業

1生產成本生產成本

2勞動力素質和效率稅收之外的各種稅費

3稅收優惠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條件

4政府政策的透明度稅收優惠

5法律法規健全勞動力素質和效率

6稅收之外的各種稅費政府政策的透明度

7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中央和地方的稅制

3.未來在華投資取向盡管存在上述障礙，在征求日韓投資企業對未來在華投資取向的意見時，多數企業準備追加投資、進行利潤再投資或新建投資企業（分別為70.8%和73.9%）。維持不變的日韓企業僅占被調查企業的28.9%和25.2%，只有極少數企業準備減少投資，但沒有企業選擇撤資。這說明，多數日資和韓資企業對在華投資的收益較為滿意，并對在華企業的未來發展抱有信心。

4.對東北亞地區合作的態度對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問題，絕大多數被調查企業認為開展經濟合作能夠使投資更加便利，而且也符合全球區域集團化的趨勢（日資和韓資企業分別為99%和96.4%）。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被調查企業認為也需要各自關注本國經濟的發展，這些企業擔心區域經濟合作會對本國發展不利，或是對合作的成效表示疑慮，認為三國不可能在經濟合作中達成協議（分別為19.56%和24.77%）。

對三國政府在促進相互投資中應采取哪些措施，日韓企業的看法基本一致。從企業選擇的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兩國多數企業對中日韓三國間的經濟合作寄予厚望，認為應就合作的長期目標和建立FTA（自由貿易協定）或EPA（全面經濟合作伙伴協定）的可能性積極開展研究，推動三國經濟合作關系向實質性階段發展。企業希望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對話機制，直接聽取企業對投資便利和投資促進政策的意見；同時，企業希望在三國經濟部長會議框架下，就投資便利和投資促進問題，協調政策和協商解決糾紛。這些都是能夠使企業投資經營活動直接受益，或是有助于減少摩擦、改善投資環境的積極性建議。

中國在日韓投資

中國在日韓投資的企業數量少，主要集中在與貿易相關的服務業行業，如運輸服務和貿易代表處等。對于到海外投資，沒有一家企業感受到來自中國國內的壓力，輸出方的障礙主要在于繁復而嚴格的審批制度。對在日韓投資的企業經營現狀，只有少部分企業比較滿意，認為日本投資環境較為穩定，韓國投資環境略有改善。但有相當多中資企業認為存在很多問題嚴重影響中國企業到日韓投資和擴大經營規模的積極性，有些企業甚至已經或準備撤資?？傮w來講，中國企業沒有明顯的所有權優勢，在日韓投資經營成本較高，此外，體制和文化上的差異構成了海外企業赴日韓投資的主要障礙。這表現在：

日韓均為非移民國家，自我保護意識強，對外資有一定的排斥。沒有為外資提供特殊優惠政策和服務，使企業產生強烈客居感；沒有專門的政府部門負責外資企業事務，企業遇到問題難以找到投訴渠道，且無法及時與相關部門溝通。

在行業準入方面，政府沒有嚴格限制，但海外投資企業在日本很難得到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日本行業技術標準高，對外來企業的限制更多體現在行業協會或同業公會的資格認定上，且日本企業界有時會設立針對中國的歧視性限制措施和條件。二是外資企業難以融入當地社會，中方獨資經營往往很難被接納，成功的投資多需要與日方合作進行。三是日本稅率過高（除47%的企業所得稅外，若利潤匯回，還需交納20%的預提稅，總稅率達58%左右）。稅負過重，影響投資效益，增加投資者的負擔。四是自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事件之后，中資企業很難在日本銀行融資貸款。五是銀行外幣存款被排除在存款保險范圍之外，增加了海外投資者的風險。

對韓國投資，也遇到一些障礙。一是韓國人的商業習慣不規范、隨意性大，影響其商業信譽；二是語言上的障礙，除大公司或商社外，使用英文在韓國企業界并不能暢通；三是投資企業和個人應交納相當于年度工資9%的國民年會（養老金），退休或離開韓國后返還。但自1995年7月停止返還，給赴韓國工作的常駐人員造成較大損失。

簽證問題是企業反映強烈的問題：短期商務訪問辦理簽證要求文件多、時間長。中方常發給日韓人員一年多次往返簽證，而中方赴韓人員雖有長期工作準證，每次回國前仍須到移民局申請再入境簽證。手續繁雜給企業投資經營帶來諸多不便。

推進器

絕大多數企業對三國政府就促進相互投資進行合作寄予較大希望，而且希望借此推動三國的經濟合作關系向實質階段發展。促進三國間相互投資的政策措施應從下列幾方面入手：

一是三國政府應明確肯定三國間的經濟合作，特別是相互投資對三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日韓企業中均有一半企業承認來華投資受到來自本國地方政府和商界的壓力，對稅收上的損失和產業空洞化十分擔心。但是，相互投資不僅是產業升級、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及拓展市場和發展空間的需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帶動和促進區域內貿易的高速增長，成為三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為此，三國首腦均應在正式場合明確表態，對三國間相互投資給予肯定的評價，明確相互投資有利于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的整體利益，以促進東北亞區域內相互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

二是加強和完善投資促進政策。企業普遍反映，由于語言障礙和政治經濟體制上存在明顯差異，企業對投資所在國的政策、法規、投資環境了解較少。這一問題，在日韓在華的中小企業中表現尤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這些企業到中國順利地進行投資經營并獲得預期的回報。中日韓三國的有關政府部門均應建立便于企業瀏覽的投資信息平臺，介紹三國的產業狀況、招商信息、政策法規；同時，為準備到其他兩國投資的企業管理和經營人員進行相關的培訓。

三是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在三國經貿部長會議框架下，應就投資便利和投資促進等問題進行定期磋商，在協調政策、解決糾紛的同時，根據企業在問卷調查中反映的對投資環境的意見，在如何提高政府政策的透明度、簡化審批程序、加強對勞動力的培訓、減少由于制度障礙或政策不當造成的成本上升等，并協調三國對海外投資企業的稅收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資環境。

四是落實2001年三國首腦達成的協議，如在商務人員往來方面切實為企業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