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保險投資管理比較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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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合投資的可行性研究

組合投資投資理論最初的創始人是Markowitz。他在1952年利用“均值-方差”來描述任意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收益和風險，他用方差和標準差來衡量任意證券或證券組合的投資風險，用期望收益和標準差來表述收益與風險的關系。證券投資可以分為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系風險，組合投資能將風險分散，比如將兩種互補關系的投資品種組成一個投資組合，就能將風險化為零。但風險是不能完全被化解的，這種能被分解的風險只有非系統系風險，系統性風險是無法避免的[1]。

然后就是構筑資產配置平臺。資產配置又有積極型配置和消極型配置，我們這里主要是研究積極型配置的情況。個人賬戶的投資管理者根據精算模型進行精確計算風險和期望收益，然后通過復雜的數量模型來對個人賬戶進行積極投資管理。在系統性風險比較大的時候，我們通過再平衡策略和戰術性資產配置策略進行投資管理，能有效保護基金免遭損失。在系統性風險不大的時候，我們可以更加積極的配置一些成長型證券。

但是，積極型的資產配置并不是說就可以高頻率的更換投資品種，更不可以隨意變更投資策略。據相關研究顯示，無論是資產的重新配置頻率過快還是變動幅度過高都會對收益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個人賬戶雖然資金龐大，投資管理也更科學。由于我國在信息公開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到位，內幕操作頻繁出現的特征，我國仍然屬于半強有效市場，甚至是弱有效市場。據Fama認為，對于不同程度的有效市場來說，在半強有效市場中基礎分析無效，在弱有效市場中技術分析無效。也就是說我國如果占有信息優勢的話將會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所以在我國投資管理者等機構是比普通投資者是占有優勢的。

影響個人賬戶投資收益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資產配置(戰略性資產配置)和時機選擇(戰術性資產配置)以及證券和投資管理人的選擇。據Gary(1986)的研究表明，資產配置是其中最重要的收益影響因素，其對基金收益的貢獻率高達93.6%，遠高于買賣時機、證券和投資管理人的選擇的貢獻率[2]。所以，不同類別資產配置效率的高低決定了個人賬戶投資管理收益的高低。但是，個人賬戶基金對安全性要求是第一性的，投資類別和投資比例在個人賬戶基金投資管理在進行資產配置時進行一定的限制則是必要的。不能隨意配置高風險的資產或對單一投資產品配置較高比例。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投資限制、股票的投資比例限制、貸款額度限制以及國際資產類別和比例限制[3]。

2.OECD典型成員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組合研究

個人賬戶資金在支出收入上有著相對穩定性、規模大以及長期性等特點，根據這些特點再結合我國投資環境，通過風險收益最大化原則，確定投資組合和投資比例。在設計個人賬戶投資組合的同時，先來研究一下OECD典型國家是怎樣在各資產間進行資產配置的。

2.1OECD國家養老保險基金的資產配置研究

OECD成員國之間對于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在資產配置方面并非是統一的，他們根據各自國家的市場環境，進行與各國相適應的資產配置，在借鑒他們的成功經驗的同時，我們不妨選取在美國、芬蘭、澳大利亞、智利、加拿大、日本、墨西哥以及德國等幾個在養老保險基金規模或經濟發展總體水平或資本市場環境或民族習慣與我國相類似的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這些國家也全部覆西歐、北美、拉美、大洋洲以及亞洲，同時，這些國家也是在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方面比較典型的國家。表1是以上幾個OECD成員國養老保險基金2010年的資產配置情況。

根據表1所呈現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四個結論：

第一，表中各國在股票以及票據和債券方面占據了養老保險基金大部分資金，兩者占有比例高達77.83%。其中股票投資比例占38.83%，這表明OECD成員國普遍呈現風險愛好型，追求高收益，但同時票據和債券的投資比例占39%，占據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額的最大比重，主要是為了中和由股票投資帶來的高風險，又可以保證基金的收益比較穩定而也不會大幅度波動。我們還可以發現，經濟和資本市場越發達的國家股票投資的比例都比較高。日本和德國雖然在國內股票上投資比例較低，但日本在國外證券上投資比例占19%，德國在共同基金上投資比例占17%，而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股票上的投資比例相對來說就比較低。智利在1981年就開始實行基金積累制，采用基金投資管理，完全實現了私營化投資管理，在投資管理上傾向于風險型投資。所以，智利在發展中國家里面是成功轉型的典范。

第二，經濟越發達，可投資渠道也越廣泛。從表4.1中得知，智利和墨西哥在其他投資渠道上的比例分別只有7.1%和0.4%，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點也充分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可投資渠道顯著窄于發達國家。對于我國來說，目前，我國的投資渠道也非常的狹窄，積極拓寬個人賬戶的投資渠道刻不容緩。

第三，發展中國家在現金和存款比例顯著低于發達國家。智利和墨西哥都只有0.5%的比例是現金和存款，遠遠低于3.61的平均值。這可能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近30年來才建立，可領取養老金的退休職工的人數遠低于發達國家所致。所以，對于我國來說，要精確統計好可領取養老金的人數，精確計算并保存足夠支付2個月的額度，以達到資金的充分利用，目前我國現金和存款比例超過一半，投資渠道狹窄，這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第四，發展中國家在票據和債券方面的投資比例非常大。墨西哥投資比例是81%，智利的投資比例也有48.6%，都遠高于平均值并高于股票投資比例，而大部分發達國家則不然，美國、芬蘭和澳大利亞卻是股票投資比例大于票據和債券的投資比例。這是因為由于發展中國家股票市場機制不完善，大起大落頻繁，投機盛行，再加上投資人才匱乏，所以投資于風險系數相對較小收益卻比較穩定的票據和債券，既可以保證養老基金的收益又能控制風險。在我國個人賬戶投資管理改革前期，也可以適當偏重于這一方面，隨著股票市場的不斷完善，逐步加大在股市的投資比例。但應該設定最高投資比例限制，一方面是為了控制投資風險，另一方面是為了由于防止收益波動幅度過大。

2.2OECD成員國投資管理收益研究

OECD成員國在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方面具有投資渠道、投資管理人才以及投資環境等諸多優勢，我們研究其投資管理收益的規律是非常有必要的，對于我們研究個人賬戶在資產配置方面有可供吸取經驗之處。表2是選取的OECD成員國在2009年和2010年的投資管理收益。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年來整體的平均收益是7.07%，收益是相當可觀的。此外，我們從表中還可以得出以下兩個重要結論，對我們進行個人賬戶的投資管理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一，股票投資比例較大的美國、芬蘭、澳大利亞以及智利和共同基金投資投資比例較大加拿大和德國，收益率波動幅度較大，呈現出不穩定特征。其中最大波動幅度是澳大利亞，波動幅度達到159%，這主要是因為澳大利亞統計數據年度截止日是6月30日，此時的2008年7月份到2009年6月份正經歷著金融危機到經濟復蘇的階段，金融危機造成資本市場大幅下挫，從而引起基金大幅虧損。共同基金投資比例較大的加拿大和德國波動幅度同樣比較大，分別達到了25.4%和42.2%。相反，投資票據和債券比例較大的墨西哥和日本收益率波動幅度卻比較小，分別只有17.2%和11.7%。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股票投資的高收益伴隨著高風險的特征，而票據和債券的投資能中和股票投資帶來的風險又能穩定基金的投資收益。表4.3是OECD各成員國收益率的波動幅度狀況。

第二，票據和債券投資比例大幅超過股票投資的墨西哥和日本以及票據和債券與貸款比例都比較多的德國的收益率明顯低于股票投資比例大于票據和債券投資比例的國家，三國兩年的平均收益率是6.87%，而其他四國（澳大利亞因統計時點不同而略去不計算在內）的平均收益是9.53%，后者的收益率比前者收益率高2.66，超過幅度達到38.7%。這就表明，股票投資雖然風險較大，但其總體收益率還是高于票據和債券的投資收益率，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投資渠道，我們不能因為其高風險就不予投資，從而放棄這部分高收益。其股票投資帶來的風險我們可以用較高比例的票據和債券的投資來化解。

3.總結

總之，在個人賬戶投資管理時，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考慮各投資渠道不同的風險程度和和不同預期收益來配置個人賬戶資金。不能因為風險資產具有較高的風險而不去投資，美國、芬蘭、智利、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就是因為在風險資產上的大比例投資才獲得了高收益。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結合我國個人賬戶資金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和資金的充足性等特征，向墨西哥、日本和德國學習，適當多配置一些股權和債券或票據等長期性或風險系數較小的投資渠道，這樣既能增加個人賬戶的收益又能縮小收益的波動性，切實做到個人賬戶的保值增值并有效防范風險。此外，在我國投資管理的初期，可以吸取智利漸進式的操作方式，逐步放開二級市場的股票投資，外國證券等高風險投資渠道，逐漸加大風險投資渠道的投資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