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投放順周期性效應的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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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信貸投放的順周期性效應

1.信貸投放的順周期性首先表現在信貸增長與實際GDP增長呈現正向關系。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帶動信貸增速的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則導致信貸增速的下降，兩者趨勢吻合，相互強化，放大經濟波動幅度并引發或加劇金融不穩定。從圖1可以看出，信貸增長與實際GDP增長存在這種正向變動關系，而且在1998年央行取消信貸“限額管理”之后表現更加明顯：經濟增長率較小的上升會帶來信貸增長率較大的上升，而經濟增長率較小的下降則會導致信貸增長率較大的下降。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政府多措并舉保增長，維持了較高的增長率，但金融系統恐慌性緊縮并沒有消除，信貸在1998年、1999年連續出現大幅度下跌，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在1999年跌入低谷。2.信貸投放的順周期性同樣表現在信貸增長與產出缺口的變動關系上。運用消除趨勢法②計算出1979年至2012年中國的潛在產出，并由此得到產出缺口（實際產出-潛在產出）/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負值，表示存在生產能力不足，若信貸增速下降，則說明信貸投放存在順周期效應；反之亦然。從圖2可以看出在產出缺口為負階段，如1980-1983、1985-1987、1994-2000、2003-2005、2007-2010，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生產能力不足，而與之相對應，則存在若干個明顯的信貸收縮區間，如1980-1982、1986-1987、1997-2000、2003-2005、2009-2011。產區缺口為正的階段，如1983-1985、1991-1994、2005-2007存在明顯的生產能力過剩，而與之相對應的存在干信貸擴張區間：1983-1984、1991-1993、2005-2007。由此說明，信貸投放存在明顯的順周期效應。3.信貸投放的順周期性還表現在銀行不良貸款率與經濟增長的反向關系上。動態地看，銀行不良貸款是信貸周期形成過程中的產物。當經濟出現上行拐點時，借款需求增大，出現銀行群體性多貸，造成信貸擴張；而當經濟出現下行拐點時，銀行貸款意愿下降甚至拒貸，造成信貸緊縮。這一松一緊，既形成了信貸周期，也使銀行產生了大量的不良貸款。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獲得中央匯金注資前的不良貸款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波動情況可以看出，兩者呈現出明顯反向的關系（見圖3）。如1997年和2003年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最低（分別為24%和20%），對應的實際經濟增長率最高（分別為9.3%和10.0%）。1999年不良貸款率最高（39%）而對應的經濟增長率最低（7.6%）。這清楚地表明了銀行不良貸款率與經濟增長的負相關性，從而說明信貸投放具有順周期性。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信貸順周期效應相對小一些，這是由于我國信貸周期波動明顯帶有轉軌時期的特點，貸款規模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受工業生產等實體經濟因素的制約，更受到體制變遷和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

二、信貸順周期性效應的產生與傳導機制：基于金融加速器機制的分析

（一）金融加速器的內涵與傳導渠道Bernanke④等（1989）提出，信貸市場不完全性會引起借貸雙方的成本，從而使企業資產負債狀況（企業凈值）的改變能夠引起投資的變化，從而進一步引起下一期產量的變化，造成更大的經濟波動。企業凈值扮演了加速經濟增長或衰退的角色：企業凈值上升，一方面增加了內部融資的來源，另方面可以減少外部融資的成本；企業凈值下降，提高了外部融資所需支付的溢價，同時也提高了外部融資的需求量，因而減少了企業的投資和生產。企業凈值的順周期性和銀行成本的逆周期性對經濟波動具有放大效應。Bernanke等（1996）正式地將這種周期性的放大效應稱為“金融加速器”（financialaccelerator）機制（見圖4）。由此看出，金融加速器機制的傳導渠道有兩個，一是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二是銀行信用渠道。前者的主體為信貸需求方，后者為信貸供給方，影響信貸供需的順周期因素通過上述兩個渠道產生了信貸的順周期性效應，從而產生“小沖擊，大波動”現象。

（二）金融加速器機制下的信貸順周期性效應1.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金融加速器機制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主要是通過企業現金流和企業資產價格與抵押資產價值變動實現的。當實體經濟受到負向沖擊時，經濟總產出減少，一方面會降低企業的現金流，從而增加企業外部融資的需求，增加成本（違約風險上升）；另一方面，未預料的經濟負向沖擊，會使市場減少對資本品的需求，造成資產價格下降，使得企業向銀行貸款時可提供的抵押品價值減少，從而外部融資溢價上升，企業減少當前投資和下一期的產出、現金流。預期現金流和企業凈值的減少會進一步降低資產價格。當經濟受到正向沖擊時，上述過程剛好相反。總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凈資產大小）狀況就成為影響信貸周期的關鍵因素。此外，企業的凈資產值和內在信貸需求還受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最突出的就是信用評級和會計準則等外生變量。周小川行長（2009）深刻地指出，全球金融體系的信用評級由標準普爾、穆迪、惠譽等幾家大型機構把持，并且評級高度同質化，疊加在一起產生了強大的周期性力量，稱之為“來自外包的羊群效應”。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普遍實施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公允價值加劇了金融機構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化，并通過公允價值計價工具的損益變動加大了收益的波動性，進而形成了“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2.銀行信用渠道。金融加速器機制的另一傳導渠道是銀行信貸渠道。銀行的信貸供給行為受到兩個方面的約束，一是監管當局的最低資本約束，二是銀行自身的信貸行為傾向。首先，對于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一是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實現，當貨幣當局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下降，不得不收縮信貸；二是通過銀行資本渠道實現，在不完全競爭的銀行市場中，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縮小銀行存貸利差，使得銀行資本的期權價值下降，導致了未來資本要求對信貸擴張的約束效應進一步增強。另外，《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允許金融機構采用的內部評級法給金融體系帶來順周期性的影響。資本充足率計算中的風險權重來自內部模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當經濟高速增長時，風險權重通常較低，資本充足率因而較高；在經濟衰退時，風險權重通常較高，資本充足率則較低。因此，金融機構傾向于在好年景時提高杠桿率，而在年景不好時則降低杠桿率，從而促進了繁榮期的泡沫積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貸緊縮與資產拋售，導致周期性波動上升。其次，銀行自身的信貸行為傾向也導致信貸供給的順周期性。實踐表明，銀行的許多信貸決策錯誤都是發生在經濟繁榮時期。一方面，在景氣時期銀行對于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償債能力往往過于樂觀，導致信貸政策放寬，凈現值為負的項目也能獲得融資并在后期出現壞賬，此稱為一類錯誤信貸政策；另一方面，在衰退時期銀行不良資產增加，信貸政策趨于保守，正凈現值的項目被拒貸，犯了二類錯誤信貸政策。這兩類錯誤信貸政策的產生，是基于銀行信貸行為中存在“災難短視”和“羊群效應”。“災難短視”是指銀行有遺忘過去危機的傾向。隨著時間推移，銀行會認為再次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以至于承擔了與其資本實力相比較大的風險敞口。信貸的“羊群效應”是指由于有限理性，銀行會出現認知偏差，在經濟波動出現上下行拐點時，信貸市場上會出現群體性多貸和群體性拒貸現象，信貸的“羊群效應”造成信貸擴張與緊縮并形成信貸周期，信貸周期反過來又強化了實體經濟的波動。

三、信貸順周期性效應的應對策略：構建基于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逆周期政策

金融體系所具有的內在順周期性（pro-cyclicality），加上資本監管、會計準則、信用評級等外部規則對金融體系順周期性的進一步強化，成為近年來金融失衡加劇、金融脆弱性增強，并最終導致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因而，緩解金融系統順周期性和建立相應的逆周期機制，將成為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宏觀層面的逆周期政策1.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相機抉擇”逆周期利率政策。利率作為重要的資金價格，在市場配置資源過程中起基礎性調節作用。但由于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較低，利率水平無法反映真實的資金供求，一定程度上使貨幣政策“失靈”，利率的“自動調節器”功能更是無從發揮。因此，應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在存量上，放開管制、簡化利率檔次、擴大浮動區間，在增量上，允許發行替代性產品（如同業大額存單CDs），以增量發展帶動存量改革，完善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和利率體系。同時，在利率市場化的基礎上，建立央行政策利率為核心的“相機抉擇”逆周期利率調控機制。即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相機而動，靈活微調利率以適應經濟周期的波動。在經濟上行周期，伺機上調利率，抑制信貸過快擴張，拉長繁榮期，在經濟下行周期，相機下調利率，降低融資成本，縮短衰退期，以此減少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達到逆周期調節的目標。2.建立和完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人民銀行于2011年起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具體計算公式為：法人金融機構執行的差別準備金率=穩健性調整參數×按宏觀審慎要求測算出的資本充足率-金融機構實際資本充足率（即Ri=αiC*i-Ci）。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充分考慮了銀行信貸存在的順周期性行為，將宏觀經濟熱度納入信貸順周期貢獻參數從而確定逆周期資本緩沖，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信貸的順周期性效用，熨平由于信貸周期而產生的經濟波動，從而緩解“小沖擊，大波動”的現象。但從實際情況看，全國地區間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加之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對各地區的發展要求也不同，設定全國統一的宏觀經濟熱度參數并不能反映地區的實際情況。因此，建議宏觀經濟熱度參數的設定可以根據全國（地方）GDP實際增速與政府公布的目標GDP增速的偏離程度來確定，當GDP實際增速高于政府公布的目標GDP增速時可以認為存在經濟過熱，偏離越大，宏觀經濟熱度參數取值越高，反之亦然。

（二）設計微觀層面的逆周期政策1.引入逆周期資本緩沖制度。逆周期資本緩沖制度可以實現在經濟上行期抑制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在經濟下行期緩解銀行信貸的收縮，從而減小銀行信貸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放大作用，同時進一步抵消巴塞爾新協議的順周期效應。但目前針對逆周期資本要求如何計算尚未形成一致意見，主流觀點是運用逆周期乘數對監管資本進行調整。巴塞爾Ⅲ規定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范圍為0%-2.5%，但并沒有明確其具體的應用方式。中國銀監會參照巴塞爾Ⅲ制定并于2013年正式實施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中也僅僅確定了逆周期資本要求的范圍0%-2.5%。在具體應用時，要考慮到我國金融市場機制尚待完善的國情，逆周期資本緩沖制度應采取“相機抉擇”的決策方式，建立資本充足率與GDP增長率、信貸和銀行收益等關聯函數，在景氣好時，資本充足率逐漸上升，直至達到最高上限，而在景氣壞時，資本充足率依據宏觀經濟的各項指標狀況而逐漸下降。2.建立動態撥備制度。具體可借鑒西班牙銀行2000年建立的動態撥備（dynamicprovision）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計算公式如下：Δ動態撥備t=α×ΔCt+β×Ct-Δ專項準備金=新增貸款的內在損失+長期平均專項準備-根據會計準則扣除的專項準備。其中，Ct為貸款余額，α為跨周期的貸款損失率，α×ΔCt為類似傳統意義上的一般準備，β為長期平均損失率。當經濟上行時，專項準備通常較少，上述計算結果為正，表明銀行需要增加動態撥備，有利于抑制銀行的信貸擴張行為，緩解經濟過熱；當經濟下行時，專項準備增加，計算結果為負，表明動態撥備減少，從而使銀行有更多的剩余資金用于放貸，避免信貸緊縮進一步加深經濟衰退。這樣，每年計提總撥備始終等于（α×ΔCt+β×Ct），從而具有明顯的順周期緩解作用。由于我國銀行業尚缺乏覆蓋完整經濟周期的貸款損失率等數據。因此，建立基于撥備比率這一監管目標的動態撥備計提制度將成為中國更為現實的選擇。建議撥備計提公式如下：動態撥備＝全部貸款×歷史不良貸款率×（同期撥備覆蓋率＋調整系數）－專項撥備。其中，歷史不良貸款率根據歷史平均不良貸款數據確定，同期撥備覆蓋率使用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回收的歷史數據計算不良貸款回收率，以此計算能夠覆蓋潛在風險的撥備計提比率。調整系數的設置是為了保證宏觀審慎管理的靈活性，其大小的確定需要考慮宏觀經濟發展的周期變化、銀行業的總體風險水平、貸款的分離程度等指標。3.引入杠桿率指標。杠桿率是指商業銀行持有的、符合有關規定的一級資本與商業銀行調整后的表內外資產余額的比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單靠風險加權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尚難以有效控制銀行杠桿化程度，更難以克服由于過度杠桿化導致的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效應。因此，在現有的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之外，引入簡單、透明、不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杠桿率指標，并通過對商業銀行杠桿率及其管理狀況實施監督檢查、監測，有效控制杠桿化程度。同時，杠桿率指標所要求的銀行風險暴露不經風險調整，將其納入巴塞爾Ⅲ第一支柱，可以彌補內部評級法下風險權重的順周期問題，有助于形成更有效的資本約束。4.加強流動性和期限錯配的監管。對于流動性風險的監管，涉及到審慎監管的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微觀審慎監管要通過對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與負債期限錯配的分析，來控制單個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宏觀審慎監管是監管當局要持續監控國際和國內的金融市場狀況，關注資本的流向和流量，避免整個資本市場的普遍流動性危機。加強對流動性和期限錯配的監管，可以考慮以下兩種方法：一是增加流動性資本要求。可以通過乘以一個因子來實現，該因子反映資產池和資金來源的期限錯配程度。流動性資本要求應該隨時間變化，鼓勵繁榮時期的期限匹配，而在衰退期放松這一要求，允許有適當的期限錯配。二是采用盯住融資（mark-to-funding）的估值方式。采用盯住融資作為盯住市場的補充，有兩種價格可供選擇：現值和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有短期資金來源的金融機構適用前者，有長期資金來源的適用后者。這樣做可以鼓勵金融機構尋求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減少危機時期被迫出售資產帶來的難變現性。

作者：李健斌單位：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