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國經濟模式轉型外部危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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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目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已蔓延到成為一個外部危機，中國的貿易通過了一個重要渠道，穩定的國外需求，出口已成為我國安全的政策選擇。與此同時，外部危機，中國的對外貿易形勢，如何渡過難關，以及如何在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經濟怎么也造成長期戰略的重要問題在各個方面，出現了的意見，甚至各種不同的認識。這一目標，該國的經濟模式的理性分析和風險和穩定的國內需求和外部需求面臨擴大的關系，他說，“在外部危機的形勢下，我們需要戰略性的思維和全球視野，統籌全局國際和國內，創造一個在危機和良好的計劃后危機時代的開放戰略，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理念的情況，我們要正確處理”長期的經濟轉型和短期反應危機“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目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已蔓延到成為一個外部危機，中國的貿易通過了一個重要渠道，穩定的國外需求，出口已成為我國安全的政策選擇。與此同時，外部危機，中國的對外貿易形勢，如何“過冬”，以及如何在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經濟怎么也造成長期戰略的重要問題在各個方面，出現了廣泛的不同的意見，甚至不同的認識。一些意見似乎有一定意義，但實際上是嚴重脫離這個階段，中國的國情和世界潮流，而且還誤導回應我們決定推遲我們應對危機的行動是不利于該政策的順利實施，不利于我們在危機發生不利于長期發展的潮流。本文進行了這項前瞻性思維的國際視野。
一、如何正確認識我國的經濟模式及其面對的風險
一直以來特別是近期國內外學術界甚至包括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都認為，中國存在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面臨巨大風險，難以持續，所以要利用這次危機加以重大調整。這種觀點看似有其合理性但深入分析起來確實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實際上，過去30年實踐充分證明：我國現有經濟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巨大成功，雖然存在一些問題或不足，如出口依存度較快上升等，但這些問題大都是前進中的問題，與其他國家比較并無特別異常之處。
（一）與其他國家經濟起飛和大國崛起階段比較中國并不過度依賴出口與其他國家經濟起飛特別是其他大國崛起階段相比，中國經濟真的過度依賴出口嗎？雖然過去3年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日益重要的引擎、對宏觀經濟的貢獻巨大，經濟對出口確實已經形成了較高程度的依賴，但通過廣泛的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較高的外貿依存度，總體上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
第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加速階段普遍呈現外貿依存度大幅上升現象。目前，發展中國家平均外貿依存度高達69％遠高于我國。
第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蓬勃興起，導致世界經濟整體上對世界貿易依存度從1990年的38.7％迅速上升到200年的69.5％。
第三，以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為代表，新興經濟體普遍存在較高的出口依賴。2007年，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外貿依存度分別高達400.6％、363.6％、123.8％和76.8％。
第四，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經濟大國長期成為出口和貿易順差大國，客觀上都存在對出口的高度依賴。2007年德國貿易依存度達83.8％，日本雖然表面上外貿依存度不高但實際上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
第五，西歐大多數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對外貿易構成拉動經濟增長的長期引擎，如荷蘭、比利時2007年外貿依存度分別達159.2％和217.9％。
綜合起來，處于不同階段的各國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一是長期以來對外經濟聯系十分密切，形成了經濟發展對出口歷史性的路徑依賴，一些西歐國家就是其典型代表；二是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在一定發展階段形成了對出口的路徑依賴，如亞洲“四小龍”；三是在一定階段的人口和收入分配等條件下，“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經濟結構加劇了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如大多數東亞經濟體過去都存在這種現象；四是在經濟進入發達階段以后，由于產業國際競爭力十分強大，盡管已經實現向高消費率和服務經濟的轉型，但經濟對貨物出口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如德國和日本。
我國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加速階段，在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對外開放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對外需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帶有很大客觀必然性。而且，由于我國同時兼具上述二至四類國家共同的特點，我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將更具長期性、復雜性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并長期面對這一問題，不能被國外一些所謂的“主流”觀點所左右，陷入人家的話語權陷阱中去。
（二）中國已經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變雖然我國外貿依存度從197年的8.9％上升到2008年的58.2％，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升幅加快，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隨之上升，但由此得出中國存在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的結論仍缺乏依據。從理論和邏輯上分析，有以下幾方面難以成立：第一，我國外貿依存度不僅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階段的水平，而且實際上也低于經濟大國迅速崛起階段的水平。第二，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成果，與世界經濟整體貿易依存度上升步伐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相當長時期內世界貿易都維持了2倍于世界GDP的增速進入新一輪增長期以來世界貿易更達到世界經濟近3倍的增長速度一旦危機過去世界貿易的基本趨勢仍將延續。第三，中國已經由封閉、半封閉經濟轉變為開放型經濟，特別是加入WTO以后，中國實現了與多邊經貿體系的接軌，實現了貿易自由化，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是一種路徑依賴，而不是政策依賴，總體上是市場競爭決定的，短期內政府調控空間有限。第四，中國出口不僅沒有替代消費，反而有力拉動了即期消費、培育了國內市場，并不存在因為過度出口而忽視消費的政策安排。壓縮和限制出口不僅不能促進內需，反而會導致居民工資收入和消費需求雙惡化。
總之，中國對外開放從早期的特殊功能區開放起步，逐步向出口導向模式、外向型經濟模式過渡；到十四大以后逐步確立了開放型經濟目標，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更加開放、更加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體系，十七大進一步定位為“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標志著中國開放戰略從目標、思維到政策體系已實現了根本性變化。伴隨著加入WTO及開放市場承諾的全面履行，中國已經完成了從政策性開放向體制性開放的轉變，開放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按多邊規則和國際慣例辦事成為必然選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總之，開放型經濟已經完成了對傳統的外向型經濟模式的跨越，我國對外經濟活動總體上是由市場競爭和供求規律決定的，外貿順差是我國產業全方位比較優勢不斷增強的結果，決不是所謂的“重商主義”和特別優惠的貿易匯率政策的結果。
（三）正確認識我國經濟面臨的外部沖擊和風險大家知道，除了個別堅持實行計劃經濟的封閉國家外，世界各國經濟日益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地球村”時代已經來臨。中國作為“地球村”的一員，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獲益者，國際貿易與投資成為拉動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發生外部金融（經濟）危機時，我們自然不能置身其外、獨善其身，我們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承受外部沖擊的壓力和損失。
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我們正確的選擇就是，勇敢面對壓力與挑戰，做好預警和全方位應對工作，盡量減少損失、防范風險，確保安度危局，爭取率先復蘇，迎接新一輪繁榮周期。另外，危機也并不完全是壞事，也有難得的機遇，歷史上不少國家正是在危機中率先實施了制度創新和經濟重組，走上了崛起之路，創造了新的輝煌。美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每隔20年發生一次大危機的跌宕起伏中實現了崛起。
我們決不能因為遇到困難和挑戰就慌了手腳、亂了陣勢，放棄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政策和經驗，特別是動搖我國改革開放大方向，動搖對外開放基本國策，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流而重歸封閉、半封閉型經濟老路。
二、關于外部危機形勢下穩外需與擴內需的關系
擴內需與穩外需兩者之間并不矛盾，擴內需短期內可以一定程度上彌補外需損失，但不能替代外需；保出口、減損失不僅有利于保增長，也有利于穩內需，這是我們應對外部危機的必然選擇。當前保出口政策效果總體會比繁榮時期差，但仍然有效而且更加緊迫。保出口與擴內需政策投入目的、渠道、功能不同，效果具有不可比性，計算各自的效果實際意義也不大，而且前者效果不一定就比后者差，特別是擴大消費更是長期問題，解決“高投資、低消費”深層次結構失衡絕非短期所能完成。
（一）擴內需決不能放松出口面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同樣也難以獨善其身，必須做好與世界一道共同應對危機的準備。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一直以內需為主導，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在外需方面帶來的巨大損失，未來一段時間經濟發展更要以內需為主導。在當前形勢下，中央把擴大內需作為應對危機的根本立足點是十分正確的。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在今后較長時期內，我們主要依靠自身的市場、資源和資金來發展經濟，這是不可動搖和無法改變的。
但是，擴大內需，并不是不要外需，與大力開拓國際市場、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并不矛盾。必須全面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正確處理擴內需與穩外需的關系短期內特別要千方百計穩定外貿盡力減少損失，為擴內需政策發揮作用贏得時間和空間。正如溫總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的，強調擴大內需，但絕不能放松出口。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實現2009年經濟平穩發展目標，不能只靠一個國內市場，還必須依靠兩個市場。我們要充分估計到當前出口的困難，但決不能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在擴大內需的同時，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這在當前我國經濟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
意義，我們需要繼續將其置于經濟工作重要位置。
（二）內需、外需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龐大的國內市場和需求會為出口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
一是龐大的國內市場可以發揮規模經濟效應，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增強產業競爭力，為出口提供堅實的產業基礎；二是消費結構的升級可以拉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三是國內研發和技術設備投資的增加，可以帶動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提高，特別是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四是國內市場和產業技術優勢還可以促進雙向跨境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五是國內服務業的發展與升級，還可以有力推動產品開發設計、市場營銷、物流供應鏈等產業鏈高端環節的加快升級，從而提高產業和企業核心競爭力，促進國際化品牌和知名跨國公司的培育。
另一方面，外需對內需同樣也有著巨大的拉動作用，這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出口擴張可以大量增加就業、提高收入并產生巨大的人口紅利，有力刺激居民消費需求；二是對發展中國家拉動內需和消費結構升級有特殊效應，通常發展中國家新興和高端產業發展都會遇到本地需求不足的嚴重制約，高成本、高價格瓶頸制約的打破需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我國ICT（信息與通訊技術）和消費類電子產業就是在龐大外需支撐下迅速實現了規模經濟和產業集聚，大幅降低了成本和價格，激活了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我國也因此迅速躍居世界互聯網用戶和電話用戶世界第一；三是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在規模經濟、競爭效應、消費引導等綜合性外溢效用作用下，我國城鄉消費品市場得以迅速成長四是外需可以有力拉動關聯及其上下游產業的即期投資需求；五是外貿通過上下游產業產生乘數效應拉動國內第
一、第
二、第三產業需求的擴大和升級。通過量化分析我們得出兩大結論：第一，外需與國內投資和消費有較大相關關系。出口變動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總需求，而且也會對消費、投資有顯著的影響。在不考慮其他因素情況下，我們通過簡單的二元回歸，對1978年至2006年間出口與國內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出口每增長1％，能夠使消費增長0.68％，國內資本形成增長0.74％。當然，出口與投資、消費增長是不同步的，可能有一定時滯。
第二，外貿出口對經濟增長還有乘數效應。從1979年到200年，我國的平均邊際消費傾向為0.62，平均邊際進口傾向為0.22。
根據外貿乘數定義（出口增加一單位引起國民收入變動的量），由此可算出我國的外貿乘數，變化范圍在0.79￣6.32之間，29年的平均值為2.18。這意味著，如果出口每增加1元，在經歷一定滯后期后將通過乘數效應使國民收入增加2.18元。外貿的乘數效應體現了從供給到需求的綜合性作用，當然更體現在作為最終需求的乘數作用。
（三）保出口可以為擴內需穩經濟贏得時間和空間在我國對外經濟聯系日益密切、開放型經濟日益發展的形勢下，放任出口和吸收外資大幅滑坡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作為一種最終需求，出口的下降通常將伴隨生產、投資和消費成倍的下降，抵消國家擴大內需各種政策的作用，對實現即期經濟增長目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這也是東南亞國家和其他很多國家在非常不利的貿易條件下仍不惜代價擴大出口的一個原因，例如韓國政府就把保出口作為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同樣，拉動投資，僅靠政府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更多地調動社會力量增加投資，包括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資。公共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有周期長、效率不高、對民間投資擠出效應較大等共性特點，必須正確處理好其與民間投資的關系。而且，實證分析顯示，外商投資的質量和效率總體上高于政府投資和內資企業投資。因此，保持外商投資規模，提高外商投資質量和水平對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
（四）危機形勢下保出口仍可以收到積極成效相對于世界經濟繁榮期而言危機時價格的需求彈性會明顯降低，但同時由于價格競爭成為首要因素，加之“土豆”和“口紅”效應的作用，促出口的政策措施仍會收到一定效果，特別是中國制造業仍存在多方面優勢。
一是勞動力綜合優勢。我國人力成本低。此外，在勞動力素質方面，中國人吃苦耐勞、訓練有素，受教育水平總體高于東南亞國家。
二是30年對外開放奠定了開放型經濟的良好基礎，形成了產業集聚優勢。我國產業、技術乃至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在發展中國家中處于領先水平。
工業體系齊全，產業鏈條完整，原材料、零部件配套齊全，物流、交通、生活環境等基礎設施完善，從低端到高端產業的產業集聚水平都比較高。這是近兩年我國出口能夠消化成本大幅上漲壓力、跨國投資對我國依賴短期難以完全改變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保出口、保市場最大的優勢。三是當前出口仍有一定市場空間。根據既往的經濟危機規律，在危機的特殊時期存在著“土豆”效應，人們被迫壓縮中高端產品的消費，但低端生活必需品需求反而會趨于增加。例如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消費已經呈現由高端向中低端轉移的態勢，特別是基本生活消費品仍有一定需求；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仍將保持一定增長。由于我國出口的許多產品處在中低端，在發達國家的替代性不強，擴大出口仍有一些機遇。同樣，越是危機的時候消費者越優先選擇廉價消費品，相對于產品質量、花色、品種、款式或服務等競爭力而言，價格競爭力重要性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我國通過完善相關政策、減免稅費、改善公共服務等來增強出口競爭力方面仍有很大空間。因此，我們可以抓住“危”中之“機”，2000年IT泡沫破滅時我們就有這樣成功的例子。
（五）解決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問題是一個長期過程
在現階段，中國“低消費率高投資率”的深層次結構問題，是由一系列長期體制、制度、人口和文化觀念因素決定的，貿易開放與發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自身內在發展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總體有利于促其平衡而不是加劇其失衡。關于中國過度依賴出口而抑制了國內消費的看法，恰恰是一種背離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誤判。這種誤判根源于對兩個國際國內重大背景變遷的不了解：一是烏拉圭回合推動了全球范圍內貿易自由化，日、韓等過于依賴保護的產業模式已無法延續，許多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導向戰略模式變成了過去式，各國產業都走向了開放式發展道路；二是中國已經總體上實現了向開放型市場經濟的轉型，貿易開放已成為制度性安排中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融合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中國外貿領域是市場化自由化最充分的。中國外貿2世紀90年代由長期逆差轉為持續順差，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產業競爭力和比較優勢增強的結果，近幾年順差有所擴大主要是由社會總供求變化決定的，而不是由貿易匯率政策決定的。而且從長期趨勢看，這個問題必然會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等因素變化而逐步調整，政府不應取代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過度干預和調控，而只能是按照工業化現代化客觀規律順其自然，關鍵是逐步改革和完善相關的體制和制度否則將會犯急于求成的錯誤，陷入一系列發展陷阱中去。
外部危機形勢下，我們更需以戰略思維和全球視野，統籌國國內兩個大局，謀劃好危機中和機后時代的開放戰略，開辟現代建設新局面。
（一）貿易開放和發展已成推動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綜合性引擎30年實踐表明，外貿的開放和發展對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發揮了綜合性積極作用：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充分發揮了我國的比較優勢，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了技術進步，緩解了資源“瓶頸”，引入了競爭機制，成為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效率提高的主要動力。以進口為例，進口是促進我國生產率提高最為重要的因素，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測算，進口對我國生產率變化的貢獻率約為46％。特別是作為一個轉型經濟體，貿易開放和自由化還有助于打破國內產業過度保護的“堅冰”
在加快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推動宏、微觀經濟制度創新等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際實證研究表明，貿易開放和自由化可以打破內生的體制和利益壁壘不僅成為體制轉型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動力，而且還可以推動金融改革的深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同時，貿易開放還可以推動金融開放，減輕金融抑制，從而降低貨幣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二）對外開放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選擇從亞洲“四小龍”到其他新興經濟體都先后走上了對外開放之路，對外貿易無不成為經濟起飛的重要引擎。世界制造業已經形成了高度產業內、公司內水平分工，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制成品就已經一半以上面向國際市場。現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融入這種產業分工體系中去，形成相互高度依存的關系。
考察世界上大國崛起的歷史，人們不難發現：從最早的海上帝國西班牙、葡萄牙，到日不落帝國英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除了紛繁復雜、波瀾起伏的軍事爭奪、經濟較量之外，其背景都有共同的一面，即追逐海外貿易的巨大商業利益，通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來突破自身資源和市場的“瓶頸”
實現自身的迅速崛起。戰敗后的日本更是實施了“貿易立國”戰略，通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擺脫了作為島國的種種局限，創造了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實際上，現在被人們當做例外的美國相當長時間內也是依靠海外貿易和外需得以迅速崛起的。
（三）無論是危機中還是危機后都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無論外部環境發生什么變化我國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進程都不能也無法中斷。改革開放政策開啟了我國經濟由封閉、半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經濟轉變的進程。迄今我國經濟的開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這大大煥發了我國經濟的活力，加快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今后能不能正確處理內需與外需
、內資與外資、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系，也關系到我國能否長期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總有結束的時候，經過一段或長或短的調整后世界經濟必將進入新的發展周期，世界貿易和投資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作用不會改變。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世界整體產業鏈的水平分工格局已經形成，部門內、公司內貿易與投資日益成為拉動世界貿易投資超前增長的動力。既使世界最終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處于較長低迷期，但一旦過度心理恐慌和去庫存化過程得以緩解，跨國雙向貿易和投資活動仍會逐步有所恢復，并繼續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和繁榮的發動機。
因此，中央關于“四個不變”
的判斷是非常正確的，我們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也決不能動搖。如果我們遇到嚴峻的外部環境和困難就將經濟發展的視野完全退縮到國內，那么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有可能面臨再度被“邊緣化”的危險，未來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新的機遇就會與我們失之交臂。
相反，如果我們能夠在防范金融風險、確保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堅定不移地堅持對外開放政策，繼續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我們就能抓住一切有利機遇，繼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進一步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經歷了嚴峻外部環境的考驗后，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必將進入新的春天，對外經濟貿易發展也將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創造更廣闊的回旋空間和注入新的巨大動力。
四、關于長期經濟轉型與短期應對危機的關系
世界經濟危機的歷史證明，危機和衰退期間國際市場供求會發生巨大變化，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主體的選擇也應順應形勢作出重大調整，必須把應對危機、謀求生存、確保穩定作為首選，與此同時兼顧其他中長期目標。因此，在世界經濟調整期內，我國經濟貿易都必須摸索外部危機下生存和發展的路子，為“后危機時代”的發展做好準備；同時，堅持經濟社會長期轉型和科學發展的戰略目標，并抓住“危”中之“機”，在長期轉型和深層次改革方面作出新的探索。
第一，當前應把應對外部危機，保市場、保企業、減損失作為主要矛盾。目前，中國制造面臨全方位的內外部壓力，特別是外部沖擊和前期一些政策調整的壓力，需要政府、企業共同分擔，共渡難關。在危急關頭，各級政府都應處理好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當前要把保增長、保市場、穩出口作為主要任務，宏觀及貿易、產業、稅收等短期政策必須把幫助企業化解內外部壓力作為首要選擇為“中國制造”的順利轉型贏得寶貴的時間，減輕短期內的沖擊和代價，這是短期危機干預所必須采取的政策選擇。
第二，必須抓住“危”中之“機”，推動相關改革和制度創新為打造后危機時代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奠定基礎。要充分認識外部危機中暴露的深層次制度問題，特別是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制造”的低端位置和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除要有積極的態度和長期規劃及安排外，核心選擇應該是加快體制和制度層面的改革，完善市場規則，增強國際競爭力，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創造良好條件。一部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歷史告訴我們，外部危機往往也是大分化、大重組的時候，誰能抓住“危”中之“機”
超前進行一些深層次制度創新，誰能就在新一輪世界經濟周期中搶得先機。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每隔20年就要發生一次大危機但每逢危機也是改革新政和政府監管創新頻出之時，美國由此一步步建立了世界經濟金融霸權，特別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催生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繁榮。
為此，必須處理好外貿和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幾個關系：一是速度與效益的關系，短期內要把穩出口、保增長放在第一位，同時兼顧效益；二是規模與結構的關系，優化結構的方向不可動搖，但短期內重點任務是保規模、減損失；三是短期與長期發展的關系，首先應更好地保市場、保企業，為迎接新一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留住根基、創造條件；同時應高度重視綠色革命、技術革命新趨勢、注重培育新的動態競爭優勢，在“大重組、大洗牌”中搶占先機。
第三，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循序漸進。
目前我國產業總體上還處在國際分工的低端位置，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轉型的任務確實還很艱巨。但是，我們要看到，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制造業基地，發達國家把很多制造環節已經轉移到我國，很多名牌產品也在我國生產制作。這恰恰是通過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們在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中總體處于低端位置，主要不是制造業本身的問題，而癥結恰恰是與制造相關的研發設計、物流供應鏈、市場營銷、金融等生產性服務環節嚴重滯后，是整個產業鏈的優化重組問題。這總體上是由我國工業化現代化所處階段決定的，其解決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必須按工業化現代化客觀規律辦事，循序漸進，不能急于求成。
在現階段，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恰恰是我們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巨大優勢，而不是障礙它可以為我們大力承接國際服務產業轉移與外包，引入外部先進的技術、管理、人才，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我國向服務經濟的轉型特別是產業鏈高端服務環節的培育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作為后起國家我們可以力爭有所跨越，但不能寄希望于發達國家在長達兩三百年實現的目標，我們在一朝一夕就可以達到。
我國經濟向服務經濟和投資出口、消費協調拉動轉型的長期目標不能改變，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等戰略方向必須毫不動搖。但這與政府目前反周期、抵御危機、救助產業和企業的短期任務并不矛盾，而是必須合理結合，并把應對危機和安度危局作為短期重點任務。
第四，各行業、各類企業必須探索外部危機之下的生存發展之路。應該承認，外部危機的壓力確實對部分有條件的行業和企業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高附加值、提升自主創新水平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些行業和企業能夠將轉型升級作為化解內外部成本壓力、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政府對這些企業轉型升級確實應給予大力支持；同時，政府公共投資必須把優化結構、技術創新放在突出位置，特別是要高度重視“后危機時代”一些重要戰略產業的培育和升級。但是也應該看到，外部危機對大多數行業和企業負面影響居多，特別是讓很多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危機，甚至一些大企業也面臨很大挑戰。在這個時候，決不能再堅持通過人民幣升值和延續一些不合時機的政策調整形成所謂的“倒逼”機制，加快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對于大多數行業和企業而言理性選擇是“控成本、保市場、抓管理、優服務、求生存”，也就是探索外部危機下的生存發展之路減少破產倒閉，控制虧損，盡力保住市場和客戶，為未來轉型升級留下根基。
第五，中國制造轉型必須防范六大風險。中國制造的升級有自身的國情，同時當前又面臨非常嚴峻的內外部形勢，不能簡單套用經濟教科書理論和其他國家做法，必須在統籌考慮的前提下，真正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遵循工業化的一般規律，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產業政策應以正面激勵為主導、盡量減少對產業和企業直接的行政干預，積極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轉型之路。
近中期，要實現“中國制造”
的順利轉型必須注意防范六大風險：一是注意防范和化解世界經濟貿易劇烈衰退對我國中高端產業特別是IT類產業帶來嚴重沖擊的風險，為我國下一步產業升級留下本錢；二是防范在追求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產業導向下，勞動密集型產業進一步遭受過度打擊的風險這不符合我國人口眾多和區域經濟差異化大的基本國情，并會帶來失業等嚴重問題；三是防范和化解部分沿海區域和中心城市過早、過快出現產業空心化以及我國制造業過度向外轉移的風險，加快沿海中心城市產業鏈的優化重組，更多發揮制造產業組織者功能；四是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大力完善相關政策體系，防范更多中小企業在強大內外部壓力下因升級無門而關門倒閉的風險幫助多數中小企業順利渡過難關五是繼續注意防范外部形勢惡化與我國前期有關政策慣性收縮“雙碰頭”的風險，及時轉變思維，抓緊全面清理和和調整有關外貿政策全面優化貿易投資環境；六是注意防范外部危機形勢下國際產業轉移和跨國采購戰略布局可能發生重大調整的風險，在相當長時間內要努力維持好中國作為全球重要制造業基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