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觀及其現代意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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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關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們所忽略。由于歷史、地理環境、人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一個民族往往形成有別于其它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屬于自己的對待死亡及人生問題的死亡態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性文化傳統而沒有中斷的民族，其處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獨特性，從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關于死亡意義的思考無不彰顯了死亡的倫理化特征而非死亡的自然性。本文考察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觀的基本脈絡，主要內容、特征及其現代意義以期給現代人思考死亡問題以某種啟示。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觀的基本脈絡
在中國原始宗教中，中國人關于死亡的思考總是與自然或自然現象相聯系。古人認為，天上是神的世界，那里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神無生無死，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有生必有死，地下是鬼的世界，黑沉沉、陰森森，令人恐怖。神、人、鬼各居其所。中國原始宗教的死亡觀與季節相聯系。如認為冬季黑暗、寒冷，大雪冰封，萬物肅殺，和陰間的景象相同，是死亡的季節。中國原始宗教中死亡意識與當時低下落后的生產力、科技水平相聯系，源自于人們對死亡和自然現象的本能恐懼或向往。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種關于死亡的思考閃亮登場。孔子站在岸邊望著滾滾東逝水，發出逝者如斯乎的感嘆，這也表現出他對人生必死的無可奈何。所以當子路向他提出關于死亡問題的終極關切時，他表現出不高興，脫口而出“未知生，焉知死”。這體現出他對生命的深切感悟。深意在于：生命是有限的，應把精力首先放在有價值的問題上，思考生比研究生更有意義，把生活的問題安排好了，死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這句話并不表示他對死的問題的放棄，而只是一種理性的暫且擱置，但隱含了關于生死關系的思考。其實孔子也并沒有放棄對死亡問題的思考，只是覺得如果你真正地認識了生，也就認識了死。所以儒家關于死亡問題的議論都是圍繞通過思考生而超越死展開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儒家干脆擱置難以證明的死亡世界，而在現實生活中另立終極關懷的對象，把人們對永恒的追求與現實建構統一起來，關注自身如何實現對死亡的超越，那就是道德價值的開拓或內斂。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價值為核心的死亡觀，通過樹立一種死后的崇高目標來給生命確立一整套的價值標準，提供理想和規范，促使人為民、為國、為他而去忠、去孝、去悌、去友，立功、立德，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與儒家相比，道家對待死亡的態度就自由、任性得多，表現出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如果說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尋“死”，那么道家主張的就是“出生入死”，把萬物歸結于“道”，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強求，要順其自然，主張“無為”。“無為”并不是消極不去為的意思，而是說要順應自然之理，國家的治理是這樣，人的生死也是這樣。對人來說，生也自然，死亦自然，沒什么可高興和驚奇或悲傷的。只有那些超越“生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樂。所以面對死亡不必要有生存的危機感和緊迫感，也不需要去執著于現實的事務，而是應該按照天理和自然的法則調養好自己。既然生死是“天道”所定，所以既不要悅生，也不要惡死，要“生死齊一”。
真正把死亡描述得恐怖可怕的應算是漢代佛教。釋加牟尼曾為印度王子，不受魔鬼撒旦關于萬國榮華的誘惑潛入山林苦修，菩提樹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關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脫之道，終于悟出生的本質就是痛苦的真諦，從而開創了“四圣諦”為核心要義的佛教生死觀。儒教對死亡的基本觀念是：人不只是有一“生”，而有無數的生死輪回，死是這種輪回不已的生的中介。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體，肉體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體可滅，而靈魂可以轉生或轉型。人一生要與自己的肉體做斗爭，只有戰勝自己肉體的人才能享受到來世的快樂，達到“涅槃”。在這里，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幾份生存的沉重，變得明森恐怖。
如果說儒家的死亡觀是入世的，道家的死亡觀是飄逸的，那么佛家的死亡觀則是消極的。它是要通過對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壓抑達到根本不存在的虛無世界。
應該說，到了隋唐時期，中國人的死亡觀相對成熟了。人們一般能接受死亡這個客觀事實，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堅決反對神仙怪異之類的存在，陶淵明選擇了“自然無為”的人生觀，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明代思想家呂坤對死亡的理解更為深刻：“呼吸一過，萬古無輪回之時；形神一離，千年無再生之我。”認為死后看風水，請陰陽先生是“舍我本身，求之枯骨”。
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觀造就了無數不同的人生。眾多仁人志士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報國安邦，殺身取義，如宋江、譚嗣同、文天祥、陳天華。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賢”以地當床、茅棚作被、天為帳與豬狗同食這樣的隱世者及敢于在宮庭顛倒騎馬的文人騷客如李白。應該說眾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觀是儒家死亡思想的傳承，是人世的，而不是出世的。但是，他們站在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高度，為人民謀幸福，舍生忘死，拋頭顱，灑熱血，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死亡觀的忠實踐履者。所以說馬克思主義的死亡觀具有中外以往任何死亡觀所不能達到的境界。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觀的主要內容及特征
李慶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化中人的觀念》一書中專門闡述了這個問題，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死亡是一種自然的歸宿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現象，有生就有死，這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所以，人首先考慮的是過好自己的生活，沒有必要去為無法抗拒的死亡和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憂慮、煩惱。但如何過好自己的生活便有了不同的價值選擇：一種是消極避世，放任自流的態度，如“竹林七賢”。另一種是自私自利，巧取豪奪，拼命滿足肉體、感官欲望的享樂主義方法；另一種比較積極的態度就是：珍惜生命的存在，盡可能使人生過得有價值、有意義。我們無法獲得生命的永恒，但我們可以通過生命創造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傳予后人，使已不朽。
(二)死亡是一種令人恐懼、給人威脅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論對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親歷臨死者的痛苦神態及死后的“猙獰”面目，人們總是對死亡充滿一種本能的恐懼感。這種恐懼實際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們覺悟到死亡對人生的真諦，認識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這種“恐懼”不但不會引起我們心理上的恐慌，相反會給予我們對未來希望的某種啟示和提醒。正因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漸近性，我們必須抓住生命歷程中的種種機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賦予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無法設想，假如人類沒有死亡，這個世界將會變得多么的空虛、無聊甚至可怕。
正因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死亡的瀕臨便成為一種生命外在的威脅力量。相反，“以死相拼”也成為抵御某種威脅自己最高理想和價值的最后的武器。國家正是利用這種威脅力量維持社會秩序和根本的價值目標。對違法者最嚴厲的懲罰便是死刑。
(三)死亡是一種痛苦的解脫
無論是來世的死亡觀還是現世的死亡觀都能成為它的邏輯前提。佛教中的“涅槃”讓人進入一個極樂世界，道教的順“天道”而亡就有一了百了的寓意。《紅樓夢》第一回踱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便要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如果生命的過程實在難受，有些人會以死亡的方式作最終的了結，這是對現實的絕望，對生存價值的徹底放棄。其實不然，生命是最可寶貴的，對個人來說，它是統攝一切的力量；對社會來說，它是構建社會大廈的根本基礎，社會的一切都要來源于它。
(四)死亡是一種理想的追求
這里又有兩種情況：要么把死亡作為追求理想的工具，認為有比生命更有價值的東西。“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多少癡情男女為愛殉情：梁山伯、祝英臺化蝶而飛，羅密歐和朱麗葉相臥而死。要么把死亡作為一種靈魂的升華，把美賦予死亡本身而美化死亡。為什么成為千古絕唱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悲劇而不是喜劇。有人認為三毛的自殺既是她對荷西“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的留戀和無奈，更是她把死亡作為“靈魂升華”的手段。她與荷西的結合是靈魂和肉體的最完美的結合，荷西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荷西去了，她也去了，死亡便成為她必然的選擇。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寄托、鑲嵌在死亡身上，使死亡本身看起來如此美麗讓人向往。在這里，美好的愿望便超越了痛苦的事實，反映了人們通過死亡來延伸美好愿望的心理期待。
從李慶先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心目中的死亡觀念散發著濃厚的倫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氣息。大多數的中國人往往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死亡，彰顯、規定死亡的意義和價值，這也是中國歷史造就了如此眾多千古流芳的仁人志士的原因。再一個，中國歷史變革過程中的曲折和駁雜是其它民族所沒有的，在每一個歷史的緊要關頭，死亡觀也往往處于現代和傳統的交合中。由于個體生命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主流文化中突出的是為“集體”而獻身的英雄和烈士，這些人往往被神化以達到某種政治教化的目的。所以，中國人的死亡觀念往往被賦予政治上的意義。還有，中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專制的歷史，在這座政治大山的高壓下，個人顯得如此的渺小和無能為力，當他們無法主宰自身命運的時候，于是把希望和理想更多地寄托于死亡身上，要么美化它，要么使之神秘化。所以說，倫理化、政治化、神秘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觀念的三大基本特征。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死亡觀的現代意義
人不可以選擇是否死亡，因為死亡是人的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可能性。但人可以選擇屬于自己的死亡觀念，一個沒有死亡意識、憂患意識的民族肯定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魯迅作品中阿Q的愚昧就在于他的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沒有自我意識。
任何歷史不可能不影響現在，現實總是歷史的延續、不可能不打上歷史的烙印，就象人脫離了母體必然留下永久的疤痕一樣。
死亡觀也是這樣。它的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的人們忘記了死亡這把懸掛在自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再去體驗人生的終極意義，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沉浸在金錢和欲望的漩渦里不能自拔，所以一旦死亡之劍突然從頭上掉下來的時候，他們是那樣的措手不及，無可奈何。為什么貪官污吏只有到臨死的時候才感到“上對不起高堂老母，下對不起黎民百姓”；為什么事業有成的大學教授、領導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點挫折就從高樓縱身一躍、一命歸西；為什么號稱“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同學之間有了點矛盾就拔刀相向，以死相逼；為什么少數黨員干部先人去世以后要把葬禮搞得風光宏大，墓碑立得高又高，大吃大喝，鑼鼓喧天，甚至借機斂財。這不僅是財富的無意義浪費，更是對先人的大不敬。哲學是死亡的練習，哲學家就是為死亡準備的，哲學理論工作者應當為他們指點迷津，盡管我們的理論在現實面前顯得那么蒼白和無能為力。我們的確需要一種聲音，一種良知與理性的聲音，一種迷途勸返的自我提醒的聲音。這種聲音洋溢著天國的溫馨，為我們漫長的一生護航，使我們不至于沉淪和墮落，保佑我們一路平安。
如前所述，儒家的死亡觀是人世的，它把死亡問題暫且擱置，要求人們在有限的生命過程中去忠、去孝、去悌、去友，通過立功、立德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從而超越死亡。這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到了歷史的關鍵路口，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并存。每一個中國人都要發揚“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積極投身到改革開放事業的滾滾洪流中去。黨員干部更應該意識到自己肩上的重擔和責任。可是，有少數黨員干部卻在金錢和欲望的沖擊下忘卻了這一切。如自己都承認是玩權力、玩金錢、玩女人的“三玩”干部雷淵利；被老百姓戲稱為“王壞種”的王懷忠；和一百多個女人上過床的張二江。他們已經完全拋棄了作為人的價值與尊嚴。也有人對養育自己的父母都無孝心，怕父母年老后成為自己的累贅，用金錢一次性買斷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也有人對人已毫無誠信可言，“仁、義、禮、智、信”在他們身上已找不到任何影子。當然，這也不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多少人格和道德的楷模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雷鋒；拋妻子、別老母，長期扎根雪域高原，最后身死高山雪地的孔繁森；心里總是想著百姓，唯獨沒有他自己，身患絕癥，仍然堅守工作崗位的鄭培民；為了改革開放事業，“即使前面是地雷陣、萬丈深淵，我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朱锫基；背著妹妹上大學，感動了多少中國人的寒門學子洪戰輝。他們不僅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更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死亡觀的忠實踐履者。
道家的死亡觀是飄逸的、瀟灑的。應該說道家更是一種容易被常人所接納的平民死亡觀。它要求人們不執著于生死、順其自然，以一種安身立命、本真的態度來體驗人生，尋找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的確，對普通人來說，我們不可能干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但我們可以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為社會的發展盡到自己能盡和應盡的責任。那么到臨死的時候，我們才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碌碌無為而羞愧，而是深切地感覺到：我的死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當然，任何傳統文化都有精華與糟粕的區分。儒家除了通過立功、立德來超越死亡外，還認同了另一條超越死亡的道路，那就是通過子子孫孫的香火延續、承繼來實現祖宗未竟的價值追求，實現祖宗永生的愿望，從而光宗耀祖。所以，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其實，所謂的香火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細究起來。人類發展史上，斷了香火的人不計其數。在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的今天，如果我們還要刻意去延續所謂的香火，認為只有男孩才是傳后人的做法肯定是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相違背的。
總之，死亡是一種宿命，是每個人生命的“老家”。人生的經歷千差萬別，而死亡卻把我們絕對統一起來。面對死亡這條不歸之路，我們曾經猶豫、彷徨，因為沒有更多權威的點化，也沒有過來者的引導。一切只有靠我們自己去體驗。去感悟。于丹教授說得好：儒家給了我們立根的土地，道家給了我們飛翔的天空。讓我們在思考死亡的過程中感悟人生，善待人生，讓我們的心靈在另一種境界中得以升華。
摘要：死亡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的死亡觀是入世的、積極的，它主張通過立功、立德來超越死亡。道家的死亡觀是出世的、飄逸的，它主張順應天理和自然之道，既不悅生，也不惡死。佛教的死亡現是抑我的、消極的，它主張戰勝自己肉體的欲望來享受來世的快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死亡觀具有倫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特征，對現代人善待人生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死亡：死亡觀：現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