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徽商茶葉貿易比對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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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是清代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7世紀中期到鴉片戰爭前，中國幾乎獨霸國際茶葉貿易市場。鴉片戰爭后，茶葉雖然依舊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打商品，但其壟斷地位已開始動搖。19世紀80年代，中國茶葉貿易已明顯出現衰落跡象。20世紀初，中國茶葉貿易已處于江河日下之狀態，并最終為日本、印度、錫蘭等國之茶葉所替代，中國茶葉貿易的國際市場幾乎完全喪失。1920年，中國茶葉出產量占世界出產量的6．5%(1)，茶葉輸出量僅占世界產茶國輸出量總數的6．2%。(2)在此過程中，作為經營茶業的國內兩大商幫———徽商與晉商也不可避免地經歷了由盛轉衰的命運。關于晉徽茶商衰落的原因，目前已有較多論述，此不贅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華茶在國際市場的衰敗給晉、徽茶幫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兩大商幫也從此走向衰落。這也使得學術界關于晉徽商的比較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時期，很少涉及民國時期。然而，衰落后的晉徽兩商幫的命運并非完全一致。源此，本文擬對民國時期晉徽商茶葉貿易進行闡述，從商幫的發展戰略選擇與資源稟賦之間的矛盾出發，分析兩商幫不同命運形成的內生原因，指出發展戰略選擇是否和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相一致是決定商幫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
一．晉徽商茶葉貿易的衰減情況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華茶在國際市場的節節敗退，晉、徽商兩大商幫的茶葉貿易亦開始衰落。在此過程中，晉商的衰落表現得更為徹底，徽商茶幫的衰落則表現得較為溫和與緩慢。及至民國，晉商茶幫的勢力已大為削弱，而徽商茶幫則依然綻放出夕陽西下的光芒。
(一)徽商茶幫衰而不亡
民國時期，徽州茶幫雖備受打擊，但其衰落表現得溫和而緩慢。可以說，徽商茶幫是衰而不亡。據調查，“清末民初，僅績溪人在滬開設的茶號就有33家，其中汪裕泰茶莊有6個發行所，被譽為‘茶葉大王’。抗日戰爭以前，歙人在滬從事茶葉經營的商號總數以百家計，在杭州開始的茶葉店也有50余家。”(3)1929年，上海共有57家茶廠，其中徽幫29家，占茶廠總數約一半(4)。1932年，上海僅存42家茶廠，其“經營此業者大都為安徽廣東江蘇三省人，而尤以安徽人為最多。上海之著名茶廠及大部份資本均屬之。……工人以安徽人為大幫。”(5)“茶廠工人分為徽州、江西兩幫。制綠茶者多為徽州幫，制紅茶者多為江西幫。但大多數均屬徽幫。全市徽幫工人約1600余人，亦舊工業中之重要者也。”(4)1929年，上海茶棧共19家，其中徽幫7家，廣幫6家，平水4家，雜幫2家。徽州茶幫數量位居各幫之首。19家茶棧資本金額共52萬元，其中徽幫7家的資本共25萬元，占全部資本的48%(4)。茶葉店工人共約六百余人，多系徽州績溪籍，故有績溪幫之稱。該幫有工人會曰:上海茶業職工會。(4)由此可見徽商茶幫在上海的優勢地位。上海素來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1933年，“上海茶葉總出口量占全國茶葉總出口量的七分之六，即以上海直接出口量來講，亦占全國總出口量的半數。”(6)據調查，上海1937年之前成立的解放時尚存的徽商茶號、茶行、茶棧有19家，是數量最多的一幫(7)。徽商仍為民國時期上海茶業界的第一大幫，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在安徽本地經營茶業的徽商也不少，他們還成立了自己的行業組織。1909年，婺源茶商組織了茶商工會，請駐屯皖南茶稅局立案。1912年，屯溪茶業公所改組為徽州茶務總會，并呈安徽督軍立案成為法定團體(8)。據調查，1940年安徽全省共有茶廠、茶行456家，另有合作社106所。(9)
(二)晉商茶幫衰而致亡
漢口曾為中國最大的茶葉輸出地。然而到1933年，漢口“對俄輸出之總值，僅二百余萬元，遠不及中俄絕交時期中之民國十七年，若依次比較，則去年(1933年)僅及十七年的三分之一。”(10)曾經在兩湖盛極一時的晉商茶幫，隨著中國茶葉貿易和漢口茶市的衰落，相繼停業者比比皆是。漢口茶莊以前頗為發達，有湖南幫、山西幫、湖北幫、廣東幫、江西幫等共百余家。及至1933年，現存者只有山西及兩湖等幫58家。其中，山西幫僅8家，即天恒川、天順長、大盬鈺、瑞興、天成順、義興、興隆茂、日新盛，主要采辦安化茶。(11)據調查，民國年間，“漢口最大的茶號有忠信昌、順安謙、新隆泰、源隆、萬和隆、洪昌隆、永昌隆、然泰昌、新盛昌、公慎祥、洪源永、謙祥益等。”(12)山西幫的8家茶號均不在其內。可見，晉商茶號在漢口的勢力已大為衰微。晉商活躍的另外幾地是湖北羊樓峒、湖南羊樓司、聶家市。光緒末年，羊樓峒的晉商茶莊有長裕川、大德生、興隆茂、寶聚川、天順長、天聚和、義興、大盬鈺、瑞興、大昌玉、德巨生、巨貞和、巨盛川、復太謙等14家，每年辦茶約計30萬擔。到1933年，羊樓峒全部茶號僅19家。至1934年，茶號減至15家。該年羊樓司茶號8家;聶家市6家。(13)1933、1934年羊樓峒、羊樓司、聶家市各茶號經營情況見表1。從上表我們看到:及至民國時期，晉商茶幫的勢力已大為削弱。其表現一是茶號總量急劇減少。一些著名茶號不少都有歇業，如長盛川、涌鈺、長裕川、興隆茂等。1933年，羊樓峒晉商茶號有9家，占茶號總量近一半，但1934年僅存4家。1933年，羊樓司晉商茶號為6家，占茶號總量85%;1934年晉商茶號減為5家，占茶號總量62．5%。1933年，聶家市晉商茶號為3家，占茶號總數的一半;1934年減為2家，占茶號總數約33%。可見，晉商茶號在數量上仍占重要比重，但減少較為迅速。二是晉商茶幫制茶總量大幅下降。一些著名茶號倒閉的倒閉，歇業的歇業，逃跑的逃跑，制茶量甚至不及他號。1933年，三地制茶總量折5500656斤，晉商茶幫為3777776斤，占總量的68．7%。到1934年，這一比例下降為50．5%。從數量比重來看，晉商茶號在這三地仍占有一定優勢，但此時中國茶葉貿易的重心是上海，湖北湖南的茶葉貿易已大勢已去，羊樓峒的晉商茶號自民國十年之后，“以獲利者少，虧蝕者多，茶號逐年減少。”(13)晉商茶幫的勢力已不及當年，及至解放前夕已消失殆盡。
二．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的選擇
在商幫經濟整體衰落的環境下，民國時期的晉商茶幫雖仍在茍延殘喘，保留了一些茶號，但實力已大不如前，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徽商茶幫亦面臨著衰落和虧損的慘運，但直至民國時期依舊是茶業界的第一大幫，依舊保持鶴立雞群的地位。筆者認為，晉徽商茶幫之所以有不同的命運，主要原因之一是徽商發揮了資源稟賦比較優勢，而晉商則脫離了比較優勢。
從理論上來看，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比較優勢主要由各國的資源稟賦決定。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或地區將生產和出口密集使用其稟賦較為豐裕的生產要素生產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稟賦較稀缺的生產要素的產品。該理論強調不同國家之間生產要素的自然稟賦。如果一個經濟的產業能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那么這個經濟的生產成本就低，競爭力就強。因此，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企業能夠對資源稀缺性自動作出調整，在其產品的生產選擇中盡可能多的使用便宜的生產要素，那么就能較好地實現比較優勢。縱觀徽商茶幫發展歷程，他們不僅擁有茶號、茶行、茶棧、茶廠、茶莊、茶葉店，還有專門的出口茶商。可見，徽商在茶葉批發、零售、加工乃至出口都有業務，涉足茶業經營的各個領域，形成一條合理的產業鏈。他們根據市場需求形成了與資源稟賦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其主要原因，一是徽州本是著名產茶之地，“皖省原為著名之產茶區域，祁門紅茶，六安攀針，尤見稱于世界市場。”(14)二是地理位置與上海較為接近，徽商占據上海茶葉市場有較好的地緣優勢。猶如時人所言:“上海茶棧以徽、廣兩幫為最多，蓋因徽州為產茶最富之區，每年運來上海之紅綠茶約二十萬擔以上，故經營茶業者頗多。”“上海出口茶業幾為徽州婺源幫所獨占，而店莊營業則大半在徽州績溪幫之手。良以我國產茶以徽州為最者，茶業之為徽人所把持要皆職是故也。”(4“)上海市場安徽茶最多，故茶棧屬安徽幫者亦居多。”(12)顯而易見，徽商較好地發揮資源稟賦比較優勢是其保持茶葉經營衰而不亡的重要原因。
從晉商茶幫的發展過程來看，其由最初較好利用資源稟賦比較優勢到最后脫離這一優勢。晉商一度曾壟斷對俄茶葉貿易，走出讓世人矚目的“萬里茶路”。山西并不產茶。關于晉商何以能在“背離”資源稟賦的情況下，實現對外貿易的巨大成功，學術界存在種種不同解釋。如，有的認為是晉商吃苦耐勞的精神、誠信第一的原則與卓越的商才所致，有的認為是晉商善于抓住市場需求、大膽進行風險投資，有的認為由于晉商特殊的運輸方式、科學的管理制度;有的認為是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扶助，等等。這些無疑都可以解釋這一事件的某一方面，但都沒有從根本上揭示其本質。筆者認為，晉商茶幫在發展前期基本上較好地發揮了比較優勢，即中國的資源優勢和山西優越的地理位置。中國的福建、湖北、湖南茶葉資源豐富。山西北上可達蒙古、俄國，南下可至福建、武漢，西往可至陜西、新疆。晉商正是依靠中國豐富的茶葉資源優勢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優勢與中國落后的交通優勢，配合其善于捕捉市場需求的能力、吃苦耐勞的精神、特殊的運輸方式、清政府的政策保護等，成功走出了一條持續數百年的茶葉貿易之路。換句話講，清代晉商茶葉貿易的繁榮是在當時交通、通訊不發達的社會條件下建立的。19世紀中葉，隨著五口通商口岸的開放和現代交通工具的開通，以及茶葉生產技術的改進，使晉商的上述比較優勢開始消減。這一轉變對晉商茶葉貿易的沖擊主要表現在茶葉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一方面，供給減少。通商口岸的開放使俄國商人在湘鄂地區設廠合法化。他們使用機器進行茶葉生產，并通過水路、鐵路運輸茶葉。大大節省了費用，降低了成本。與此同時，中國茶的強勁對手———印度與錫蘭等產茶國，“栽培制造，均使用嶄新機械，其原動力則利用水力，使生產力增大。”從而“生產物增加，生產物品質優良均齊，以圖生產費用之減少，價格之低廉也。”而晉商的茶葉制造只用“舊來粗苯之器具，多恃人力，不受機械制造之利益”，(15)生產力遠不及印錫。這些都迫使晉商減少茶葉的供應。另方面，國外對華茶需求減少。晉商的最大主顧———俄國人飲茶習慣的改變使俄國對華茶需求減少。“往者俄國人有不以茶混入牛乳而飲用之習慣，今則以茶混入于牛乳飲之。不混入牛于乳，則中國綠茶為適宜;若混入牛乳，則茶失其固有之香味，而以印錫之紅茶為適。因此嗜好改變，失從來華茶之需要。”(15)此外，中國傳統制茶方法不清潔不衛生，“國人習之不以為意”，而歐美人重衛生，“則對之大感不快，而嫌惡之。”印度錫蘭茶為機器制茶，“無不潔之物摻入。”(15)導致中國茶在俄國市場漸失身價。交通與生產技術的突破使晉商的比較優勢發生逆轉。晉商原本可利用的中國茶葉資源優勢和傳統交通地理優勢被徹底打破。鐵路的開通使任何人都能進行長途販運，晉商原有的比較優勢已不再有。有一個規律是，在兩國要素稟賦不同時，一開始將根據要素稟賦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貿易，但是如果一國在其相對劣勢產品的生產方面取得技術突破，則比較優勢會發生逆轉。但這種比較優勢能夠保持多久，要看技術轉移的速度。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轉變產業結構以適應比較優勢的變化。然而，晉商茶幫并未及時放棄已不再是優勢的比較“優勢”。為此，晉商茶幫承受了對俄茶葉貿易的高成本，并付出沉重代價，最終慘遭破產失敗。無論是晉商還是徽商，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沒有明確說明實行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然而，他們在發展初期都找到了比較優勢并充分利用。不同的是，徽商茶幫選擇的是資源稟賦比較優勢，而晉商選擇的是地理比較優勢。明清晉商茶幫生存并成長起來的前提是當時缺乏競爭的社會環境。其產業達到繁榮還需依賴國家的保護政策。這種以政府政策保護為比較優勢的商幫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時刻履行其職責。這注定其是缺乏效率的。一旦技術和環境改變，他們必然會遇到強勁對手，衰亡是必然的。民國時期晉徽茶幫的不同命運表明，有效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并適時調整可以保持商幫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三．結語
晉徽商茶葉貿易實踐表明，商幫經濟越是能夠充分發揮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經濟衰退就越慢，就愈能保持長久發展。比較優勢的發揮，可以化解資源不足造成的制約，有利于加快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升級。通過對兩商幫比較優勢戰略的比較，不僅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其成功經驗，而且能更好地理解其不同命運之原因。從中我們可得到的結論是:第一，商幫經濟發展戰略與自身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是否一致是決定其能否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第二，隨著經濟的發展，比較優勢會發生變化，那么商幫經濟的產業結構也要相應改變。第三，政府應在商幫經濟采取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時起到應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