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唐代茶葉及茶文化的域外傳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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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葉向東南亞和西亞的傳播

秦漢時期，越南已納入中國版圖。唐朝時期，中國政府直接管轄越南，武德五年（年）設交州總管府，武德七年（624年）改稱交州都督府，調露元年（679年）置安南都護府，至德二年（757年）改稱鎮南都護府，大歷三年（768年）復為安南都護府。終唐一朝，越南處在中國直接而有效的管轄之下，與藩屬國朝鮮、隔海相望的鄰國日本有根本性的不同。臺灣學者蕭麗華考證，安南入唐僧人有名字可查的有36人①。安南人與中土名士的交往也頗為頻繁，“唐時，越僧無礙上人、奉定法師、惟鑒法師等均精漢學，嘗往中國長安與名士王維、賈島、張籍交游，詩文唱酬頗多。”②中唐詩人張籍曾作《山中贈日南僧》：“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南海客，蠻語問誰家。”③來唐求法學佛的南海僧人在山中種植茶樹，這說明彼時安南人已經接觸到茶，并有將茶帶回安南的可能。《膳夫經手錄》中的一段文字記載，直接證明唐代安南已經有茶葉的銷售與消費：“衡州衡山團餅而巨串……雖遠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細。”④衡州茶產于湖南，陸羽《茶經》有四次提到衡州茶。交趾便是越南，“常食之”說明唐朝中晚期，茶在越南已是較尋常的飲品了。以安南為中心，中國茶文化還繼續向外傳播，除了賈耽所提到的安南通天竺道，《新唐書•地理志》還提到由驩州通向中南半島諸國的通道。越南因其地理的特殊性，成為中國茶葉輸出的重要中轉地。唐代中國和印度半島的交流也很頻繁。特別是隨著佛教在中國盛行，玄奘、義凈、慧日等高僧西行求法，波羅頗、迦羅密多羅、阿地瞿多等印度高僧來華弘揚佛法，印度大量的典籍傳入中國。同時，兩國之間物品的交流也很多，吳楓、陳伯巖的《隋唐五代史》稱：“唐代絲、茶、瓷及其他土特產品不斷輸人天竺，并成為帝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之一。”⑤天竺僧入唐后，經常會接觸到茶。德宗貞元八年（792年），天竺密宗高僧釋智慧奉詔入西明寺任譯經師，唐德宗曾賜茶以示恩寵。中國的茶葉在唐代也傳播到了波斯、阿拉伯等西亞地區。自6世紀以來，中國便與波斯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中國同中亞大食（阿拉伯）于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正式建立邦交關系，自建交之年到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該國先后遣使來華36次，大唐的很多都市都有波斯人在做生意。公元851年，阿拉伯人穆根來（Sulaymān）來到中國廣州，他在游記中提到了茶葉：“國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國的鹽稅以及泡開水喝的一種干草稅。在各個城市里，這種干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叫“茶”（Sakh）。此種干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⑥穆根來到中國之前應該沒有接觸過茶，在他的眼中茶及唐人飲茶的嗜好都充滿了陌生的新奇感。盡管如此，茶還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向西亞輸出。1998年，德國海底尋寶者在印尼蘇門答臘島附近打撈發現“黑石號”沉船。據考證，這艘船826年左右從中國駛往阿拉伯。在眾多的唐朝文物中有一小碗，上面寫有“荼盞子”三個字⑦，這是茶在唐代已向西亞地區傳播的有力物證。

二、茶葉及茶文化向東亞的傳播

（一）茶向朝鮮的傳播

從地緣上看，朝鮮半島與中國接壤，通過陸路便可通達。從漢代起，中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便交往頻繁，這種交通往來“對于朝鮮半島國家的形成有著某種催化作用。”⑧進入唐代后，中朝之間的往來更為密切，從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年）到昭宗干寧四年（897年）的近200年間，朝鮮曾向唐派遣使團89次。與此同時，唐代的風俗、飲食等在朝鮮半島廣為傳播，茶作為重要的飲品同樣流入了朝鮮半島。《三國史記》載大武神王9年（26年），孫無恤吞并蓋馬國，殺其王，收其地為郡縣。鄰近的句茶國王聞蓋馬國王被殺“舉國來降”。“茍茶國”中出現了“茶”字，但筆者推斷這可能是金富軾在寫作《三國史記》時，用漢字“茶”表朝鮮語之發音。西漢時，中國關于茶的文獻記載尚頗為罕見，此時茶葉當不會傳入朝鮮半島。從公元7世紀起，茶已在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文獻和碑刻中便有所體現。金立之《崇嚴山圣住寺事跡碑銘》中有“茶香”字樣，收藏于韓國東國大學《崇嚴山圣住寺碑片》有“茶香手”字樣。①高麗時代，一然《三國遺事》收錄金良鑒撰《駕洛國記》：“每歲時釀醪醴，設以餅、飯、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墜。”②文中記載的是新羅文武王即位之年（661年），首露王廟合祀于新羅宗廟，祭祖時所遵行的禮儀。從上下文我們可以推斷，茶在此處當為飲品。這是7世紀中后期，朝鮮半島已有飲茶的史實。《三國遺事》中的記載并非孤證。《三國史記》載有薛聰的《花王戒》：“又有一丈夫，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鐘而步傴僂而來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臨蒼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頭翁。竊謂左右供給雖足，膏粱以充腸，茶酒以清神，巾衍儲藏，須有良藥以補氣，惡石以蠲毒。”③薛聰生活在7世紀中后期到8世初，白頭翁“茶酒以清神”之句，可推斷在薛聰所生活的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茶有振奮精神的作用。白頭翁衣著為“布衣韋帶”，這是未仕或隱居貧賤之士的粗陋服裝，白頭翁的生活環境是一個交通便利卻又人煙稀少的地區。7世紀末在朝鮮相對偏遠的地區，一般的貧寒士子之間，茶應該已是較為尋常的日常飲品了。

《三國史記》興德王二年記載：“冬十二月……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時有之，至于此盛焉。”④善德王在位時期為唐初，該時期茶便已經在朝鮮開始傳播了。興德王二年是唐太和元年（827年），在茶文化在朝鮮半島傳播了200余年后，朝鮮人已經將茶作為重要的飲品。遣唐使大廉在9世紀初將茶種帶回國內，朝鮮半島開始栽培與種植茶葉，朝鮮的茶文化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茶也是佛教供養佛祖的至要之物。景德王（742－765年）每年春天置茶會，以茶賜臣民。《三國遺事》第二卷載有僧人忠談向國王獻茶的記錄：“三月三日王御歸正門樓上……僧曰：‘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饗南山三花嶺彌勒世尊，今茲既獻而還矣！’王曰：‘寡人亦一甌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獻之，茶之氣味異常，甌中異香郁烈。”⑤這則故事發生在景德王二十四年（763年）三月三日，忠談肩背“櫻筒”，櫻筒可容納不少茶具，方便攜帶，可隨處煮飲。忠談在每年的重三與重九之日，向南山三花嶺彌勒佛祖供奉茶水。以茶禮佛是唐代佛教的習俗，唐代以茶獻佛的風俗在朝鮮半島也得到傳播。忠談以茶供佛、以茶獻王，這是朝鮮半島茶禮習俗的初步萌芽。景德王是一位喜歡飲茶的國王，他還以茶賜人。景德王十九年（760）四月，景德王請高僧月明師作散花功德，他賜茶以示嘉獎：“王嘉之，賜品茶一襲，水精念珠百八個。”⑥新羅茶文化的發展離不開遣唐使、留學生、僧人等人，他們在中國與茶有著廣泛的接觸。新羅國王子金喬覺（696－794年），又名金地藏，在九華山擇地栽茶，“金地茶，梗空如筱，相傳金地藏攜來種”⑦，《全唐詩》收錄了其茶詩《送童子下山》。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提到眾多新羅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新羅人近50人。⑧新羅人與唐人雜居，他們熟悉唐代茶及飲茶習俗。在唐代生活的新羅代表人物李元佐于843－845年與圓仁多有往來，李元佐曾送圓仁“路絹二疋、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書狀兩封。”⑨新羅來華著名文士崔致遠與茶同樣密切，他為創建雙溪寺的真鑒國師（755－850年）撰寫之碑文中寫道：“復有以漢茗為者，則以新爨石釜，不為屑而煮之。”瑏瑠崔致遠茶詩《謝新茶狀》：“所宜烹綠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甌。”瑏瑡兩者描寫的都是唐代盛行的煎茶法。崔致遠生活在唐僖宗時期，正是煎茶法大行其道的時期，他應是相當熟悉的。綜上所述，唐初茶文化已經向朝鮮半島傳播，7世紀末，茶在朝鮮半島已較為普遍。新羅人入唐把唐代文化制度帶回新羅的同時，也把茶葉及茶文化帶回了新羅。這一方面在朝鮮半島傳播了唐朝先進的飲茶文化，另一方面又提升了該地茶文化發展的層次與水平。9世紀后，新羅人已不滿足于從中國輸入茶葉，他們開始嘗試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仿效煎茶法，努力提高本國的茶文化層次與內涵。茶被用來祭祀先祖、接待賓客、日常飲用、賞賜群臣、供奉佛祖，用途極為廣泛。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朝鮮茶文化的發展、演進與唐代茶文化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是接受程度較高的國家。

（二）茶向日本的傳播

美國學者威廉•烏克斯認為茶葉傳入日本當在圣德太子時代（593年左右）①，但他并未列明佐證史料。日本大化改新之后，中日之間的交流更為頻繁。從貞觀四年（630年）到干寧元年（894年）的260余年間，日本共遣使15次。他們全方位學習唐代文化，如飲食服飾、雕刻建筑、音樂美術等、社會習俗、典章制度、釋道儒學等。中國的茶葉及茶文化也隨著這股洶涌的文化交流大潮，源源不斷地向日本輸出。奈良時代（588－780年）日本文獻中關于茶的記載極其少見，最早的地方志《風土記》、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第一部和歌集《萬葉集》沒有相關記錄。僅在日本現存最早官修史書《古事記》中有兩處記載，一是仁德天皇（313－399年在位）時代《志都歌》，二是雄略天皇（456－479年在位）時代之歌。文中提到茶山、茶樹、茶花等。《古事記》所載多神話傳說，只能從側面反映其成書年代，即8世紀初日本茶葉傳播的某些蹤跡。日本正史中關于茶的文獻記載見于840年成書的《日本后紀》。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年）4月，“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龍顏大悅，賜之以御冠。這段文字向我們透露了幾個信息：嵯峨天皇應該已經接觸過茶；茶已經被當做飲料使用；茶是貴重的物品，用來接待貴賓；都永忠所煮之茶味道不錯，深得天皇贊許。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令畿內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②這些茶作為貢品進獻朝廷，他還把皇宮內的東北隅辟為茶園。平安時代前期（794－930年），茶文化在日本的傳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人們開始種茶、制茶、飲茶、詠茶，茶文化之風大盛。該時期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僧侶來實現的，皇室成員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最澄（767－822年）于804年來到浙江天臺山，向道邃、行滿等禪師學習天臺宗教義。在佛隴寺廟時，曾任智者塔院的“茶頭”。

805年初春，最澄歸國時，友人舉辦了一場茶會③。在天臺山茶風的熏染下，最澄對唐代茶文化有深入認識。最澄致力于茶文化在日本貴族階層及僧侶階層的傳播。嵯峨天皇與最澄的唱和詩歌《答澄公奉獻詩》：“羽客親講席，山精供茶杯。”④嵯峨天皇在詩中提到陸羽，日本貴族階層已經了解唐代茶文化發展的情況。弘法大師空海（774－835年）是日本另一位重要的茶人。他與最澄同年來華，據《弘法大師年譜》記載“大師入唐回國的時候，把茶帶回來，奉獻給嵯峨天皇”。⑤815年，嵯峨天皇臨朝時，空海上書《獻梵字及雜文表》云：“觀練余暇，時學印度之文，茶湯坐來，乍閱震旦之書。”《高野雜筆集》提到茶在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思渴之次，忽惠珍茗，香味俱美，每啜除疾。”他在一首詩歌的序文中云：“曲根為褥，松柏為膳，茶湯一碗，逍遙也足。”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看出，空海不僅看重茶的具體功用，更注重茶所帶來的清凈自由之境界及審美感受。空海不僅喝茶、誦經，他還經常寫詩作文，與一些皇族、詩人酬唱應和，其中不少與茶有關。嵯峨天皇曾作七言詩《與海公飲茶送歸山》：“道俗相分經數年，今秋晤語亦良緣。香茶酌罷日云暮，稽首傷離望云煙。”⑥仲雄王拜會空海詩作《謁海上人》描寫唐代煎茶之法：“石泉洗缽童，爐炭煎茶孺。”①學者、詩人小野岑守與空海唱和詩作《歸休獨臥，寄高雄寺空海上人》：“野院醉茗茶，溪香飽蘭宦。”②空海給興元寺護命僧正80歲的賀壽詩序言中描繪了與知己相聚，設茶湯之會的情景：“聊與二三子，設茶湯之淡會，期醍醐之淳集。”空海對茶的種植、唐代茶文化在日本的傳播、高僧文人之間的茶詩唱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被稱之為日本“茶祖”。

嵯峨天皇在位的弘仁年間（810－824年），崇尚唐代的文化與藝術。他推進新文化政策，中國文化在日本備受推崇。這段時間是日本茶文化發展黃金期，日本開始種茶、制茶、品茶，以嵯峨天皇為中心，最澄、空海、都永忠等僧侶為骨干力量的茶人群體推動了日本茶文化的傳播，飲茶之風盛行，學界稱之為“弘仁茶風”。此時誕生的三部敕撰漢詩集《凌云集》、《經國集》、《文華秀麗集》中，出現了多首茶詩，反映了當時飲茶之風盛行的情況。《經國集》卷十四有惟氏的《和出云巨太守茶歌》：“山中茗，早春枝，萌芽采擷為茶時。山傍老，愛寫寶，獨對金爐灸令燥。空林下，清流水，紗中漉仍銀鎗子。獸炭須臾炎氣盛，盆浮沸浪花。起鞏縣垸閩家盤，吳鹽和味味更美。”③這首詩前半部分描寫日本飲茶之法，跟陸羽《茶經》描寫極為相似，甚至可以說是對陸羽《茶經》的煎茶之道的詩化再現。814年4月，嵯峨天皇及其繼任者淳和天皇、《經國集》主編滋野貞主及眾大臣在左大將軍藤原冬嗣（775－826年）的閑居院舉辦一次茶會，眾人多以茶賦詩。嵯峨天皇賦詩《夏日左大將軍藤冬嗣閑居院》：“吟詩不厭搗香茗，乘興偏宜聽雅彈。”④淳和天皇則賦詩《夏日大將軍藤原朝臣閑院納涼探得閑字應制》：“避暑追風長松下，提琴搗茗老梧間。”⑤兩詩有“搗香茗”、“搗茗”之語，這說明當時日本的茶是餅茶。詩中還言“提琴”、“雅彈”，說明當時的茗飲是和音樂等高雅的藝術活動相結合的。飲茶、彈琴能夠消除人的煩悶，給人以美好的精神享受，讓人日落西山卻渾然不覺。嵯峨天皇《秋日皇太弟池亭賦天字》五言詩：“蕭然幽興處，院里滿茶煙。”⑥滋野貞主也作一首詩《夏日陪幸左大將藤原冬嗣閑居院，應制》：“酌茗藥室經行入，橫琴玳席倚巖居。”⑦這些漢詩從文句到立意都深受唐詩影響。天皇、大臣、文人等共聚、品茗、作詩，舉辦盛大的茶會，這在唐代也不多見。820年，嵯峨天皇退位，弘仁茶風暫告一段落。茶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并沒有止歇，茶作為一種高雅的文化風尚仍然在日本上層貴族和文人雅士之間傳播。島田忠臣（823－891年）的《田氏家集》（843年）中的《乞滋十三摘茶》⑧描繪了采茶的情形。島田忠臣的女婿菅原道真（845－903年）的《菅家文草》（900年）及《菅家后集》（903年）中也有很多與茶相關的內容。菅原道真的茶詩中寄予憤懣、焦慮、孤寂等多愁善感的文人氣息及高雅脫俗的情懷。《八月十五日夜，思舊有感》：“菅家故事世人知，翫月今為忌月期，茗葉香湯免飲酒，蓮華妙法換吟詩。”⑨《假中書懷詩》：“一嘆腸回轉，再嘆淚滂沱。東方明未睡，悶飲一杯茶。”瑏瑠晚年他被貶謫九州島，一場大雨讓他倍感人生的凄涼，“農夫喜有余，遷客甚煩懣。煩懣結胸腸，起飲茶一盞。”瑏瑡菅原道真以旅館屏風所畫“松下道士”為題作詩六首，其中《飲茶》一詩寫道：“野廚無酒，巖客有茶。塵尾之下，遂不言家。”瑏瑢他是借用畫中道士的飲茶行為來標榜自己清雅超群。菅原道真的茶詩取向體現了新的價值：一是以茶澆愁，既給茶詩帶來了新向度，又與唐代的茶詩文脈相通，但這樣的文風并未成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二是茶與酒在其生活都占據著重要地位，二者相較，他更傾向于茶，這是日本茶文化深入發展的標志。唐昭宗干寧元年（894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學問僧中灌的報告上奏天皇，以“大唐雕敝”、“國亂”、“多阻于兵”、“不得達”等為由，建議停止派遣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這一建議，永久停止派遣遣唐使，“五代及宋國交，彼此皆絶。”①唐末五代時期，中國動亂不斷，日本趨向于閉關鎖國，致力于本土文化的發展，和魂意識日益崛起，富有本民族特色的“國風文化”成為新的風潮。在內外雙重作用下，中日茶文化的交流暫時中斷了，日本茶文化進入了較為緩慢的發展期。

三、唐代茶葉及茶文化域外傳播的特點

唐代是中國茶文化的重要發展階段，也是茶葉及茶文化向周邊國家和地區傳播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茶文化對外傳播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該時期茶葉傳播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溝通與交流，而非商品貿易活動。茶文化的對外傳播不僅僅是茶葉這一消費品的外輸，更是與茶有關的文化生活方式與審美情趣的輸出。無論是寺院僧侶之間的交流，官方的賞賜贈與，還是民間的互動，處處都流淌著濃厚的友情。進入宋代以后，南方的一些港口開始茶葉的商貿活動。明清時期，中國茶葉通過海路或者陸路向世界各地大宗出口，這與唐代茶文化形態傳播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在中心－邊緣的地緣政治秩序格局中，茶從“文化高地”流向“文化洼地”。唐代，中國位于世界文化的中心，有著大量物質和精神的財富，占據著文化的制高點，周邊的部族和國家都在主動而心悅誠服地汲取唐文化的營養，“在中國歷史上，文化之花最為盛開、最為燦爛奪目的唐代文化，猶如高處向低處流淌的水流，流向周圍的各個國家。”②茶文化是唐代文化制度輸出的具體形態。同時，這些與中國相鄰的、位于第一圈層的國家又把茶文化向更遠圈層傳播，“以中心區為核心、周邊地區為外圍的‘文明’或‘地緣文明’的規模都擴大了”③，茶文化就是在這種文化運動模式下從中國走向全世界的。第三，更注重精神與審美內涵，而非物質享受。韓、日、越等國家的一些僧侶、留學生、官員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很久，有的長達幾十年甚至終老中土。他們學習唐人對茶的品鑒方式以及從中獲取的審美感受，也將茶文化的精神內核帶回了本國。他們品茗，欣賞那紅紅的炭火，曼妙的茶煙，翻騰的魚目，沁人的茶香。他們身處竹林，吟詩作對，彈琴吹笙，侃侃而談。他們愛茶，愛茶的一切，茶是他們的禮，茶是他們的道。第四，僧侶在茶文化的傳播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梅維恒在《茶的真實歷史》中認為茶的廣泛被接受與佛教的傳播有關④。學習、弘揚、光大佛法是他們來華的原動力，但他們發現茶在佛家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茶可以驅睡少眠，茶可以清心凈性，茶可以幫助參悟佛理，于是茶也成了他們的不二之選。歸國后，他們飲茶的習慣保留了下來，并嘗試自己種植制作茶葉，于是以寺院為中心，茶及茶文化向上層和底層兩個方向傳播開來。（本文作者：劉禮堂、宋時磊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