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學與科研下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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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與學術的受制：極端文化的霸權

1．在大學的建立上，中世紀大學體現了教會與王權的霸權。大學最初的產生與發展始終貫穿著與基督教教會以及世俗王權的沖突與摩擦。到了13世紀末期，教皇與國王權力的此消彼長，使得巴黎大學喪失了許多特權，成為教皇或王權的附庸。絕大多數新建立的大學都要獲得教皇的特許，“至13世紀后半期起，獲得教皇的特許已經成為普遍趨勢”［2］92。如布拉格大學的創辦是有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Ⅵ）頒布的特許狀；法國的圖盧茲大學就是在教皇霍諾留三世（HonoriusⅢ）和格列高利九世（PopeGregoryⅨ）提議下，由圖盧茲伯爵（comtedeToulouse）建立的［2］327。2．大學內部的等級體現了神學知識的霸權。在中世紀大學內部，學部是大學的核心，所有的教學或學術活動都圍繞學部展開，學部涵蓋了當時所有的學問。學部之間的等級關系非常明顯，同時反映到所開設的各種科目的等級關系層面上，因為自柏拉圖時期，就認為各種知識是有等級關系的。在傳統的四學部的設置下，神學部一直享有壟斷地位，這種地位受到教皇的保護，所有的教學內容與科目設置都圍繞神學的邏輯來進行，文法與修辭在教學中日益受到重視，高級學部的專業知識充斥著教會內容，如法學部主要有《教會法》《封主的書》《敕法摘要》等。同樣的，基礎學部各科目的重視程度與高級學部的專業性質密切相關。少數教師也因為資深、位高等壟斷了各學科領域的話語權，同時也是大學的實權人物和實際控制者。3．學術性行會的生存與神權的保護有關。由學者組成的行會即學術性行會雖然有自己的規章制度以及自主權，但是還是需要獲得外在的保護或特權，學術行會的生存也離不開特權的保護，只有圍繞在基督教會的周圍，才能生存下來。不僅如此，由于政治斗爭，在博洛尼亞大學的學者教師甚至還要有政治派別，學校也不允許對立派系的學者來校進行講學與交流。這種文化的統一性與極端性，在中世紀大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同時體現了一種文化價值的特殊選擇。教學與學術在此時還沒有分裂，學術是教學的一部分，學術以教學的形式展開，學術研究是學者教師們個體自發的行為，由于教學是主要圍繞邏輯思維的訓練，因此學術研究也是以思辨玄學為主，學術與教學同時統一在神學的周圍，為神學的霸權地位服務。教學與學術研究處在大學文化的邊緣，政治文化占據著大學文化的中心位置。在中世紀漫長的時期，代表大學本身的文化不斷與政治的強權文化進行斗爭，只是兩者的力量對比懸殊較大，自身的文化一直被外在的強權壓制著，處在邊緣地帶，要使大學文化結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首先就必須是自身的蛻變和解構，而為了實現這一轉變，西方大學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文化發展歷程。

二、小科研大教學：文化的危機與重立

經過漫長的中世紀，受到文藝復興和17世紀科學革命的影響，傳統的大學無論在結構、管理、學科設置、課程開設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文藝復興時期以及17世紀科學革命使得中世紀神學與宗教文化發生了強烈的文化危機。“文化危機是當一種人們習以為常、賴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們自覺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規范個體行為和社會的運行，開始為人們所懷疑、質疑、批判或在行動上背離，同時一些新的文化特質或文化要素開始介入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活動，這種主導性的文化模式就陷入了危機。”［3］94文化危機更多的是發生在人的觀念與心理世界，實質上是主導性文化脫胎換骨式的質變。16世紀至18世紀，受文藝復興與產業革命的影響，以牛頓力學、微積分、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為代表的近代自然學科體系得以建立。盡管近代科學思想并不是從傳統的大學中產生，但是隨著近代科學的問世摧毀了神學的無知與狂妄，使得自然科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社會主導性文化開始向先進的自然科學傾斜，近代科學思想與科學研究方法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這種文化的轉變對傳統的大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學就首次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主張。其后，1734年創辦的哥廷根大學也把科研列為大學的一項基本任務。中世紀大學的科學研究雖然在大學也有表現，但并沒有被明確提出來，它與教學是一種混合混沌的狀態。而上述兩所大學明確將科研從教學中分離出來，奠定了科研在近代大學的重要位置。然而教學在大學中所占有的一直是基礎性地位，大學最初就是為了知識的傳播而建立的，因此科學研究在最初的表現形式就是“研討班”，即少數或一部分程度較高的學生在教授指導下，通過閱讀資料，對某一學術領域或課程采取調查和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學生輪流分工就某一專題組織系列報告和討論［4］。由此可以看出科研開始在大學確立了自己的領地，此時的科學研究還只是為了追求純粹的知識，豐富人類認識自然世界的視野，大學的主導依然是強化教學，教學漸漸有了較高的自主權，科學研究在提出之初實質上還是為教學服務的，教學與科研關系可以理解為小科研大教學，此時的大學文化開始由宗教神學的極端霸權文化向以教學自主、自治轉變。

三、科學研究的確立：教學主導文化的消解

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人們對自然的認識有了迅速的發展。這一時期，大學數量的增加主要體現在工科大學與地方技術學院，學生人數在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增加并不明顯，但是在自然科學和醫學、藥學專業領域的學生人數增幅較大，科學技術不僅僅停留在純粹知識的角度，開始慢慢顯示它強大的力量了。“在特定時代的主導性文化進入非常規期和變革期時，最先感受文化沖突的往往是敏銳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3］99新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在1809年創立柏林大學時就提出了“教學與科研統一性”原則。然而任何概念都具有歷史性的特征，我們今天所講的科學研究在內涵上與洪堡時期的科學研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洪堡所處的時代，雖然科學的實用功能正在顯露，但洪堡恰恰是實用科學的反對者。洪堡秉持典型的‘純科學’觀，堅決反對實用科學進入大學的校門。”［5］與人們今天的理解不同，洪堡認為如果要獲取最高形式有機統一的知識就需要科學研究者必須具備一定的素養與能力，為此他在各個系設立大量的研討班與研究所。當研討班與研究所大面積擴展到大學的各個學科領域時，科學研究方法與能力的訓練就不再成為教學的輔助性工具，學術研討成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主要方式，從而取代傳統刻板的講課、聽課。這一學術研討的方式迅速成為文化潮流被各個國家的大學汲取接納。在這其中向德國學習最為徹底的是美國。美國南北戰爭之后，隨著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美國不僅把科學研究作為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發展，授予博士學位與加強研究生教育，更加顯示出科學研究的重要意義，科學研究也成為今天意義上的所指。伴隨著高等教育與社會關系的日益密切，社會團體、工商界進入大學，科學研究除了追求知識本身為目的之外，其工具性價值顯現出來，實用主義的彰顯，對科學知識尤其是自然知識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使得大學中科學研究比教學產生的實質性作用大出了許多，各大學從科學研究中獲得大量利益。科學技術的光芒從一出現就照亮了人們的視野，使人不知所措地跟隨著科學技術。在大學尤其如此，科學技術很快從小科研的位置一躍成為在教學之上的大科研，占據著大學文化的主導地位。在科學研究指揮棒領導下，學者教師們唯科研是從，教學從大學文化的中心退居邊緣地帶，為科研服務，大學主導的科研文化由此確立起來。

四、教學科研：文化的融合

進入20世紀，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各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尤其是“二戰”結束后，各個國家除了完善和調整本國的高等教育結構與體系，發展經濟成為各國高等教育的共識，注重科學研究、講究實效成為各國大學發展的重要方面。科學研究在大學中不僅成為主導文化，同時由于戰爭的原因，國家對新科學技術的依賴，反過來形成新的權利話語，而且這種主導話語在戰后得到了強化。到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各種政治運動風行校園，隨后取而代之的是文化運動。“這種新文化運動很難闡釋，因為它沒有統一的性質，受到保守主義的強烈反對，同時又體現了各種不同的左翼言論。”［6］許多哲學家或學者對大科學時代給予抨擊，認為無需對科學知識特別優待，因為它與其他類型的知識并無區別，同時反對國家支持大規模科學研究的觀點。盡管有些偏激，但是體現了這個時代對科學知識以及對知識經濟的反省。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反映到大學里，加上整個科學領域不斷分化，很多專業高度集中又非常多樣，分散廣泛又不平衡。在科學研究領域，大學與企業、社會機構、政府之間連接越來越緊密，使得科學研究從教學場所流到各種科研中心、實驗室和研究所，科學研究場地的這種不集中化與教學相對集中形成矛盾，進一步加速了科研與教學的分離。永不停止的科學研究朝著越來越多的方向行進，它自身也變得復雜多樣，科學研究的內涵不斷豐富與發展，其種類與形式已經遠遠超過近代科學研究所指，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已經發生了變異，科學研究本身也產生了不同的科研文化，大科研文化向多元文化轉變。教學領域在知識信息大爆炸的年代，知識的更新程度成倍增加，信息技術的使用打破了原有教學空間概念，隨著終身教育理念以及對認識論、知識論的不斷質疑與反思，除了文本知識教學這一傳統教學之外，格外重視無形知識的傳達，教學文化也成為多樣性的文化。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再不是簡單的大教學與小科研或大科研小教學的關系，它們之間在不同層面都呈現顯著差異，也使得大學文化朝著多元文化方向發展。然而多種層面不同文化之間難免會產生交鋒與爭奪，卻也促進了文化的自我反省，帶來了文化研究的繁榮。多元文化的共存與發展成為各國密切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作為引領社會文化方向主陣地的大學必然成為多元文化中心，當然首先它必須研究并解決好自身的教學與科研問題，“科研和教學只是在特殊條件下能夠在單獨一個框架內組織起來，遠遠不是一種自然的相配”［7］，消解二者矛盾，構建好一個框架使得兩種文化共融發展應是目前研究者思考的問題。

作者：張湘韻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