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文化的三維審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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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歸因視角的大學文化原初動力

大學文化，主要是大學教師和學生的文化，是就大學文化的主體層面而論，但大學文化之所以能夠形成和發展，從其源頭考察，卻是由于大學的本質。大學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文化組織，一方面因應社會對高深知識的探求而誕生、發展，始終對知識抱以敬畏與追求的態度;另一方面始終把傳播高深知識，培育社會棟梁作為自己的根本使命。關于大學文化形成的原因和動力不論有多少個因素可分析，但這兩個方面確為其原初動力。

(一)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孕育大學文化知識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總結，又進一步引導人們從事新的或者更加深入的實踐，推動人類社會及人類自身的不斷發展與進步。人類社會初期處于極度蒙昧階段，當時的人們無法了解自然界運行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在各種極端的自然現象面前只能夠逆來順受，任其主宰。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宗教的權力曾經至高無上，歐洲中世紀更是宗教愚昧統治的黑暗世紀，壓抑科學，奴役人性，鉗制思想和自由，引導人類突破自然恐懼及宗教窒息的強大力量正是知識。歐洲14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18世紀的思想解放運動、17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和18世紀的工業革命，逐步恢復了人的個性，確立人的權利，提升了人類處理自然和社會關系的能力，這些運動從根本上無不源于知識的力量。馬克思曾經指出，人類解放是三位一體的解放:一是從對自然界的恐懼、壓迫下解脫出來，即自然解放;二是從宗教愚昧的壓迫下解脫出來，即宗教解放;三是從階級剝削與壓迫下解脫出來，從自身身心的束縛與桎梏下解脫出來，即人自身的解放，但其中每一步解放無一不是以知識為利器，無一不體現出知識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大學因應人類社會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而誕生，又因應人類社會對知識的進一步追求而發展。無論是早期的意大利波洛尼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這樣的“僧侶居住的村莊”，還是后來德國的柏林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這樣的“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城鎮”，抑或今日大學作為“一座充滿無窮變化的大都市”，大學的規模在變，形式在變，組織結構在變，社會關系在變，作為主體的大學師生在變，教育教學方式在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大學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始終未變。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之所以為人仰慕，成為社會的良心和文化高地，究其根本，就在于此。因為，敬畏知識使“大學人”對知識產生由衷的崇敬和景仰，既推動“大學人”為獲得自然、社會及自身的科學認識，嚴肅認真地去學習知識，踏踏實實地去探求知識，以開啟智慧之門，打通自由之途，又使“大學人”形成嚴格的自律，時刻警醒自己:在浩瀚似海的知識面前，任何人都顯得異常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只有用心地學習，才能了解知識的真諦，才能利用知識為自己、為他人、為社會謀福利，否則輕者難以成事，重者甚至會因為違背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而受到懲罰。正是有了這樣一種謙遜和自律，大學對科學知識的探索及其價值的追求才會永無停息，大學才會成為“學術勃發的世界”，“大學人”的科學和文化素養才會不斷提升。大學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不僅體現在對知識的崇敬、景仰與追求上，還體現在對學術前輩、大師的崇敬、景仰及其學術境界、學術精神的學習與追求。大學是知識精英匯聚的家園，德高望重的學術前輩、大師帶領年輕學者和學子探求知識、探求科學，而年輕學者與學子則在學術前輩、大師無私地傳道、關心與提攜下學習和前行，即使在學術探討過程中產生不同看法，也最終會達成學術共識，推動學術發展，以此薪火相傳。大學對知識的敬畏與追求，還體現在大學追求知識、追求真理上，其重要目的就在于著力激活學習者身上內蘊的天真，即那種類似達爾文的天真、愛因斯坦的天真、黑格爾的天真。這樣的天真雖然在一些思想“成熟之人”看來是不屑一顧的“呆子氣”，但保持有這種天真卻永遠不會受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思維限制，永遠都會具有突破現實認識的激情和動力，進而才會無窮無盡地追問和探究關于自然、社會以及人生的真理。正因為如此，大學才“不僅是關于思想的人的聚集地，而且是善于培養善于思想的人的殿堂;不僅是思想家的匯聚地，而且是生產思想家的圣地”，進而大學才會享有“象牙塔”之美譽。

(二)對大學根本使命的堅守與傳承積淀大學文化大學使命與大學功能的關系極其密切。大學使命是大學的價值追求，其根本使命則從本質上規定了大學是什么，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大學功能是大學這一特殊社會文化組織對人類社會有機體所發揮的作用。前者從根本上規定了后者的基本內容，后者則是前者的具體體現。大學作為特殊的社會文化組織，其使命及功能隨社會發展而發展，否則大學斷然難以維持持久的發展與繁榮;反之，大學無論怎樣發展，怎樣變化，其本質永遠是學校，永遠都以育人為其根本使命。中世紀的大學主要培養醫生、律師、教師和牧師，以滿足人口日益增長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會需要。19世紀洪堡將科學研究引入大學，強調大學不僅要傳授知識，而且要創造知識，開展科學研究。但是，科學研究的引入絕非是要削弱人才培養工作，而是適應當時德國工業革命的需要，既為社會提供高深科學成果，又強調以新的高深知識培養人才，引領時展。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創立研究生院，提升了科學研究在大學的地位，也提升了人才培養的層次與水平。20世紀初，威斯康星大學將社會服務引入大學，其緣由同樣是美國工業革命的推動，其目的則是進一步適應美國的工業革命發展要求，為社會發展培養大批專業人才，提供各種專業服務，也為新時期的人才培養提供寬廣的平臺，使大學所育之人能夠主動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和趨勢。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大學已逐漸由遠離社會的“象牙塔”，一步步走向了社會中心，特別是在當代西方國家，由于政府大量減少對大學的財政撥款、大學之間競爭加劇使大學的辦學經費不斷增加，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使創業型大學逐步出現，并且很快成為大學的一個重要類型，學術資本主義即“院校及其教師為確保外部資金的市場活動或具有市場特點的活動”也日趨頻繁。在這種情況下，大學仍然矢志不渝地牢記自己的根本宗旨，“永遠為根植于科研、教學和學習的價值所主宰”。牛津大學長期實行導師制，“噴煙文化”成為“牛津”教書育人的突出特色。哈佛大學針對一段時間內出現的教師重科學研究、輕教學這種現象，及時調整教師評價政策，適當降低科學研究在教師評價中的比重。耶魯大學為保證學生培養的高質量，長期堅持小班化、個性化教學，75%以上的本科教學班都少于20人。實際上，絕非耶魯大學是如此，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小班教學已是西方高校極其普遍的做法。《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名，小班教學是一項重要的參考指標，而所謂“小班”，人數通常都在20人以下。在我國，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教授主持的清華物理系，每班人數不超過14人，以“不使青年徒廢其光陰于彼所不能學者”。近年來，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均對小班教學進行嘗試，北大以優勢學科經典課程為小班教學的主要試點項目，川大強調大班授課、小班討論，實行25人的小班化精英教育。2014年夏天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專業畢業生僅有1人，華中師范大學則為3名學生開設哲學專業，所有這些都絕不計較經費投入與學生的人數是否能成比例，看重的僅是大學以育人為中心的根本使命。正是一代代大學人對大學根本使命如此持之以恒地堅守，大學才在培育一批又一批引領未來的領袖及行業精英的同時，逐步生成了大學的獨特氣質，培育了大學特有的文化氛圍［5］。

二、涵養視角的大學文化之要

大學文化是大學在發展進程中逐步積淀、養成和升華的文化，具有自然性，但是大學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人文現象，又需要特別的關注與建設。這種建設對于今日的中國大學而言，尤其重要和迫切。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國不少大學，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快速推進，一方面得到了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出現了方向迷失，造成了大學理想和大學文化的茫然。從根本上扭轉這種狀況，有效建設我國大學文化，除了社會須作相應努力外，還要從大學自身來考慮，現階段最為要緊的有3個方面。

(一)注重大學形象的塑造，按大學的本質要求辦大學在西方，大學(University)一詞源自拉丁文，有“社會、整體、世界、宇宙”之意。大學在歐洲中世紀時的崇高榮耀和地位，從當時學術界流行的一句經典可以看出，即“意大利人有教皇，日耳曼人有帝國，法蘭西人有大學”。大學之高貴，就在于它的特殊本質，這種特殊本質體現在大學形象上就是:大學是淡泊的，大學是理想的，大學是深刻的，大學是堅守的，大學是批判的。按大學的本質要求辦大學，就是要按照這樣的要求辦大學。大學是理想的，是因為大學作為“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國家的神殿，是奉獻給純粹理性的”，它崇尚學術，追求學術，志在探索自然、社會和人倫，也志在培育社會精英，養成社會良心，造福人類。這就決定了大學絕非官僚機構，熱衷于行政命令和官職高低。所有的行政機構和人員，無論級別高低，都應當一心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不是動輒發號施令。同時，大學必須牢固確立大師意識、教授意識，培育濃厚的學術氛圍。大學是淡泊的，是因為大學是從事探究真理、培育人才的崇高事業，絕不是追求產值和利潤的企業或產業，“辦大學需要錢，辦好大學要花很多的錢”。但是，發達國家的大學發展表明:即使在財政撥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大學需要大幅籌資，有效提升籌資能力，也僅在于辦好大學，絕不僅在于以純粹經濟利益為目的。大學是深刻的，是因為大學是思想的殿堂。學術研究需要艱苦的探索。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曾描述過這種探索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正因為如此，學術探索需要有相應的學術成果來體現，但學術成就的高低又不僅是與學術成果的數量成正比。當年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推薦陳寅恪，曾言自己雖然著作豐碩，卻不如沒有任何著作的陳寅恪先生的幾句話深刻。梁啟超先生是何等的學術大師，以此來評價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其中內蘊的深刻性思想是如此明白，似乎再作什么解釋都已經成為了多余。大學是堅守的，這是因為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有機體的重要文化組織，需要隨時展而發展，但更要堅守自己的歷史使命與價值追求。“在人類的種種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比大學更經受得住漫長的吞沒一切的時間歷程的考驗。”大學隨著社會需求、現實和理想變化而變化是明智的，但大學不是社會發展的風向標，不能社會上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當不斷滿足社會的發展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大學是批判的，這是因為大學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本身就意味著批判，大學對社會的引領依靠的正是自己的批判精神。在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極其復雜的今天，大學尤其應當堅持這樣的精神。例如，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主題報告所闡述，大學不僅要完全獨立和充分負責任地就倫理、文化和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成為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權威，以幫助社會去思考、理解和行動，而且還要對新出現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趨勢進行分析，加強自己的批判和前瞻功能，為社會提供預測、報警和預防的信息。

(二)注重校長形象的塑造，按大學校長的本質要求當校長“地無分中外，時無分古今，大學校長這一職位，總讓人有仰之彌高的感覺———學識淵博，道德崇高，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不敢言，既是社會清流，也是國之棟梁。”［19］169校長的形象直接代表大學的形象，校長的文化意識直接體現大學的文化高度。這也相應地決定了今日的中國大學文化建設，必須高度注重大學校長形象的塑造，按大學校長的本質要求當校長:其一，大學校長必須具有較高的學術造詣。大學“是一種學者的共和國(Republicofscholars)，一種同僚的社區”，是專業人士依據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處理彼此之間關系的地方。大學校長作為學者“共和國”的一員，依照專業精神，自當具有高度的專業成就［19］92。誠然，現代社會賦予了大學太多的責任，大學校長必須具有多方面的管理能力與技巧，但是首當其沖的資質仍然在于較高的學術造詣。否則，他就難以與從事高深知識傳承與創新的學者溝通，很難真切體會他們所從事工作的崇高與艱辛，進而誠心誠意地為他們提供條件和幫助。在這樣的意義上，大學校長的遴選必須首先考慮的是學者。同時，大學校長自身也必須十分自覺地以學者標準來要求自己，不斷提升學術造詣，而不是以官員自居，熱衷于行政命令，迎來送往。其二，大學校長必須著力追求大學的學術卓越。大學的聲譽和地位取決于它的學術卓越程度。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聲譽遠播，為全球莘莘學子所魂牽夢縈，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輝煌的學術成就。香港科技大學建校10年就在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高校贏得一席之地，輝煌的學術成就同樣是其重要原因。學術卓越是大學的全部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具有強烈的學術卓越意識，帶領大學不斷地追求學術卓越，是大學校長的根本任務。政府溝通、社會溝通、籌款能力等對大學校長都很重要，但與追求學術卓越相比，它們只能是第二位的要求。其三，大學校長必須具有深刻的治校理念。臺灣大學經濟系朱敬一教授言:“好的大學校長才了解什么是‘好大學’，才可能將大學引領向上;一位差的大學校長不但對學校發展不利，也會將大學帶向持續墮落的境地。”“好的大學校長”標準無疑是多重的，但是至關重要的標準卻是要有深刻的治校理念，能夠從根本上把握大學發展的正確方向，確保大學始終是社會的文化高地。這就決定了大學校長不僅是管理者，還是思想家。建設高質量的大學文化，首先應當從大學校長的治校理念做起。其四，大學校長必須具有高度的文化情懷。大學的根本使命是以文化育人，大學育人也絕非僅在于課堂教學，很大程度上在于環境育人、氛圍育人。大學校長不僅應當注重大學的制度文化建設，還應當注重深刻反映大學本質的物質文化建設、環境文化建設。正如臺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黃昆巖所言:“西方的一流大學，一律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而實際上大多數具有管理才華的校長都是人文方面出身的。這會立即帶給大學一種崇高的書香風氣，校園才容易成為適于熏陶學習者的良好環境。”［19］165這樣的經驗，對我們今天的大學校長遴選是能夠提供某些有益的啟示的。

(三)注重教授形象的塑造，按教授的本質要求當教授大學是師生共同探究高深知識、追求真理的場所。在大學師生共同體中，教授的地位非常重要。建設大學文化，尤其要注重教授的形象，按照教授的本質要求當教授。教授的形象，概括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學術形象。教授是大學學術水平的代表。大學不是一般的文化組織，或教育機構，而是學術高地。在知識視野上，大學之大的要義在于學術之大。教授是大學高深知識傳承和創新的代表，尤其是大師級教授，本身就是大學學術發展的豐碑，人們對大學的高山仰止，其實是對大學教授特別是大師級教授的高山仰止。按照教授的本質要求當教授，為大學樹立崇高的學術形象，首先要求教授必須以學術為志趣，全身心投入高深知識的傳承和探究，不斷豐富自身的學術修養，不斷提升學術探究的水平和層次，為其他教師和學生樹立敬畏知識、潛心為學的學術形象。作為教授，還必須善于立足學術發展規律，把握學術發展趨勢及需求，著力引領學術發展，不斷拓寬學術研究領域，開辟學術方向，造就學科發展重鎮，為大學學術卓越的不斷提升奠定堅實的基礎。再者，學術是薪火相傳的事業，教授作為某一方面的學術領路人，不僅要關愛學生，培養學生，而且要高度重視年輕教師的成長，培養、提攜學術后人，不斷提升所在學術團隊的實力，使大學的學術事業不斷發揚光大，為大學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二是道德形象。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大學教授不僅要有高深的學術修養，而且要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具體表現為:一要淡泊名利，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經得起種種功名利祿的引誘，潛心學術事業，深入探索研究，對重大社會問題、學術問題發表意見，不為利益俘獲，堅持公平正義;二要有大愛情懷，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沒有大愛，就沒有大學教育;三要有道義擔當，維系人間人道，評判社會善惡是大學的本初使命，更是大學教授的天職。蔡元培先生因為北洋政府逮捕學生拍案而起，哈佛大學教授拒絕授予美國前總統里根先生名譽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師生抗議越戰決策之一的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先生來校擔任教職，無不是這種道義擔當的體現。我們的現實環境還是一個泥沙俱下的環境，公平與非公平、正義與非正義、道德與非道德、善行與惡行時時都在激烈地碰撞，弱勢群體的利益還屢遭侵犯，我們的大學教授面對這樣的情況，尤其需要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特殊方式為社會“鐵肩擔道義”，為公平正義吶喊，這是對社會正氣的弘揚，更是對大學文化本身具有特殊意義的塑造。

作者：楊興林 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高教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