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大眾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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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眾文化現象和影響

1．大眾文化現象在小說中的表現《孤心小姐》深受大眾文化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文本結構中。它是對商業文本的一種仿照，充滿了大眾文化的元素。麗塔•巴納德(RitaBarnard)在她1995年出版的《美國大蕭條和豐富的文化》一書中指出，韋斯特“抄襲或仿照一些商業文本的手法，而他的這種模仿帶有情感色彩，充滿滑稽和諷刺意味”。［4］這部短篇小說是由多個松散的故事串聯起來的，每個故事還有附上的標題，如“孤心小姐與羊羔”、“孤心小姐在鄉間”、“孤心小姐參加派對”等，呈現出的是一種報紙專欄的寫法。故事的場景設定和人物的刻畫也有大眾文化的深深印記。故事開始于紐約郵報的一間辦公室里，建議專欄的“孤心小姐”面對一摞未回復的信件一籌莫展。最后期限在迫近，他卻還不能及時回復來信讀者的絕望和無助，因為他自知無法給出一個滿意的答復。場景中的紐約郵報，這一主流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寄托和訴求，處于苦難的民眾紛紛向它尋求慰藉和出路，它因而也產生了權威的效應。于是，專欄作者被賦予了心理治療師和上帝的虛幻自我身份定位，將自己樹立為成艱難時代的救世主形象，想要解救處于苦難中的大眾。他“盡管穿著風格雜糅的廉價布衫，但是依然看上去像是浸禮會牧師之子。胡須與他十分相稱，使他看上去更有基督教的風范。即便是沒有它，也沒有人會認不出他這個新英格蘭的清教徒”。［5］盡管他提供的解救之道并不可靠卻在受眾者這產生了權威效應。面對遭受痛苦，處于道德、精神困境的大眾，“孤心小姐”給出的解決方法是美食、酒精、性、藝術、宗教，無不反映出一種以商業、消費為主導的大眾文化。韋斯特在他的敘事語言中也融合了大眾文化的特點，文中多處出現廣告、報紙頭條、電影劇本、喜劇演員、戲劇舞臺等大眾文化素材。他的敘述為我們描繪出好萊塢的圖景，表現出強烈的戲劇性敘事。小說與電影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媒介語言和表現手段上，小說的側重點是“故事因素”，它偏重于“故事價值”和“敘事形式”，“在小說中，你可以用一句話、一個段落、一頁稿紙或一個章節，來描寫人物的內心對白、思想、感情和印象”;而電影劇本強調“戲劇因素”和“戲劇形式”，“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體的細節……一個用畫面來講述的故事，它發生在戲劇結構的來龍去脈之中”。［6］韋斯特在小說中引入電影劇本的寫作技巧和風格，在小說中插入了戲劇性場面，借助戲劇場景的形式來敘述故事，進行性格刻畫和環境描寫，突出人物內心的掙扎和情節的戲劇性。例如，在“孤心小姐和羔羊”這一章中，“孤心小姐”就曾夢見自己幻化成一名魔術師，站在觀眾滿席的戲劇舞臺上，正在表演門把的戲法。在他的指揮下，門把變換著各種形態，表演結束后，他引導觀眾進行禱告卻發現無論自己如何掙扎，他的禱文總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獨小姐的靈魂，光輝我;孤獨小姐的身體，滋養我;孤獨小姐的眼淚，洗禮我……”［5］韋斯特借助戲劇舞臺這個媒介，勾勒出一個滑稽的布道者形象，呈現了“孤心小姐”內心在身份建構中的掙扎。“她”試圖充當民眾的救世主，卻無可奈何。除了戲劇性場面之外，小說中還表現出明顯的戲劇性沖突，這集中體現在“孤心小姐”與多伊爾夫人的丈夫“跛子”之間。在“孤心小姐”與多伊爾夫人的情事曝光前，“跛子”對他充滿了崇敬，虔誠地向他討教擺脫殘疾困擾的良藥，仿佛迷途的羔羊在向上帝懇求指引和救贖，為兩人之間的對峙以及戲劇性的結局做好了鋪墊。在最后一幕，伴隨著門鈴突然響起，“跛子”正在緩慢地向“孤心小姐”接近。此時雙方畫面交替剪輯，一方面，“孤心小姐”激動地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拯救“跛子”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內心充滿按捺不住的拯救熱忱;另一方面，“跛子”手中正揣著一個報紙包裹著的不明物，當看見“孤心小姐”時，停住了腳步，手伸了進去的同時發出警告的聲音。“孤心小姐”絕對不會料想到自己要去拯救的人想要奪取他的性命。沒有什么比一個狂熱的“拯救者”與一個遭受背叛的復仇者的對決更有戲劇性了。這時氣氛也越來越緊張，兩個人撕扯在一起，沖突達到高潮，只聽見袋中一聲槍響，“孤心小姐”拉扯著“跛子”滾落下了樓梯。這種戲劇性結構使小說具有電影作品的真實性和現實感，引起讀者的注意力和興趣，表現出大眾文化的特點。

2．大眾文化對人物的影響大眾文化對人物的自我認知和身份構建影響深遠。媒體為主導的大眾文化已經被大眾所信奉和接受。這從如潮水般涌來的讀者來信就可見一斑。媒體在引導和影響大眾的同時也獲得了一種權威感，承當了大眾的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訴求。它的指導性和權威性使得文中的“孤心小姐”在它的影響下為自己建構起治療師、救世主的虛幻身份。面對迷茫而痛苦的來信讀者，專欄作家“孤心小姐”內心深受煎熬，因為他自知無力向苦難的蕓蕓眾生指點迷津，無法滿足他們的訴求。正如他所說的，“基督才是解救之道，如果他不想難受的話，必須遠離基督的事業”。［5］可是處于主流媒體的位置，他不得不呈現出一種救世的姿態，繼續做著基督、治療師的事業。慢慢地，他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下構建了救世主形象，常常為世人的苦難而煩心憂愁，并開始在他的夢境中有所反應:在夢境中，他發現自己站在戲劇舞臺上指引觀眾們禱告。在一次與一位老人的交會中，他自稱是心理醫生:眼看他們走了過來，老人跳了起來。“孤心小姐”一把將他按住，迫使他坐回到椅子上。“我們是心理醫生”，他說。我們想要幫助你。“你的名字叫什么?”“喬治•B•辛普森。”“B指的是什么?”“你的年齡呢?還有你追求的性質是什么?”“你憑什么這樣問我”“科學賦予了我這種權力”“算了吧，”蓋茨說道。“那老家伙快要哭起來了。”“不，克拉夫特－埃賓，感情絕對不能妨礙科學的探究。”“孤心小姐”用胳膊摟住了老人。“告訴我們你的人生故事，”他用充滿同情的口吻說道。［5］“孤心小姐”在老人面前呈現出居高臨下的姿態，認為自己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信誓旦旦地稱科學賦予了他權力，拯救是他的使命。這種救世主意識不斷增強，使“孤心小姐”最終確信自己是基督的再生。在“孤心小姐”的一次宗教體驗中，在光與暗的交匯中，他受到神的感召，確定了自己在世耶穌的身份。“他意識到兩種韻律慢慢交織在一起，當二者合一時，他完成了與耶穌基督的完全認同，他的心就是上帝的心，而他的頭腦就如同上帝的頭腦”。［5］在救世主的身份確立之后，他開始計劃一種全新的生活和“孤心小姐”之后將要去做的事。他“將自己專欄的擬稿呈報上帝，上帝對他的每一個想法都表示贊成”。［5］多伊爾的突然出現在他看來是上帝的旨意，是他能施行法力的一種征兆。他擁抱“跛子”，使他重新變得完整起來。這種虛幻的身份定位最終給他帶來了毀滅性的結局。此外，大眾文化影響并形成人物的認知，表現出明顯的消費性、商業化特點。藝術和宗教是“孤心小姐”給讀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但是在他的敘述中，兩者都沾染上消費、世俗的含義。比如，對藝術的敘述，“孤心小姐”幾次向他的讀者強調藝術的作用，稱“藝術是一種出路。藝術是人生最豐厚的饋贈。成為一名藝術家或是作家吧!當你感覺寒冷的時候，讓提香火紅的色彩溫暖你;當你饑餓時，聆聽巴赫的巔峰之作、勃拉姆斯的和聲、貝多芬的咆哮來獲取豐富的精神食糧”。［5］這種廣告式的宣傳將高雅藝術渲染成能解百病的靈藥，體現了一種商業化的目的。曾經的高雅藝術，在“孤心小姐”的宣傳下，淪落為標準式、程序化、膚淺性的消費文化，帶給讀者一種虛假的感官快樂。宗教也受到大眾文化的沖擊，在他的言語中充滿了廣告、消費色彩。在“孤心小姐和羔羊”這一章節中，“孤心小姐”就曾夢見自己幻化成一名魔術師，站在觀眾滿席的戲劇舞臺上，正在表演門把的戲法。在他的指揮下，門把變換著各種形態，表演結束后，他引導觀眾進行禱告卻發現無論自己如何掙扎，他的禱文總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獨小姐的靈魂，光輝我;孤獨小姐的身體，滋養我;孤獨小姐的眼淚，洗禮我……”［5］他的聲音也總是像列車員招呼車進站一樣。莊重的宗教信條被一種廣告式、具有煽動性的語言所代替，表現出強烈的商業化氣息。這時夢境切換成另一個場景，“孤心小姐”發現自己來到大學的寢室，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室友史提芬•加維和加德•休姆。他們整晚都在爭論上帝的存在問題。當發現酒水不足時，決定去一趟超市。在超市中，他們閑逛到禽類販賣區，停下來玩弄起了羊羔。他們商量著購買一只，作為貢品獻給上帝之后再烤著吃。他們“驅趕著羊游行穿過超市，‘孤心小姐’拿著刀走在最前頭，羊和其他人尾隨其后，行進中還唱著低俗版本的‘瑪麗有只小綿羊’”。［5］大量戲謔、娛樂化的語言與莊重、嚴肅的宗教話題形成了鮮明的沖擊，表明大眾文化對人物認知的潛在影響。飽含宗教色彩的意象———羊———已經淪落為銷售區中的普通商品，被烙印下消費文化的色彩，而宗教也被賦予了一種世俗的含義。

二、大眾文化觀的探究

在韋斯特的眾多作品中，學者早已覺察其中流露出的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態度。他的朋友巴德•舒爾貝格(BuddSchulberg)就將他對好萊塢的憤恨稱為“深入骨髓的消極”，很多評論家也很容易將他歸為“消極的古典風格”。帕特里克•布朗特林格(PatrickBrantlinger)認為:“這種風格將大眾文化被視為社會衰敗的一種標志。”［7］《孤心小姐》體現了對大眾文化的一種否定性傾向。這種否定性的現實呈現表現為主體虛幻身份的構建、媒體的欺騙性以及媒體對公眾需求的不充分滿足。大眾文化對“孤心小姐”的消極影響就折射出作者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態度。作者還通過“孤心小姐”這個專欄名稱暗示主流媒體對大眾的欺瞞性。大眾不知道“孤心小姐”的真實性別，而給他們提供建議的專欄作家面對自身的精神困境也無計可施。另外，不論是報紙、電影、戲劇、通俗文學還是其他有關大眾文化的一切，韋斯特都是用來表達大眾的集體渴求。正像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那樣，“公眾盡管看上去僅僅渴求歡娛，但是這種渴望背后有更深層次的內容，是大眾文化所不能夠滿足的”。《孤心小姐》就通過建議專欄的形式探討了大眾文化是否能夠滿足大眾對精神撫慰的訴求，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承載著他們訴求的專欄作家“孤心小姐”因不斷向讀者許下虛假的承諾而備受煎熬，他在“某個時候意識到給讀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不是痛苦的解脫，而是短暫的逃避，這就違背了大眾文化對大眾最根本的許諾”。［2］小說描述眾多深處困頓中的人，所有大眾文化的產物包括建議專欄、電影和各種娛樂形式在內都無法真正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無法使他們從苦難和折磨中解脫出來。就像一個讀者的來信所說的一樣，“生活于我就是毫無慰藉的荒漠。美食、美酒、女人，甚至是藝術都無法讓我產生愉悅。一切都是荒蕪的，只剩煩悶的靈魂。我感覺身處地獄”。［5］

三、結語

處于好萊塢的大眾文化氛圍，韋斯特將大眾文化素材融入自己的小說創作中，表現出明顯的大眾文化特征。這些特征受到國外學者廣泛關注，從意識形態化和文化批評等方面對他的作品進行研究，例如托馬斯•斯特利查茲(ThomasStrychacz)的《現代主義、大眾文化與專業化》(Modernism，MassCulture，andProfessionalism，1993)和麗塔•巴納德(RitaBarnard)的《從大蕭條與富庶文化:肯尼斯•費林、納撒尼爾•韋斯特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文化》(TheGreatDepressionandtheCul-tureofAbundance:KennethFearing，NathanaelWest，andMassCultureinthe1930s，1995)。可見大眾文化視角對理解韋斯特本身的創作經歷和作品是有所幫助的，而這個方面卻恰恰是國內學界所缺乏關注的。易艷萍在《韋斯特研究述評》中的一句話，“美國韋斯特研究歷經70多個春秋，出現外部研究—內部研究—外部研究兩次轉向，研究方法從單一到多樣，研究內容從偏頗到全面，研究層面從膚淺到深刻，使韋斯特成為美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而在中國它可以說還是一片處女地”。

作者：賴茜單位：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