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與法律適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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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與法律適用的博弈

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所形成的“規則”之治有時與法律相背離。眾所周知藏族的賠命價金制度在一些藏區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雖然2002年西藏自治區人大通過立法明確廢除和取締了賠命價金制度，但其仍然在現實中在解決糾紛過程中發揮著調解和規范作用③。賠命價金制度同樣也適用在甘南州，筆者舉出一個在實地調研期間得知的其中的一個賠命價金案例。案情簡單概括:在一個牧區村莊中，甲乙二人與丙發生矛盾起沖突而致丙死亡，如此的刑事犯罪卻在當地的一個活佛的調解下而解決，活佛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由甲乙兩個家庭各賠付丙家人40余萬元，并且三年內不準再踏進原來居住的村莊，甲乙兩家拿不出這么多錢只好變賣牛羊等牲畜，加之從親朋處借得一部分金錢。三年內不準踏進長時間居住的村莊，本是一件于情理都不恰當的處罰，甲乙兩家又變賣了牛羊等牲畜，以牧為生的兩個家庭日后連生計問題都面臨著危險。如此犯罪、如此處理，實在與法律相悖甚遠，但活佛的這個解決方案雙方當事人服從、鄉人贊同，應該是達到了滿意的社會效果，但卻不計法律效果，足足甩了法律幾個響亮的耳光。在這種情況下，甘南州國資所就面臨著尷尬的境遇。國資所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有時就與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所形成的“規則”之治摩擦、沖突，甚至在還未“交手”前便已被淘汰。在他們意識形態里法律觀念是微乎其微的，當地民眾在發生矛盾時，他們并沒有將法律作為解決糾紛的傾向性選擇，而是把目光齊刷刷的轉向當地有權威的宗教界人士或者有威望的長者或雙方都認識的熟人，而不論是宗教界人士，抑或是有威望的長者、熟人，他們處理問題的思維模式都擺脫不了佛教文化的痕跡。作為國家權力末梢觸及的甘南州地區，國資所的能力受限及功能羈束進一步弱化了國家司法的權威及公信力，這一結果反過來又加劇了國資所生存及發展的窘境。

二、從甘南州地區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與法律適用的博弈中提出解決之道

甘南州當地居民的正義觀、人情觀、佛教文化的倫理觀是相通的，所以對于甘南州而言，我們既不能強制推行法律，也不能一切依賴他們本土社會所形成的自給自足的“規則”之治。作為國家法律適用者的國資所而言，應當尋求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與法律間的合理契機，使得法律適用實現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④。當然，這也需要各方有所作為，精誠獻力、合作。

(一)探索搭建本土化“宗教界—司法界”溝通平臺以加強雙方間對話考慮到甘南州的特殊性，國資所可以通過多方途徑和支持，嘗試與當地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代表進行磋談，雙方求同存異，就當地民眾矛盾糾紛解決、宗教與法律適用沖突等一系列主題進行交流，逐漸完成從臨時對話機制到固定對話機制、從縱向單一體系到橫向成規模體系、從任意性到固定性的轉變，探索搭建本地方特色的對話形式多樣、運用靈活的溝通平臺，雙方互相交流心得、分享經驗。此外，在這個平臺中，一方面對宗教界的代表進行基本法律教育，灌輸法治理念和法制精神，引導他們對一些嚴重糾紛學會用法律思維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讓國資所律師了解宗教習俗，在訴訟中維護當事人利益、訴訟外調解時必定大有裨益。但是，搭建“宗教界—司法界”溝通平臺并不意味著法律以其“正身性”排斥、壓制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所形成的“規則”之治，也非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所形成的“規則”之治以其長期、固有的生命力為資本不敬畏法律。在探索搭建平臺的過程中，雙方在資格能力上必須地位平等，在處理糾紛時盡力保持以法律為原則，以節約司法成本和民眾的經濟成本為關切點。通過這個平臺，最終達到一個輕微簡單糾紛宗教調節、嚴重復雜糾紛法律解決、佛教文化和法律文化最大限度內共同生存、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和諧局面，進而給國資所創造更好的生存及發展環境。

(二)建立及推廣“民族類高校—民族地方”雙向合作模式以培養本土法律人才本土人才和當地民眾交流溝通沒有問題，生活習俗、自然氣候等方面不會產生不適，與當地民眾之間有著天然的民族情感，并且也一直深受佛教文化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的熏陶，所以本土法律人才能更好的為當地民眾提供法律服務。因此國家應當大力扶持當地政府，與民族類高校合作培養專門的本土法律人才，可以綜合借鑒、參考高考提前批次錄取如提前錄取師范生、國防生等的制度以及委培生制度，在求學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上對學生多有優惠，這些本土學生畢業后再回到當地就業，受到一定期限的限制，期限屆滿后可自主選擇是否繼續留任，為當地民眾提供法律服務。雖然我國提前批次錄取分類中包括“公安政法院校”，但培養方向大多為公安類人才，即使培養出的法律人才輸送到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針對性也不強。除此之外，我國從2012年啟動為期十年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規劃”，中國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12所高校作為全國第一批“西部基層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但是這些教育基地沒有民族類高校有著更適合少數民族學生生活和學習的環境，并且這個規劃的招生對象面向的是參加全國高考的學生，而非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參加高考的學生，那么后者要比前者在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眾提供法律服務和達到的社會效果方面更具有競爭優勢，并且能真正做到“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⑤此外，通過“民族類高校—民族地方”雙向合作模式也可以擴大和完善通曉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的“雙語法律人才”培養方案，這些通曉雙語的法學學生畢業后不強制就業地方，但通常來講他們會選擇在本地方發展較好的城市從事法律類工作，這樣也不算是法律人才流失。這樣，通過“民族類高校—民族地方”雙向合作模式，民族類高校可以定期定向的向民族地方輸送法律人才，也可為國資所提供新鮮而富含營養的血液，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以甘南州國資所的困境。

(三)加快對“習慣—習慣法—成文法”的創建及完善美國學者埃爾曼曾提出“習慣的讓位”的觀點，隨著社會的變遷，習慣文化逐漸讓位于習慣法文化，習慣法文化讓位于成文法文化⑥。因此，甘南州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積極履行職責，制定及完善本土化的成文法，從深受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而使當地民眾自覺形成并遵守的習慣中萃取符合現代法治理念的營養部分入習慣法法，在習慣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篩選，并結合我國的訴訟法，最終整合成一部具有本土特色的單行條例。這樣，國資所律師在辦案運用法律時才更加得心應手，既能切實維護當事人利益，又能使當地民眾逐步信賴、依靠法律，最終把國資所搞活。

三、結語

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所形成的“規則”之治與國家的法律之治，雖然代表著兩種迥然的文化模式，但在維穩社會、增加社會幸福總量等方面卻有著相同的價值追求。甘南州國資所可以敢為人先，甘做“試驗田”，努力探求實現佛教文化的社會效應所形成的“規則”之治與法律之間的良性互動，在靈活中追求相對規范，在差異中尋求適度統一，在利益沖突中達到協調，使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增強甘南州國資所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其成為我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國資所改革的樣板，最終成為拉動我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法治進程的重要馬車。

作者：高振凱 陳漫 袁鋒 王奉平 周文秀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