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電影下的美國法律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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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影中的美國法治精神

美國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法治國家，法律深入人心并被奉為最高的行為準則。正是法治精神的存在，美國的普通民眾對法律心懷敬畏，以法律約束和規范自己的行為，違反了法律也愿意承擔法律責任。美國人深刻理解任何權利和自由都是相對的，必須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否則必定導致權利的濫用和社會秩序的混亂，不僅損害個人利益，而且對國家利益造成根本損害。每個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工作不同，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美國法律的信任，他們相信在自身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害后，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能夠使自己得到應有的賠償。[5]美國大多數法律制度都被電影所展現了出來，但是每個電影都會側重展現一種特別的制度，如陪審團制度、證據制度、辯訴交易等，它們是普通法系的一大特色。在其他一些電影中也體現了其他一些經典的法律制度，如禁止雙重危險的權利、無罪推定、正當程序原則等也多見于各種刑偵類法律電影。《吉迪恩的號角》中吉迪恩是窮困潦倒的流浪漢，涉嫌盜竊罪被法院判決五年監禁，然而他認為法院拒絕其在庭審中提出的為其指定辯護律師請求的做法，違反了美國聯邦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因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確認了獲得律師咨詢、是公平審判的基本內容，將吉迪恩案發回重審，吉迪恩最終被無罪釋放。吉迪恩案是美國在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歷程上的一個里程牌式的案子，美國的司法援助制度正是吉迪恩案而逐步確定下來的。在影片中，我們看到美國的法律程序非常復雜，律師無疑是公正審批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明確規定了公民有權獲得律師咨詢與，但是高額的律師費用很容易使這一權利淪為富人的特權。正是法律援助制度機制的引進，使其在事實上被納入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和“平等保護”原則中，保障了美國司法制度的完整性以及弱勢群體的權利。[6]而電影《永不妥協》講述了美國極具代表性的環境侵權案件，女主人公艾琳•布羅克維奇的行為，展示了美國人對法律的信仰和依賴，同時也體現了美國獨特的法治精神。艾琳作為在困境中的單身母親，涉入一樁環境侵權集團訴訟，以百折不撓的精神為受害者爭得巨額賠償，也為自己贏得大好前程。影片到了最后，女主人公艾琳拿著巨額數字的支票來到了一位受害者的家中，受害者激動地哭了，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這表明了在艾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正義得到了伸張，侵害者受到了法律的懲罰。此時艾琳也百感交集，有著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滿足感，不是因為她獲得了巨額報酬，而是因為她通過自己的努力以法律手段幫助了社會弱勢群體，使他們對生活看到了新的希望。艾琳的正義之舉不僅充分體現了美國人的法治精神，而且也是人文主義關懷精神的集中表現。

二、美國電影中的律師角色

律師是美國法律題材影片的中心人物，甚至是美國社會文化的中心人物，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對抗制訴訟程序是一種依賴律師的制度。這也是美國社會演變的自然結果。美國大規模的律師行是隨著工業革命而形成的，特別是19世紀末，大鐵路公司紛紛成立，為這些鐵路服務的律師行也隨之膨脹起來。美國電影史上的律師形象的復雜多變，反映了美國社會文化不斷變遷的結果。身穿筆挺西裝，駕駛歐洲名貴汽車，雄辯在法庭之上，這種律師的典型形象實際上是近二三十年大眾傳媒所造成的。《好人無幾》（AFEWGOODMEN）、《我要求審判》（NUTS）、《真情假愛》（INTOLERABLECRUELTY）、《誘惑法則》（LAWSOFATTRACTION）、《律政俏佳人》（LEGALLYBLONDE）等眾多好萊塢法律電影，描繪了一幅幅在法庭上演的引人入勝的辯論對抗賽的場景，律師們唇槍舌劍，旁征博引，慷慨陳詞，機智地維護著“法律的尊嚴”和“人類的正義”。盡管這種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導演的藝術加工，但是對抗制的基本模式和強烈沖擊效果吸引了無數觀眾。[8]在法律電影中，律師一般是主角，典型的電影將律師塑造成英雄，為無辜的被告辯護。《殺死一只知更鳥》中左手殘疾的黑人湯姆•羅賓遜被錯誤地指控強奸了白人女性馬耶拉•艾威爾，律師阿蒂克斯•芬奇不顧阿拉巴馬州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義無反顧為羅賓遜辯護。芬奇是所有律師的楷模，他毫不畏懼地挑戰不合理的社會秩序。他對女兒說，如果拒絕為羅賓遜辯護，他將永遠無法抬起頭做人，也無法教導孩子們。[9]但并不是所有律師都是正面人物，反面的律師一樣在法律和正義的概念上富有教育意義。《大話王》中的主人公弗萊徹是個聲名顯赫的律師，對于金錢和事業的看重，讓他把辯詞和勝訴高于事實和正義，在法庭上巧舌如簧、謊話連篇。因為兒子的心愿，不能說謊讓弗萊徹在生活和法庭上出盡了洋相，反而使弗萊徹恍然醒悟，重新發現真正重要的東西。在美國的庭審，律師往往有很多無奈，這個行業要求他們必須做符合委托人最大利益的事，而不是公正為最終目標，這使得現實中合法卻不公正的行為可能很多。畢竟當事人聘請了律師，就是希望律師利用法律知識和技能，爭取當事人的最大權益。可是，此時的律師已不再是正義或法律的代言人，而是法條和利益之間的掮客。律師是正義的化身嗎？只有在個案中才能加以判斷。更多的律師，只是利用精明賺取利益的過程中，間或與正義相遇，因為他們的活動領域恰恰是正義時常歇息的地方。

三、美國電影中的法官角色

在美國，生活中的法官形象高大而完美，但銀幕上的法官形象卻是有好有壞。上世紀70年代以前，律師們就在影視中頻繁現身，而法官們卻常常不露聲色，匿身審判臺后。只有律師申請接近證人，或在法庭上提出某件證據時，影視中才出現偶爾點頭同意的法官們。70年代以后，法官們在電影中的地位有了兩個主要的變化：一是即便不是主角，法官們也往往是故事主線的一部分；二是法官們的形象變得不再光彩，他們常常被刻畫為一個懶惰、貪腐、偏見并盲目自大的群體。影片《造雨人》（THERAINMAKER）刻畫了截然相反的兩位法官，先出場的是位壞法官，法庭上缺乏耐心，行為粗魯。在辦公室，這位法官與保險公司的律師串通以極低的價格來和解一起案件，由律師提供一個適合的和解方案，而另一位法官以審判法官的角色出現，識破了辯方律師的陰謀，并給原告一個迅速而公正的審判。將法官置身于道德困境，也是現代電影慣用的手法。影片《夜落曼哈頓》（NIGHTFALLSONMANHATTAN）中，警員對殺害多名警察的大毒梟實施抓捕，而事后才發現拘捕令在抓捕前一天就已經過期了。如果確認拘捕令錯誤，兇殘的兇手將得以釋放，英勇的警官也會陷入麻煩，為此法官做了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簽發了一份新的拘捕令并署上了逮捕當天的日期。并電話告知檢察官，拘捕令是逮捕的當天簽發的，原始的拘捕令就在他的面前。影片《霍頓法官與斯科茨伯勒男孩》（JUDGEHORTONANDTHESCOTTSBOROBOYS）中，影片中心人物霍頓法官，審理了一起著名的案件——上世紀30年代的阿拉巴馬州，一群年輕的黑人男孩錯誤地被指控強奸了兩名白人女孩的案件。醫生給出的證詞幾乎不能支撐強奸的控訴，而另一位醫生也是相同結論，并在私下會談告訴了霍頓法官他迫于壓力不愿出庭作證。霍頓法官陷入了兩難境地：他可以選擇傳喚這位醫生上庭作證，宣告此次審理無效，或者繼續審理本案。霍頓法官本以為，陪審團會發現不利于被告的證據完全不可采信，所以選擇了繼續審理本案，并且沒有提及與醫生的私下會見。但是陪審團在討論后卻認定被告有罪，這讓霍頓法官再次陷入窘境。重新審理的動議被提出，霍頓可以依據陪審團的認定，輕易地否決這個動議。如果準許該動議卻有可能受到外界的非議，影響他的職業生涯。霍頓選擇了準許動議，下令重新審理此案，也沒能改變的審判結果，卻讓霍頓法官在第二年選舉中失利。法律與電影，屬于法律與人文、法律與大眾文化、法律與文學的范疇。電影中的法律往往運用直觀的手法把審判、正義、道德、人性、習俗等沖突客觀呈現出來，而這些也是法學所關注的主題。法學家的關注不僅限于法律體系內部，更來源于現實社會的問題。影片中的故事往往反映普通大眾對法律和正義的憂思，而這些更能體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法律文化。

作者：程強 單位：安徽大學大學外語教學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