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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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韓非子之見，孔子死后不久，其后學就分為八派，每一派都宣稱合法繼承了孔子的遺產。大概每一派均與孔子的某一位或某幾位弟子有關，或者受到了他們的啟發。雖然對孔子思想互相沖突的詮釋在于“道”的分裂，但看起來卻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動態。在公元前5世紀，儒家并不居于思想界的主導地位，但是，對于為思想話語設定議程，儒家似乎發展了最為豐富的文化和精神資源。事實上，孔子的親密弟子，象神秘的顏回、忠信的曾子、穎悟的子貢、博學的子夏，以及其它門人等等，已經在孔子的第二代學生中產生了極大的熱情。即便儒家傳統在中國歷史上何時最終成為最有力量的學說這一點并不清楚，她確實穩穩當當地成為思想界一種杰出的聲音。不過，是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才使得儒家學說得以流行。

孟子（公元前390-305）抱怨戰國初期（公元前403-221）思想界占主導地位的是墨家的“兼愛”和楊朱（公元前440-360？）的“為我”。從孔子死后一個世紀的歷史境況來判斷，周代封建禮制的崩壞和強力霸權諸侯國的興起說明了這樣的事實：孔子將政治道德化的企圖遇到了嘲諷，被認為是迂闊不實的，而財富和權力的主張則喧囂至上。當時，受到更多關注的是那些隱士（早期道家）和現實主義者（原始法家）。前者逃離塵世，在大自然中創造精神的殿堂并過著寧靜的生活，后者則試圖通過輔佐雄心勃勃的君主獲取財富和權力，來影響政治的進程。儒家拒絕離開政治舞臺在山林中修養自己內在的寧靜，因為他們無法承受舍棄人類社會的想法。他們也無法使自己認同少數統治者的利益，因為他們的社會良心驅使他們去負起承擔人民良知的責任。他們處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積極參與政治，但他們不能接受以現狀作為權威發揮作用的合法場所。他們厭惡權力政治，但他們又無法使自己脫離國家事務。簡言之，儒家是在于而不屬于這個世界；他們既不能遺世而獨立，也無法有效地改變他們所處的世界。

孟子：典型的儒家知識分子

孟子以憑借自我風格的方式傳播儒家之道而著稱。孟子最初受教于他的母親（這進一步加強了作為教育者的母親在儒家傳統中的重要性），然后，據說成為孔子之孫的學生。作為一位社會批判家、一位道德哲學家、以及一位政治活動家，孟子杰出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投身于教育一個士大夫階層的任務。這些士大夫們不直接參于農業、工業和商業，但對于國家的正常運作、尤其是人民的幸福，這些士大夫們卻至關重要。在反對重農論者的縝密論證中，孟子機智地運用“勞動分工”的理念為“勞心者”進行辯護，并看到了“服務公益”和“生產力”同樣重要。[1]對孟子來說，儒家可以作為學者服務于國家的重大利益—不是成為官僚行政人員，而是承擔著教導少數統治者行“仁政”和“王道”的責任。在同封建君主打交道的過程中，孟子不但使自己表現為政治顧問，而且是王者之師。他使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清楚：一個真正的君子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2]

于是，孟子所倡導的是一種“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的作用和功能，“有機知識分子”投身于儒家之道的保存與擴展（“有機知識分子”在組織結構上與社會相連，但在思想上服膺于根本的道德重建）。致力于弘揚儒家“人能弘道”的信念，孟子為“有機知識分子”創造了文化空間和政治場所。根據衛道騎士而非從屬執行官的角度，孟子重新詮釋了儒家“大人”的理念。對于那些通過政治操縱來行使強力的人，孟子表示蔑視。對于他們不能實踐真正的天命的感召，孟子表示譴責，因為最終分析起來，他們不過就象臣服的妾婦那樣仰承君主的野心。與之相對，真正的大人依天道而“居仁由義”。[3]這樣，孟子就重新將儒家學者界定為衛道的騎士。忠實于儒家的精神，孟子認為道的承載者就是“有機知識分子”，通過作為道德典范而逐漸直接參與政治，他們履行著維護社會結構意義的神圣使命。

為了說明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與其所處時代具體社會和政治現實的關系，孟子批評墨家全體主義和楊朱個人主義思想的泛濫。墨家倡導“兼愛”，但孟子卻堅決主張，墨家待陌生人如同自己父親的告誡，將導致待自己的父親如同陌生人。而另一方面，楊朱提倡“為我”，孟子則堅決主張，過度關注個人利益將導致政治的失序。委實，在墨家的集體主義中，“父親身份”無法確立；在楊朱的個人主義中，“親屬關系”無法確立。[4]既然家庭的調節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國家的治理是天下太平的基礎，為了給人民帶來真正的福利，無論墨家的集體主義還是楊朱的個人主義，在政治上就都不是切實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