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農耕技術選擇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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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農業歷來為學界所關注。性質之說為眾家所論，歧見不一。兩漢農耕技術亦為眾家所推崇，亦頗有分歧。一般看法對漢代農業技術有較高估計，認為兩漢魏晉時期，精耕細作農業形成并建立了完整的體系，有鐵器牛耕、耕作法農作制等諸般標志。另有學者則認為此時期農業生產仍較為粗放，并以牛耕鐵器普及程度不高而耒耜農具多有出土為證。侯旭東《漁菜狩獵與秦漢北方民眾生計———兼論以農立國傳統的形成與北方農民的普遍化》一文對此解釋為觀察點之不同，其原因在于漢代疆域之內各地環境條件、經濟與社會生活之差異。1楊際平《秦漢農業:精耕細作抑或粗放耕作》曾對秦漢農業之性質進行了重新審視和評價。1卜風賢《重評西漢時期代田區田的用地技術》對一向被認為代表兩漢耕作技術的代田區田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此二法不能作為漢代農業精耕細作體系的主要部分。2以上諸說，多側重于宏觀動態過程之考察。我們知道，技術演進有時間維度之變革，亦有空間分布之差異。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條件和人口等之區域差異與復雜性，往往造成農業技術發展水平之不平衡性與選擇的多樣性，一區之內往往呈現多樣的技術組合。中原諸郡為古之農業區與經濟重心，農耕技術發達于當世。本文擬就漢代中原諸郡農耕技術發展過程的區域差異與組合的復雜性作出考察，以求教于諸方家。
一、漢代中原諸郡的農業地理環境
漢時，中原腹地分屬弘農郡、河內郡、河南郡、東郡、魏郡、南陽郡、陳留郡、潁川郡、汝南郡、梁國、淮陽國以及陳國等郡國。其地被山帶水，地勢西北—東南傾斜。西有太行、崤山、伏牛、熊耳、外方等山地與丘陵，中間夾有許多河谷、盆地，又有大面積黃河沖積平原。其南桐柏山—大別山西端與伏牛山之間為南陽盆地。東據華北—黃淮平原，自黃河沿岸達淮水，低緩傾斜，廣闊坦蕩。顯見其地地理差異明顯。欲對此地農耕技術選擇的傾向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當從此地理環境入手。雖處一地之域，土質亦可見多樣，經過長期農業開發，形成了多種耕層。西部黃土丘陵多為壚土、塥土，伊洛河流域遍地壤土，黃河沿岸以赤壤、沙土常見，下游更多“甚咸以苦”之桀土。淮水流域，河網之間，富有壤土、殖土，為主要農業土壤；更有沙土布于汝潁等沿岸，亦有鳧土分散于各地低洼之處。于丘陵平原之間，則可見肥力較好的墳延，宜于種植。南部丘陵之間剽土、土不少。土壤性狀不同，所需技術自有差異。“弱土強之，強土弱之”，各有土壤改良技術，黑壚土僅需磨平，而弱土則在耕后必須鎮壓。我們這里要強調的是，農夫如此養地，自是要提高土地的出產率，說明了土地的集約化使用逐漸被接受。
關于漢代北方地區氣候狀況及其變化早己備受關注，也眾說不一。3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認為：“到了秦朝和前漢氣候繼續溫和”，“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但東漢冷期時間不長。”近年來，關于漢代氣候變遷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4和滿志敏的《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5對兩漢時期的氣候狀況提出了異于竺論的看法。滿志敏等人的研究運用諸多農業物候資料來說明氣候的波動，對我們比較有意義。稻、麥以及豆類等作物的種植比例在這一時段逐漸被調整，冬小麥在兩漢得以在黃河流域廣泛推廣。豆類作物在黃河流域的種植在西漢也曾有過變化，但是在東漢時期洛陽周圍對大豆的種植卻重新重視起來。《四民月令》所記載的物候月令幾乎每月都有和“豆”相關的內容，洛陽漢墓的出土資料對此亦有印證。較能說明問題的還有《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農事活動的變化。《氾勝之書》中說“：立春后，土塊散，……此時二十日之后，和氣去，即土剛。”以土壤解凍作為耕作的起始日期有利于保墑抗旱，漢代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這一日期遠晚于現代。《四民月令》所載洛陽附近麥收時間也早于前漢的夏至前后，而中耕除草的時間多在雨水前后。諸多資料可以表明，兩漢氣候確實曾經發生相當顯著的變遷，大致在兩漢之際，經歷了由暖而寒的波動。西漢中原諸郡的氣溫較溫暖，但已經出現降溫趨勢并有波動；東漢以降氣候開始轉冷，起伏明顯。氣候的冷暖變化可以直接影響一個地區的降水水平，從而影響農業技術的內容、類型及其實現方式。反之，一定的農耕技術總是適應于特定的地理環境。兩漢之際，北方地區以抗旱保墑為核心的“耕—摩—藺”技術體系與水利的發展，說明這一時期干旱成為農業發展的矛盾之一。
中原諸郡河流眾多，有發展水利技術的自然條件。“當時豫西河流數量眾多，枝蔓稠密，是為水資源較為豐富，水系發育良好之證。”1燭水、伊洛、濝水、濟水、沁水、汜水、淇水注于黃河。各支流又有分支注入，泫水入沁，沾水入淇；谷水、澗水、瀍水“東入于洛”，鄤水入汜。梁宋之域有蒗蕩渠、魯渠水、睢水、陰溝水、汳水（汴渠）、渦水等貫穿其間。潁汝之間，潠水、洧水“折入于潁”；黃水、滍水、昆水、澧水、瀙水入于汝。南陽盆地西有均水、丹水，中有育水（淯水），東有比水。中原諸郡不僅河道密布，且湖澤眾多。班固《兩都賦》曰“:順流泉而為沼。”據史念海的研究，數千年前由太行山東到淮河以北，到處都有湖泊，大小相雜，數以千計，黃河下游稍不遜于現在的長江下游。黃河以南、嵩山、汝潁以東，泗水以西，直到長淮，較大的湖泊有140多個，數量眾多。河南郡境內，有滎陽滎澤、中牟圃田澤。較小的湖澤還有郟城陂（今滎陽縣南）、萑苻澤（今中牟東）等。東部湖澤更多，《爾雅•釋地》曰“宋有孟諸”，《水經注》“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逢澤（今開封市東南）、牧澤（今開封市北）、白羊陂（今杞縣東）、大薺陂（今民權縣境）、烏巢澤（今封丘縣境）、蒙澤（今商丘東）、空澤（今虞城東北）等中小湖泊，多不勝數。
中原諸郡的地理環境復雜多樣，不僅區域之間差異明顯，亦見于區域內部。兩漢雖有發達之農耕技術，然而“影響一個地區技術選擇的諸種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關于某種技術的知識是否存在，而是他是否合乎這個地區的環境條件。”2這就決定了中原諸郡各地必因之有多樣的農業技術組合。
二、漢代中原諸郡農業水利的區域差異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土壤耕作技術，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防旱保墑這個中心來進行的。解決農田的干旱問題，有兩條途徑：一是灌溉，二是保墑。中原諸郡地理條件良好，歷來水多宜農，較早既有發達的水利。不過各地之水資源與地形差異較大，水利技術的區域差異明顯。
兩河之地戰國舊有水利，兩漢仍多有效用。如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引漳十二渠，梁惠王十年（前360年）引黃入圃田澤以溉田種稻，3秦代始建沁水枋口堰。東漢時期，兩河及其附近地區水利灌溉事業有所發展。永元二年（90）魯丕于東郡“為人修通灌溉”。4河內諸郡“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5“洛陽附近伊洛兩水的下游還是比較肥沃的”，6光武時大司空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為漕，民得其利”。7梁宋之地極富溝渠，交通灌溉，自先秦有之，漢時更興。如漢初梁孝王東徙睢陽，開汴河修筑蓼堤。潁汝之間，“……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它小渠及陂水道通者不可勝言也。”8西漢時期汝南郡較大的水利工程是鴻郤陂引水灌溉工程，東漢建武十三年復修，灌溉水田達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起塘四百里。”1筑堤開渠連通附近的焦陂、上慎陂、中慎陂、慎陂，形成一片調水灌溉的稻作農業區。和帝時“又修理鮦陽舊渠”，2“墾田增三萬余頃”。3靈帝建寧三年（170年）“修復清陂”。4建武年間，鄧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5興平年間，鮑昱于汝南復舊有陂塘“，作方梁石洫”。6足見其地陂塘堤堰歷時已久，新修再造皆有。
“南陽地區地處漢水上游，兩漢唐白河的灌溉己經較為發達”。7元帝建昭中，召信臣“視郡中水渠，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閱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8以建昭五年（前34年）修建六門堨為最。《水經注》載六門堨“下結二十九陂”，構成陂渠串連的水利灌溉網。東漢建武七年（31），杜詩“修治陂池，廣拓上田”。9《水經注》載水上有樊氏陂、東陂、西陂、豫章大陂等灌溉工程；湍水（今湍河）上，有楚、安眾港、鄧氏陂等灌溉系統；比水（今唐河）上有馬仁陂、大湖、趙渠等陂渠。南陽地區水利工程多是溝渠陂塘相連，因地制宜。井灌則用于小型灌溉，以洛陽為盛，各地皆有。洛陽漢墓出土了約二百余件陶水井模型，居住遺址的磚砌水井遺存發現三處，深可8米有余。井欄、井架、水斗、水槽的設置，顯見與灌溉有關。1981年淮陽大連鄉西漢院落模型，有水渠水井相連于院中田圃。泌陽等地發現了用于農田灌溉的水井群。10永城漢墓也曾發現陶井2件。漢代河南諸郡水利，有著明顯的時空特點。“漢代鄉間的灌溉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借助于大型水渠、陂塘的灌溉；一類是農家小型陂塘的灌溉；還有一類是利用水井汲取地下水灌溉。”11大型水利多集中于農業與經濟發達之地，小型陂塘在水源條件好的鄉間較為流行。歷來北方地區水利以溝渠為主，起源較早。經歷戰國至武帝時期的兵災人禍，多有毀敗。武帝致力邊事，重于京畿；后又接新莽變亂，加之黃河水患，中原諸郡水利開發受到影響，農耕生產或有荒廢。直到東漢初年，中原北部諸郡多“修理舊渠”，復用其利。南部淮漢之間，卻在此時得以發展。西漢水利向以大型綜合灌溉網為特色，南陽灌區和汝南灌區誠可鑒之。東漢時，陂塘水利的發展借助豪族勢力得以普及。
水利權屬問題與普遍的技術選擇之間存在微妙的關系。水利興修耗資靡費，絕非一般農民家庭所能承擔，大型水利則多屬于政府或是地主豪強。因此，所謂民用其利也多指地主豪強。《史記•武安侯列傳》載灌夫“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南陽亦有此例。《史記•酷吏列傳》載“（寧成）貰貸買陂田千馀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漢代已有大量的自耕農存在，中原諸郡亦不例外。自戰國以來，政府多致力于勸民務農，漢立國之初就比較注意“假民公田”，后又多次授田于民以實現農民“普遍化”。隨著土地的集中和豪強勢力的發展，個體的自耕農少有水利利用，也就限制了其技術選擇。因此，漢代中原諸郡水利的修筑并不能完全反映廣泛的技術選擇，實為其一部分。
三、漢代中原諸郡的種植結構與農作制
農作制度是土地利用的表現形式，其與作物種植結構有直接關系。漢代中原諸郡“種植的主要糧食作物與戰國以前大體一致，但各種作物所占的比重卻發生了很大變化”。1考古發現證明，兩漢時期中原諸郡范圍內有粟、黍、麥、稻、豆、粱、麻等大田作物分布。
粟、麥、豆在中原北部地區占有重要的地位。粟的分布較為廣泛。濟源市桐花溝西漢中期墓M63號墓主骨架上下各有一層谷粒；伊洛地區出土的西漢成帝時的陶倉有“小米百石”銘文；河內粟的產量亦是不少，（汲）黯曾“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2陳留等中心城市也“多積粟”。3自春秋戰國以來麥子在此地的種植逐漸增加，皆因氣候之故。《戰國策》曾記載，洛陽一帶因為缺水，“其民皆種麥，無他種類”。兩漢時期小麥在中原諸郡繼續得到推廣，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勸（關東）有水災郡種宿麥（冬小麥）”“，麥子的種植在這一時期僅次于粟”。4西漢黃河下游麥作繼續發展，梁宋地區較好的農耕條件使得小麥在這一區域迅速得到普及。足見冬小麥在黃河中下游的推廣與氣候有關。此地氣候以夏秋降水為多，黍稷等作物的種植適逢其間，而冬小麥生長期則可避開夏秋多雨季節，使北方地區在冬春兩季有作物覆蓋而減少風蝕和土壤水分的散失。大豆在中原諸郡的廣泛種植已被考古資料所證實，河南燒溝西漢墓中出土過大豆。5“僅僅就粟、麥、豆這三種主要農作物而言，漢代中國北方的農民在發展多種作物的輪作制時，就有相當好的選擇。”6漢代中原諸郡的農業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精細，廣泛建立了復種連作制。這是就總體技術水平而言，不同區域尚不能一概而論。
氣候優勢使得戰國時期已在中原諸郡占有一定地位的水稻進一步推廣。不僅“黃河以南的中原諸郡是漢代北方著名的水稻產區”，7黃河以北也有極高的稻作技術。從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看，洛陽西郊、輝縣城北、洛陽燒溝等地都有稻谷出土，出產顆粒肥大的無芒水稻，8證明曾存在大面積的稻作農業區。“五十年代在洛陽燒溝漢代出土的稻米，顆粒肥大，很可能就是本地所產。洛陽西南的新城縣（今伊川西南）也以盛產稻米著稱。”9《四民月令》中有關于稻作的農事安排。河內稻作技術亦不在其下，“今河南省黃河以北沁丹河流域水利條件優越，很早就發展為水利區。……這里生產的水稻質量可與新城秔稻比美。……清淇水流域的汲縣一帶泉流豐富，陂塘眾多，是理想的水稻種植區。”10何晏稱“河內好稻”，11漢順帝時崔瑗又開拓稻田數百頃“，薄鹵之地更為沃壌,民賴其利”。12故有“河內青稻,新城白粳”13之說。足見黃河兩岸皆有良稻。梁宋之地稻作亦為可觀。徐州奎山西漢墓葬曾出土有稻粒，至東漢，梁宋地區糧食作物雖仍以黍、稷、麥、菽、稻為主，而水稻種植規模更加擴大。汝南郡“汝水以東，潁、渦、睢、汴等河之間的水稻生產，也是東漢開始勃興的”，1“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2成為東漢新興農業經濟區。建安初，曹操屯田許下，引潁水灌溉植稻。夏侯惇亦在襄邑一帶作陂植稻，邵陵“兼開稻田。”3此地水稻的種植面積最大，其次是小麥。南陽久為經濟都會之地，農業發達，作物繁盛。張衡《南都賦》極贊其地草木之興，旱稻兼具而品種多樣，有粳稻、糯稻和黃稻多個品種。“漢代水稻在南陽已成為一種主要的糧食作物，稻田面積亦很可觀。”4此外，稻麥輪作，年有二熟，“冬稌夏穱，隨時代熟”。
就作物結構的時空特征而言，中原諸郡旱稻皆備，惟是作物種類之比例有較大差異。北部黃河流域旱作體系歷來完備，兩漢之際結構進一步調整，形成以旱作為主兼有稻作的種植結構；東部稻作經濟區在西漢得以勃興，東漢時成為新興的稻作農業區；南陽盆地稻作與旱作皆備，技術類型更是多樣。不同的作物類型必然有不同的種植技術，這樣的技術選擇與環境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其發展趨向與水利事業興衰之間的應和也絕非偶然。
四、漢代中原諸郡的耕作法與農具
前文以作物結構和水利等農業資源為中心對中原諸郡耕作技術選擇的整體趨向做了初淺考察，但是我們知道，環境的復雜性決定了技術選擇即使是在一個小范圍內也會是相當復雜的。整體的技術趨向并不能反映一地區技術選擇的全貌，更需對其技術細節作出討論。
兩漢北方土壤耕作技術多樣，包括壟作法、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等。壟作法適應性較強，是適應干旱趨勢的耕作方法，在旱作農業區較常見。始創于漢的平作翻耕法、局耕法、免耕法，也是抗旱保墑的整地技術，并形成了耕—摩—藺三位一體的旱地耕作技術體系。漢時對整地的要求較嚴格，除了深耕還要細鋤，深耕細鋤成為漢代農業生產的技術要求。適應這一變化，中耕農具由先秦的錢和鎛，轉而出現了新型的鋤和鏟。河南南陽七里園鄉出土了一幅中耕除草的畫像石，圖中鐵鋤上肩狹窄。這種器身較窄的板狀鋤，在耕鋤較密的株壟時，不易碰傷禾苗。這說明漢代中耕技術的進步和普及，中耕也成為精耕農業的核心技術。
對于兩漢稻作技術的情況，以往諸家所論皆言南方之發展。北方稻作之法在《氾勝之書》中已有所載，后漢《四民月令》對洛陽周邊的稻作種植技術亦有記載。其曰：“三月可種粳稻。……五月可別稻及藍，盡夏至后二十日止。”移栽有利于田間管理和除草，又有利于土地的復耕。可見，至少在后漢，洛陽地區的稻作技術已經較為先進，并可能有了稻田中耕技術。前文已述，南陽灌區和潁汝之間東漢成為新的稻作農業區，技術已有很大發展，但因缺少詳載而難于知曉其技術細節。
這其中最為顯著的是趙過代田法和氾勝之區田法，傳統觀點一般認為其屬于漢代最為先進的農業技術。這兩種用地技術的技術細節，史有明載，亦為眾方家所論，自不贅言。后世對于代田似推崇有加，皆因史載其“用力少而得谷多”，“歲可獲數十鐘”。5近年卻多有爭論。卜風賢《重評西漢時期代田區田的用地技術》6一文對漢代的代田區田提出了新的看法。卜文認為，這兩項技術并不能代表漢代農業技術的最高水平，也不能作為漢代農業精耕細作體系的主要部分。其原因在于代田開溝起壟，是一種農田治理技術而不是耕地作業，其核心是整地而不是精耕細作；區田于山地、丘陵、高崖、坡地等小塊土地做區耕種，“便荒地為之”，于區內深耕細作，疏于耕地整地，缺乏精耕關鍵技術，絕非精耕細作。其文進一步認為區田法多推行于灌溉農業區之外的山地丘陵，山地農業與區田的不耕而作相符合。卜文依《氾勝之書》“禾收，區種（麥）”之記載認為這兩項技術包含了輪作倒茬的復種連作種植法。
代田區田當是多個技術環節的組合，其目的確為抗旱保墑，尤其適宜于北方旱作。代田法開溝起壟，是為壟作之法；其圳壟“歲代處”，也有休閑遺孑。代田雖重整地，卻不是沒有中耕。值“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1有耕有耘，皆有巧便農器。代田法推廣的時空范圍比較有限，主要用于增加畿輔周邊之耕地，“是后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2代田法以牛耕為條件，這非漢代一般農人所能做到，所以“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3
區田是在甽種法和代田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更為集約的耕作方法，適應了漢代農業拓展和小面積耕作的需要。區田之法“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4并非疏于耕地“，不耕旁地”并非不耕區旁之地，而是要在整治耕地基礎上，集中小區作業，“庶盡地力”。中耕鋤草亦有其法“：區中草生茇之，區間草以劃劃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匐鐮比地刈其草矣。”言“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區田”，而“非必須良田”，并非說只可施于荒地，平地熟田亦可為之，此處意在強調其技術的適應性。可見其既有耕有耘，中耕鋤草，又有糞溉土壤改造。至于復種之說，與其說區種包含復種連作制度，倒不如說是區種和復種制度的結合使用。由于其對人力與技術要求高，難以在很大范圍內普遍推廣。因此說，代田和區種更像是技術組合，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質，其有什么樣的環節與實現方式要依據其環境特點決定。
中原諸郡的技術選擇難以一言蔽之。一方面“，影響一個地區技術選擇的諸種因素中，起更大作用的往往不是關于某種技術的知識是否存在，而是它是否合乎這個地區的環境條件。”5我們不能確定像代田區田這樣的技術在中原諸郡的推行的確實情況。另一方面，可以肯定這里必然會有多種技術選擇存在，這一點可以從其地之農具得以考證。
漢代時期鐵器的推行促進了各地農業技術的發展。“約在公元前90年引進的新農業技術可能已與鐵質工具的擴大使用結合起來，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糧食產量。”6中原諸郡的鐵農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改進，“戰國晚期，鐵農具的種類，已由原來的、鏟、鐮三種發展到了（大、中、小）、鏟、鐮、鋤（六角形、平圓形）、鏵、鍤（一字型、凹字形）、錛（斧）等七種，若細分那就是十余種之多。……到了經濟再度發展的漢代，促使鐵農具向多樣化和專業化發展。……但就耕作農具這一項，已在西漢之際成套完善起來。”7
這些農具多見于各地考古出土。河南郡“有鐵官”，古滎河一與鞏義市鐵生溝河三遺址均有大量鐵農具出土。鐵生溝河三遺址出土生產工具105件，有鐵、雙齒、鐵鏟、鋤、犁等農具92件，其中起土用雙齒耙（報告稱雙齒）8件、中耕弧刃鋤12件、V形鐵犁23件。鄭州古榮鎮冶鐵遺址出土鐵器達318件，農具206件，占總數的65%，有犁、犁鏵、鏟、鋤、凹形鍤、鍤、、雙齒等。中牟亦曾發現漢代犁壁。1鶴壁轱轆集、古縣鹿樓村等的作坊遺址出土大量鑄鐵農具以及鑄模、鑄范，有、錛、斧、鍤、鋤、鏟、犁鏵、鐮等數十件。從考古資料看，梁宋地區發現的西漢鐵器數量較多。漢代碭縣城出土的農具有鍤、镢、鋤、鐮等；永城保安山二號墓出土有鐵鋤、鐵斧，2河南杞縣許村崗一號漢墓出土有鐵刀、鐵鋤等。3潁汝之間面積廣大，出土鐵農具更是豐富多樣。臨汝夏店、魯山南關等地都出土大量鐵農具及其鑄模、鑄范，4包括：犁、、雙齒、錛、小錛、鏟、加刃鐵鋤、鍤等，其中臨汝夏店西漢冶鐵遺址發現大小鐵300余件。5鐵制的犁、鏟、、鍤、鐮、鋤、錛等成為人們日常用的農具。6南陽鐵器向負盛名。僅瓦房店出土的鐵農具就有镢、耒、鍤、犁、犁鏵、犁鏡、耬鏵、鋤、鐮等，其中西漢時期48件，東漢時期972件。7另有、斧、錛、鏟多件。南陽瓦房莊遺址還發現有鑄造、犁鏵、耬鏵、鍤等農具用的泥范，在南陽的宛城出土有西漢的主要改進農具耦犁和耬車。“一些比較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方式首先得以應用和推廣”。8
漢代中原諸郡鐵農具種類繁多，分布廣泛，促進了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其中以牛耕鐵犁與中耕器具為主要。“有的學者依據各地出土零散實物，撰《漢代耕犁之構造》，說犁架有了犁床、犁轅、犁箭、犁鏵、犁鏘（鏡），以畜力牽引，且用肩扼，以牛髻、牛環導牛。”9“兩漢魏晉南北朝是中耕技術進一步發展和廣泛推廣的重要時期……中耕的主要工具———鋤得到較大的改進”，10在中原諸郡出現了多種形式的鶴頸鋤、弧刃鋤和直板鋤。就農業生產工具來說，不僅出現了新式農具，原有的鐵制農具也大為改進。
但若以此作漢代農具水平之全貌，則失于偏頗。梁家勉先生認為“：秦漢時代鐵犁牛耕雖獲得很大程度的推廣，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鐵質翻土農具，尤其是和鍤；這一時代可說是犁、、鍤并用時代。”11楊際平《秦漢農業：精耕細作抑或粗放耕作》一文認為，對于漢代鐵農具的普及程度要有客觀認識，秦漢時期仍為由鋤耕向犁耕過渡時期。12西漢牛耕尚不普遍,仍以鍤鋤耕為多。對于文獻中所載之農業技術的普及程度，楊文亦持保留態度，并不認為其普遍存在。其時亦有粗放休耕農業存在，即《氾勝之書》載“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以上諸說，是對漢代農業全局性的考察。且諸家之說，多囿于農史研究縱向動態過程，而忽視了技術類型及其實現方式的多樣性，對技術的橫向多元關系疏于考察。
兩漢之際是中原諸郡牛耕與鐵農具不斷普及的時期，耒耜與牛耕并存，在這一過程中精耕與粗放總是因地而異。前漢早期，鐵農具與牛耕之利用鮮見于古之文獻記載。如前文所述，考古資料證明，中期以后，鐵農具方漸與技術結合。不過，“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13誠如侯文所論，這期間北方民眾有多種謀生方式。這一點不僅表現在生存方式的選取上，亦可見于農業技術之選擇。直到東漢時期，此地仍有耒耜耕作存在。靈寶縣東漢墓葬中曾出土執耒陶俑，即《鹽鐵論》所謂“秉耒抱臿”。此外，鍤、鏟、等都是當時用于起土耕地的工具，也出現了多種形制。中原諸郡環境多樣，經濟與技術發展難以平衡，存在多樣的技術實屬必然。
五、結論
漢代中原諸郡地理環境多樣，農業經濟發達，由此決定了其耕作技術的發達與多樣。中原諸郡的水利類型可分為南北兩類，北部以溝渠為主，南部以陂塘居多，兩漢之際南部陂塘水利多有發展而成為稻作為主的農業區；北部溝渠多為復修舊例，以麥作等旱作為主兼有稻作之利。對于中原諸郡的耕作法之性質，我們考之以出土農具與文獻記載，認為此地技術之發達當屬全國之先，但是精耕細作并非其唯一的選擇，且其實現方式亦屬多樣。從時間維度上說，這樣的發展始終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且各地耕作技術發展并不平衡，其技術類型往往具有過渡性質。從空間維度上說，中原諸郡耒耜、牛耕皆有，兼具粗放與精耕。早期中原諸郡的農耕技術即已存在多樣的技術類型，并以不同的技術組合形式存在，其表現方式也頗為復雜。這種多樣化的技術組合是中原諸郡技術選擇的必然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