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與文學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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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贄是泰州學派的后起之秀。在明末社會矛盾激化的時代，李贄繼承了自王艮以來的泰州學派反道學的傳統，對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學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揭露和批判，從而把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到新的階段。在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和文學發展史等問題上李贄堅決反對“假言”、“師古”的文風，主張文學創作要出自真心，要“發于情性，由乎自然”。由于“公安三袁”與李贄有著某種特殊的淵源關系，所以“公安三袁”的文學思想與李贄具有頗多相似之處。

關鍵詞：反古；率性；倡俗

李贄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平民哲學學派泰州學派的后起之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學大師。李贄是一個富有戰斗精神的人，從某種意思上說，李贄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戰斗的一生。不僅他的思想充滿了戰斗精神，其文學作品也是“戰火紛飛”，直指傳統腐朽的觀念和封建統治。由于“公安三袁”與李贄有著一定的師承關系，所以他們的文學風格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由于各自的人生觀不同和所處的環境不同，公安三袁又與李贄有所區別。本文試作一些初步的比較，求教于諸位同仁。

一

李贄[1527—1602]初名載，號卓吾、宏甫、溫陵居士，又號龍湖叟，晉江(今福州晉江)人，杰出的思想家，泰州學派的第三代傳人。

據史料記載，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開始辭去官職，離開姚安，由滇入川，而后順長江而下，直奔湖北黃安，開始了他歸隱著述、講學的生活。至黃安后，李贄先是住在天嵩書院，教授耿家[耿定理]的子弟，并開始致力于史籍的閱讀和研究。不久，李贄與理學家耿定向發生尖銳矛盾，李贄決定離開耿家。之后，李贄寫了大量的書信來揭露批判耿定向的假道學，這使耿定向十分惱怒。有一次，李贄游武昌黃鶴樓，耿定向指使徒眾進行圍攻。但這并沒有使李贄屈服，相反，卻擴大了他的聲望。當時在武昌任湖廣左布政使的劉東星，把李贄邀到自己的官署加以保護。湖北“公安三袁”，也是在這時和李贄密切交往起來的。

“公安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及袁中道兄弟三人，他們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學家。由于他們是湖北公安人，世稱“公安三袁”。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有《白蘇齋集》。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有《袁中郎全集》。袁中道(1575—1630)，字小修，有《珂雪齋集》。他們之中袁宏道成就最大，他自稱“掃時文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兔，搗鈍賊之巢穴”，是在反復的斗爭中是一員主將。據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記載，衰宏道文學主張的建立是受了李贄的深刻影響的：“先生[袁宏道]既見龍湖[李贄]，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

實際上，公安派與泰州學派本是一派。公安派名義上是一個地方派，而從淵源來看，公安派也是泰州學派的一個支派，公安派的“三袁”是泰州學派的第四代傳人，因為焦駭和李贄都是泰州學派的重要傳人。袁宏道是焦豌的學生，焦竑與李贄又是知己朋友，袁宏道對泰州學派的李贄很崇拜，自稱是李贄的弟子。他在一首《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李宏甫先生》的詩中說：“自笑兩家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而李贄在《九日至報東寺聞中郎且至因喜而賦》的詩中也說：“世道由來不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亦自認袁宏道是他的學生。李贄非常賞識轟宏道，說他“識力膽力，皆迥絕于世，真英靈漢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并贈詩一首云：“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他對袁宏道期望甚為殷切，稱其為“英靈男子”，是想衰宏道將來能繼承他的事業。焦蛇和李贄是泰州學派同代知己，袁宏道正是在兩位大師門下執弟子禮，接受他們的教誨，因而深受他們的啟蒙文學思想的影響。袁宏道和李贄常有書信往來，把李贄著作放在床頭經常閱讀。他說：“幸有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錯可以醒眼，甚得力。”

除袁宏道外，公安派袁氏三兄弟都是李贄的弟子，都受李贄深刻的影響。據史料載，萬歷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袁宏道兄弟三人先后兩次到麻城向李贄求教，第二次時間最長，共達三月有余，袁宗道說：“不讀他人文學覺懣懣，讀翁[李贄]片言只語，輒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熱乎。”袁中道在一首詩中也說：“我有兄弟皆慕道，君多任俠獨伶予。”錢謙益在談到袁氏兄弟與李贄關系時說：“袁氏中郎，小修皆卓如之徒，其指實卓吾發之。稚圭與小修具龍湖高足弟子，而仲璞少受學于稚圭，其師友淵源如此。故其詩文之大指可得而考也。

“公安三衰”的思想與李贄是一脈相傳的，他們都是泰州學派的重要傳人。“公安三袁”基本繼承了李贄反封建的叛道思想和斗爭精神。李贄反封建傳統、反對道學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正如他自稱：“余自幼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尤惡。”李贄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與封建道學作不屈斗爭的一生。在明末社會矛盾激烈的時代，李贄繼承了自王艮以來的泰州學派反道學的傳統，對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學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揭露和批判，開啟了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先河，并把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公安三袁繼承了李贄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爭精神。如袁宏道在《與張給諫》的信中說，“弟自不敢齒于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他還說：“大丈夫當獨來獨往，自舒其翼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終耳。”咻現了他反封建的戰斗精神和追求個性解放的愿望。這些思想精神和愿望都與李贄如出一轍的。

二

由于“公安三袁”直接受李贄思想的影響，因而他們與李贄在文學思想方面有著極大的相近性。

首先表現為他們有一致的文學發展觀。在李贄的時代，八股文風盛行，代圣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主張。當時文壇上王世貞、李攀龍等“前七子”極力提倡復古，造成文壇籠罩著一片“擬古”、“復古”之惡劣風氣。李贄對這一復古浪潮進行了批判。李贄認為，文章的好壞，“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在他看來，文學作品并非愈古愈好，文學在變化和發展中不斷地出現好作品。李贄的這一文學發展觀與他辯證發展的是非觀是分不開的。他說：“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歷史是前進的，現實生活時時刻刻都在起變化，所以文學作品也不應“執一”，更不應抱古。

“公安三袁”在李贄的影響下，也提出了和復古派針鋒相對的文學主張。有力地駁斥了復古派的種種謬論。在文學發展觀上，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展的，各個時代的文學都有其自己的特色，不應該厚古薄今。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一文中說：“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他在好多文章里反復闡述這一論點，發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的呼聲。

李贄對文學現象的解釋是唯心的，把好的文學作品都看成是“童心”的產物。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所謂“童心”，據他講就是“真心”，“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這種理論與王陽明的“致良知”的哲學思想是有一定聯系的。李贄要求作家“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有了童心就能寫出好作品，用不著什么“道”，“吾因是百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么六經，更說什么《語》《孟》乎?”啐贄對道學大力攻擊，甚至認為“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由此，李贄主張文學創作必須“發于陸情，由乎自然”，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他在《讀律膚說》一文申明確指出：“蓋聲色之來，發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李贄以為創作的沖動源于作家的真實情感，所以作品中感情的流露應當是完全自然的，如果矯揉造作，不真實，就不能寫出好作品，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李贄一再強調文學創作一定要“根于心，發于言”。他在《司馬遷傳論》中說：“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有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于圣人，則圣人既已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為是非，則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詞非由于不可遏，則無味矣。”李贄還認為，作家的不同個性，決定了作品具有不同的藝術風格。作家只要順著自己的性格去進行創作，真正做到“發于情性，由乎自然”，就會使自己的作品產生具有獨特風格的藝術效果，如果強求達到某種自然，倒反而會失去真實，最終也得不到好的藝術效果。所以他說：“性格清澈者音調自然宣揚，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為自然而遂以為自然也。若有意為自然，則與矯強何異?”

“公安三袁”關于文學的基本主張主要出于他們的“性靈說”，這種“性靈說”實際上是由李贄的“童心說”變化而來的。公安三袁提出的口號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就是要求文學作品充分表現作者的個性，反對復古派在文學表現方法上所定下的種種清規戒律。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好詩好文，都是“任性而發”，“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因為在他們看來，人的個性是多種多樣的，“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而文學有表達多種多樣個性的權利，所以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一文中肯定了詩可以“若哭若罵”，可以怨而傷，可以寫得很露骨。“但恐不達，何露之有?”這種提法對傳統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是一種反抗。

在文學創作上公安派反對摹擬。既然文學是隨著時代而發展，那么就完全不必要摹擬古人。袁宏道在《與江進之》的信里談出了他們的見解：“古不可優，后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為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音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他猛然攻擊了文人中的復古之風，指出復古事實上就是抄襲，“剽竊成風，萬口一響”，“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袁宗道在《論文》中說得好：“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于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閑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復古派的根本弱點在于沒有自己的見解，文章的內容空洞無物，不得不借助于古人詞句來裝點門面。由此可見，“公安三袁”的文學思想與李贄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了在反復古和文學發展觀、文學創造的基本主張方面，“公安三袁”與李贄一致外，在其它方面也表現出了一些相同的特點，如李贄反對復古派盲目崇古時矯枉過正，把八股文的地位抬高了，袁宏道也跟著如此。李贄所使用的文學語言淺近明白，幾乎不用典故，不裝腔作勢，并且采用民間俗語，在復古之風很盛的時候顯得非常突出，公安派也主張用一種平易近人的文學語言來寫作，不用什么典故，采用大量俗語，“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

他們都對通俗文學十分推崇。李贄敢于打破歷來傳統文人的偏見，肯定新生事物，把正統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說和戲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西廂記》和《水滸傳》同列于“古今至文”。他說：“降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公安派也非常推崇通俗文學，袁宏道對《水滸傳》也評價很高，他說在《水滸傳》的相形之下，“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并把關漢卿、羅貫中和司馬遷并列為“識見極度高”之人。李贄大膽進行小說評點。他是第一個評點長篇小說的人，曾評點過《西廂記》、《琵琶記》、《紅拂記》、《水滸傳》、《西游記》、《三國志通俗演義》等多種戲曲、長篇小說。這種對戲曲、長篇小說的評點，是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個新的樣式。“公安三袁”也對小說、戲曲進行過評點。如袁中道在《李溫陵傳》中說：“《離騷》、寫、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筆，逐字仇校，肌劈理分，時出新意。”總之在文學思想上“公安三袁”繼承了李贄的基本思想。三

“公安三袁”和李贄的文學思想盡管有許多相同之處，但由于世界觀的差異，“公安三袁”與李贄的文學思想仍有很大的區別。

首先，李贄比公安派有更強的創作激情和斗爭勇氣，李贄主張創作要有激情。他說寫作要“蓄極和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云漢，為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贄正是以其鋒芒畢露的文字，使得反動統治階級對他“切齒咬牙，欲殺欲割，”務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李贄的文章特色還在于見解大膽，敢于反對封建社會傳統的教條，對道學家的攻擊火力甚強，揭露出他們丑惡的靈魂，文字潑辣。痛快淋漓，有鼓動的力量。比如李贄在《因記往事》一文里，他稱贊當時橫行閩廣海上的林道乾。說他“稱王稱霸。眾愿附之，不肯北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不言可知也，”并且指出這些人物產生的社會原因：“唯舉世顛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為盜也。”在《五死》一文里，他把楚國的伍子胥和漢朝晁錯的死，看著“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在《又與焦弱侯》的信里，他對那些道學氣的知識分子作了無情的揭露：“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發表這些意見，在封建社會里是要有很大勇氣的。而公安派雖然作品中也時見憤懣之語。如衰宏道的七言詩《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第二首：“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曲與栽花市。新詩曰日千余言，詩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但總的來說，“公安三袁”在文學的創作激情和斗爭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軟弱性。在當時宦官擅權、政治腐敗、朝內黨派劇烈的環境中，他們由于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本身的軟弱性，既不敢參加斗爭，又不愿同流合污，想置身于是非之外，于是退守田園，忘情山水，以此來麻醉自己。袁宏道在給他的老師媽琢庵的信里就曾說過：“時不可為，豪杰無從著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李贄的慘死，給了他們很大的打擊，他們更加畏縮了。袁中道在為李贄而寫的《李溫陵傳》中說：“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愿學者有三，”有一條是“公[李贄]直氣勁節，不為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爺。”看來這是說到了自己的痛處，也是公安派作家普遍的思想弱點。

其次，李贄認為文學應該充分地反映現實。李贄認為文學作品應該抒發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和不平，反對無病呻吟。他說：“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能非有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而公安派的“性靈說”雖然是“童心說”的變化和發展，但“性靈說”把文學不是看作表現現實生活，而是看作表現抽象的“性靈”。公安派的作家江進之在為袁宏道的《敝篋集》所作的序上，把創作方法說得非常神秘：“靈竅于心，寓于境。境自所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宛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他一味強調作者的主觀方面，即所謂“心”，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稱贊袁宏道的功績，說是在他影響下，“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把創作之源歸之于“心靈”，“心靈無涯，搜之愈出，”這是唯心的觀點。在它的指導下，文學的題材越來越狹小，作家的靈感越來越枯竭。終于不得不求助于所謂“韻”和“趣”，走上了魔道。事實確是這樣。公安三袁除少數作品[如《李逋賦》、《猛虎行》、《竹枝詞》]等而外，公安派中最有名望的作家袁宏道的確如他所自稱的“詩中無一憂‘民’字”。他的散文也是如此。他們的作品大多缺泛深厚的社會內容，局限于描寫自然景物及身邊瑣事，抒發“文人雅士”的情懷，表現地主階級文人的閑情逸致。比較好的是那些反對作官、反對道學氣的文字以及一些清麗的小品。袁宏道在這方面成就較高。當然，他們也有極少數作品表現了對現實的不滿。袁宏道十分厭惡作官，甚至認為“官實能害我性命”。固然這對官場生活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從個人出發。如他在《戲題齋壁》詩中說：“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簿領枯心髓。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膻衣炎日中，赤面霜風里。心若捕數鼠貓，身似近蟻。舉眼盡無歡，垂頭私自鄙……”。

此外，李贄擅長雜文形式。盡管他在題目上還標著“論”、“序”、“跋”、“記”，甚至是書信的形式，可實質上它們的內容已符合我們現代“雜文”的概念。李贄親手編寫《焚書》時，將這些文字[書信除外]均列入“雜述”一類。在這些文章里，作者往往是由一兩件事情引起感想，進而闡發自己對某些問題的見解。有長篇大論，也有短小精悍的隨筆。而公安派則以詩和散文見長。尤其是散文清新活潑，解放了文體，“一掃王李云霧”，打垮了復古派在文壇上的死氣沉沉的統治，特別是袁宏道的游記具有相當高的描寫能力，文筆秀逸。像《初至西游記》、《晚游六橋待月記》、《虎丘》、《天池》、《五三世》、《天目》、《滿井游記》等篇，都是寫得好的散文。可以說“公安三袁”對散文的發展是作出了一定貢獻的，他們開拓了小品文的領域，豐富了表現的方式。

總而言之，公安派與泰州學派本為一脈。泰州學派李贄等重要傳人的思想和文學主張給“公安三袁”以極大的影響。“公安三袁”繼承和發展了李贄的文學思想，并有了自己獨特的文學見解和實踐，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對后來啟蒙文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