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學審美理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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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前后派遣二十多次遣唐使，大規模引進中國的先進文化。在日本的文學，文化等諸多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日本獨特的審美意識。中國的文學作品從原初開始就注意反映現實，表達士大夫階層的作者的個人理想或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日本雖受中國文學影響，但卻形成了不關注現實脫離政治的傾向。
一、文學的創作主體
在中國，上乘的一流的文學作品從一般情況下去考察的話大部分應該出自士大夫階層的官僚知識分子。中國從夏商伊始，文化的擔當者就主要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巫師，這些人也自然是文學的創造者。《禮記·表記》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到了兩漢時期，政府錄用人才主要通過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使得許多有才之人能夠脫穎而出，許多的文人因文采出眾而備受青睞。到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及以后的科舉，都給中國的士大夫們提供了很多出仕的機會，使得士大夫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才能來接近政治，接近社會。正因如此，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們一方面官至宰相，另一方面，也是支撐文學發展的中堅力量，由于與政治發生關系的人從事文學活動，所以文學反映社會生活，也就是他的社會性政治性就自然很強了。
日本學者鈴木修次在論及“政治性和抒情性”這一課題是曾經這樣說過：“在日本，若想要尋找一個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同時又是杰出的文學家的人，除了菅原道真真就很難一下子再想起別的什么人物了。”[1]的確在日本，同時符合這雙重身份的人很少。在日本史上，文學的創作主體經歷了由最初的貴族到后來的宮廷女官，法師、隱士和市民等的轉換。隨著佛教典籍傳入日本，中國的漢字就進入了日本，一些貴族就開始學習使用漢字。隨著文化的發展，一些下層的人民也開始掌握了文字，市民文學也應運而生。因此通過對日本文學創作主體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文學的脫離政治性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于有這些政治局外人的文學家創作而造成的。
二、文學所反映的內容
文學所反映的內容，主要是指文學所反映的世界，即，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包括自然萬物和社會歷史現實；主觀世界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和觀念上的世界。不論是客觀世界還是主觀世界，人是文學所反映的世界的核心。
中國文學在產生之初就很注重與人的關系，關注文學內容所表現的社會性。從最早的“詩言志”到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從劉勰提出的“物之感人”到白居易的對上可“補察時政”對下可“泄導人情”等。這一切都可以說明中國文學主要反映以“人”和“人所處的社會”為中心，在日本由于創作主體主要是一些上層貴族，宮廷女官、隱士和市民，這些人多數都不關心政治，處于政治圈之外，也不必擔心自己的饑寒飽暖，所以他們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主客觀世界自然就與中國不同。“不要靠近現實，在脫離現實的地方才有作為藝術的文學的趣味。而且，想在離開現實的地方去尋找‘風雅’，‘幽玄’和‘象征美’，這是日本藝術的一般傾向。”[1]
三、文學所表現的風格，以“風骨”和“物哀”為主
談到中國文學的風格，不能不提到的就是“風骨”。漢末魏晉時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人物品評的風氣盛行，人物審美的興盛，也推動了文藝審美方面的進步，文學審美范疇的“風骨”便是出自于對人物的品評。《文心雕龍》是最早將人物審美范疇的“風骨”轉變為文學審美范疇的。《文心雕龍·風骨》當中講道：“《詩》總六藝，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從中可以看出，劉勰的“風骨”之說，源自于對傳統文學精神的概括，其“骨”是指文辭之骨鯁，其“風”則猶體內充溢之“氣”，這個時期認為文學最要緊的是“氣”，故曹丕在《典論·論文》中也指出“文以氣為主”。宋人嚴羽在其著作《滄浪詩話》中提出“建安風骨”“盛唐風骨”的說法，用來概括建安時期文學的某些特點。
而在日本文學里，具有典型意義的要數“物哀（もののあわれ）”一詞了。“物哀”一詞早在《源氏物語》、《枕草子》、《徒然草》當中就已經多次出現，用來表達“凝視無限定的對象而引起的某種感觸”。據《國語大辭典》的解釋，它是指“接觸某一事物時不由自主產生出的情緒、情感”，用于文學觀念時，是“表達平安時代文學及時代精神的一個理念。其中‘物’是客觀對象，‘哀’為主觀感受”。它“是一種直接發自內心的感動，可表示親愛、喜愛、感激、哀憐、悲哀、贊美等各種情感”。日本江戶時代的著名國學大家本居宣長在《源氏物語玉石小梳》中指出，《源氏物語》的本質在于“物哀”。從而發掘出日本人文學精神的本源。他認為“凡人心有感融之事，皆可謂‘物哀’”。
四、作為日本文學背景的傳統思想傾向
“一個民族的文學，自然會在某些方面反映出該民族的愛好來。一個民族的愛好，必然要從該民族的歷史，生活和風土之中產生出來。”[1]造成中日文學巨大的差別除以上的所講的因素外，我認為這和日本的傳統的風俗習慣，以及日本人從來就有的一些思想傾向不無關系。
首先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觀。日本列島為南北走向呈弧形狀，南北兩端存在寒帶和熱帶差別，但從整體來看氣候溫和，四季變化緩慢而規律，基本上沒有特別的嚴酷的自然氣候，全年濕潤多雨，全國13的土地上覆蓋著茂密的森林，輕薄的霧靄下籠罩著一片綠色的世界，給人一種朦朧的變幻的感覺，把整個日本包圍在其中。日本人自古就生活在其中，由此造就了日本民族親近自然、溫和優雅的獨特性格。反映在文學藝術上，就是它給日本的文學作品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從原初的神話，到后來的《萬葉集》以及著名的《源氏物語》等，日本人通過在作品中有效地描寫自然以及四季的變化，從而加深了作品的內涵和豐富了人物思想。這種傳統的價值取向自然造就了日本文學脫離政治脫離社會現實通過謳歌自然以及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過程中追求一種恬淡，朦朧之美。
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禪。佛教隨著漢籍在公元538年傳入了日本，雖然與土著的神道有過短暫的對抗，但很快就以“本地垂跡”的形式獲得了統治者的保護，從而在日本流傳開來。影響逐漸擴大到各個領域，從《萬葉集》到《平家物語》及其以后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佛教的“無常”思想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文學作品當中。到了鐮倉時期，禪宗傳入日本，由于它“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簡易修行方式，以及它所宣揚的“死生如夢”“生死一如”受到了日本下層尤其是武士的歡迎，從而也贏得了幕府的重視。室町時期，隨著“五山”制度的制定，禪宗的影響開始波及日本文化的各個方面。學者葉渭渠曾經講過：“禪宗在12世紀至13世紀傳入日本之后，受到幕府的支持和保護，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深入到日本人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日本人的審美情趣文藝創作帶來了深刻的精神影響，比如不重形式重精神，不重人工重自然，不重現實重想象，不重理性中悟性。”[2]著名的日本學者加藤周一也曾說過：“室町時代的文化，不是有了禪的影響，而是禪宗成了室町時期的文化。”[3]由此可見，禪宗在日本文化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禪宗所追求的“閑寂”、“空寂”、“幽玄”、“枯淡”的精神也成為日本文化所追求的精神，這其中當然包括文學。這個時期的日本是戰亂頻繁的年代，因此許多躲避戰亂的隱士開始出現，興起了一個新的文學高峰，述說世事的無常成為作品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確立了一種“無常”的美，形成了一種新的價值取向。可以說正是由于日本人的這種思想傾向就使它逐漸遠離了政治，遠離了社會。
日本雖然在大化革新前后，開始傳入漢字，大規模引進中國文化，但是，在此之前，日本民族的審美傾向，價值傾向以及文學愛好，已經在逐漸的發展過程當中培養起來，日本在引進中國文化的時候，也并不是全盤接受，全部吸收，它在引進吸收的時候總是在自覺不自覺地按照某些已經形成的固定的標準有些取舍，取其最需要的，能夠接受的，所以無論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產生多大的沖擊，它總是保持了它獨特的個性，這也就造成了中日文學上的巨大差別。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造成中日文學關于“政治性”這一差異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我認為可以說是日本傳統的思想價值傾向所致。這是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他總是受到傳統的民族本身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影響，由于傳統的價值取向導致了其文化不管受到多大的外來文化的沖擊，它總是能夠保持其獨特的地方，這是這個民族文化能夠獨立也是它能夠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