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我國新詩發展狀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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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序》）孔子也曾說過：“不學詩，無以言”。詩歌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朵靚麗奇葩，是最靠近心靈的文字，是自由心靈盡情盡性的表達，是生活感性觸碰的火花，沒有詩，人生將湮失光彩，生命也將失去思想精神和情感智慧的斑斕。中國的詩歌源遠流長，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鮮明的民族精神，從《詩經》到《楚辭》，漢魏樂府，至大唐鼎盛之詩，其后宋詞元曲傳承演變……直至新詩的出現，可謂綿延不絕。期間多經起伏，時有輝煌，涌現出眾多耀眼人物和傳世佳作，至今廣為傳誦，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
詩歌發展到今天，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大潮的沖擊，大眾消費文化風起云涌，價值觀念多元共存，“文化快餐”擠占主流，整個社會文化向著世俗化方向發展，文學創作日趨邊緣化，詩歌更是備受冷落。不少詩人滑向了放棄人文立場、迎合世俗生活趣味的境地，使得詩歌的生存窘境日益凸現。一些詩歌創作急功近利，粗制濫造，無法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劍”、“板凳要坐十年冷”已經成為“老皇歷”，詩歌具有的那種詩意的光輝，那種圣潔與崇高感基本消失殆盡。一些詩人耐不住寂寞想在文化市場上叱咤風云，他們不遺余力地制造著流派與概念，對詩歌進行商業炒作；一些“詩人”自我標榜，其詩歌作品，沒有韻律，沒有結構，沒有意境，沒有內容，雖然表面實現了“自由”，但卻喪失了詩歌必須具備的藝術美感和審美價值；一些人寫詩過于注重寫作“技巧”，過于炫耀“技巧”，讓人琢磨不透，不知所云，難以卒讀；還有一些人以“個性化”標榜，游離于社會和時代之外，以自我為中心，在象牙塔中無病呻吟；有些所謂的詩人有意無意地作踐了詩歌的圣潔高尚，他們硬把詩歌寫到“下半身”，寫成“口水”和“排泄物”......實在使人作嘔。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迷失，甚至是墮落。如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怎樣創作出符合時代和人民需要的詩歌作品，就成了當代詩人需要深入思考、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
讓詩歌之魂隨時代的節律舞蹈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在歷史上,詩歌從來不以晦澀、封閉為主流，都是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無論哪個歷史時期,詩歌都具有著鮮明的時代性。詩歌的主題能否緊扣時代脈搏，體現濃郁的時代特色，是關系詩歌生命力的關鍵。縱觀世界詩歌發展史，無論是《詩經》、《楚辭》、《漢樂府》，還是《圣經》、《神曲》、《荷馬史詩》，無論是唐詩宋詞元曲，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詩歌，都是每個時代、每個地區文明精髓的結晶，都以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和時代精神，在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智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聶魯達曾說過“我身為詩人的義務,不只是在散布薔薇花的清香,調和音律……也歌頌著人類與工作的聯結感”。這種“聯結感”就是詩人對時代的把握和對社會的責任。詩歌要關注時代，貼近現實，要關注身邊的人和事，要重點反映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以及對處在時代前沿、風口浪尖上重大事件等及時準確的反映和把握。這種對詩的認識,反映了一個詩人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詩人是靠詩來說話的，詩歌所表達的是人的喜怒哀樂，所以它必須和生活、時代息息相關緊密相連，如果在一首詩中看不到必須出現的歷史與時代痕跡，那就好比是一塊映不出任何影象的鏡子，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作為一個詩人，無論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都要關心，要用心，用真誠去感受這個世界，去發現這個世界和諧或者不和諧的音符，并行之于筆，發之以聲，呼之以情，動之以性。要站在時代的高度寫作，風花雪月無病呻吟，只能是膚淺的、粗糙的，它無法代表一個時言。如果我們對自身所處的時代都不了解，我們還能代表誰來說話？我們的訴說又有誰來傾聽？通常來說，詩人只有把自己擁有的文化背景，與自己所處的時代精神結合起來，才能夠打牢自己真正厚實的藝術根基。同時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詩人，就必須能夠用超凡的思想覺悟和洞察社會的慧眼去觀察了解現實世界，發掘內涵，發現本真，然后將自身的感受體悟藝術性地、卓越而超凡地用詩的語言表現出來。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鄭板橋“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艾青“為什么我眼里常含淚水，是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正是詩人對時代的關注，對家國，對人民，對民族的深深憂患，對生活的獨到發現，對生命的詩意情懷，使得他們的詩章具有穿越時空的魅力并能夠永遠為人民所傳唱！
詩歌的時代特點與時代精神是融為一體的，具有高昂格調的詩歌受到群眾的歡迎，有利于人心的和諧與凝聚；那種萎靡不振、格調低俗的詩歌往往是靈魂和精神的腐朽劑，以及文化走向沒落的催化劑。我們所鼓勵的優秀詩歌應該以弘揚民族精神為主，關注時代與社會進步，以優秀的作品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并努力成為中國當代先進文化的代表者和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體現者。
詩言志。詩中的抒情主體往往就是自己，但如果詩人抒發的思想情感僅僅關注自己個人的情感，而不能對其所處的時代有所感悟，不能為人民鼓與呼，就只能是狹隘之情，平庸之情，甚至是消極之情，這種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沒有生命的，也很難取得大的成就。因此真正優秀的詩人，應該是所處時代人民大眾的代言人，他的聲音應該是時代和人民的呼聲。19世紀俄國文藝評論家杜波羅留波夫為說過：“公眾要藝術家喊出他們自己現實要喊的聲音”。詩，應當永遠是人民大眾的。當詩歌拋棄人民的時候，人民也將拋棄詩歌。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寫給人民的詩歌則會不朽，可以說詩歌的生命是人民所賦予的，詩人只有將自己融入人民的海洋，才能貼近生命的本真，才能貼近詩歌的真諦。從中國幾千年來的詩歌藝術發展史看，中國詩歌發展傳承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的歷史和社會價值觀。這是我們這個世界毋庸置疑的終極存在和發展方向，這也是詩歌發展和努力的根本方向。不能堅持以人為本，詩歌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北宋詩人梅堯臣說過“不作浮靡風月詩，直辭千載耐沉思。”從古至今，我國的詩歌重視人，強調社會和諧，重視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一致的關系；強調寬厚仁愛，崇禮尚義，包容萬物，自愛愛人的理念；承認差異性、多樣性，不排斥矛盾甚至沖突，最終實現多樣性的統一。藝術只有從不斷變化著的時代和社會生活中汲取營養和精華，才能找到充實自身，更新自我的途徑，以適應日新月異的時展和人民審美的需要。
詩歌應該關注政治，關注民生，關注生活，好的詩作會因其濃烈的人民性而倍受讀者歡迎。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說過，“假如人民在詩歌當中起著統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統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我理解這句話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指詩歌要堅持大眾化創作，二是指詩歌要為大眾創作。詩歌必須根植于人民性這一深厚的生活土壤，從而遨游于廣闊的理想天空，即“神于天，圣于地”。詩人離不開實踐，真正的好詩也不會脫離時代、遠離生活、遠離群眾，詩人應該走出自我封閉的小圈子，反映時代、貼近生活、服務大眾，只有貼近大眾的藝術才是具有生命力的藝術。現在我們全社會正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詩歌也一樣。以人為本，體現了一個詩人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我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許多優秀詩歌，不論李白、杜甫、白居易，不論是浪漫主義、現實主義還是其它主義，都是貼近生活、貼近時代、貼近民生，反映民生疾苦，謳歌公平正義，正因如此才能流傳千古，歷久彌新。因之，我以為中國新詩的發展亟待確立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因為詩歌的根基在人民當中，詩歌的未來也在人民當中，詩歌之魂就在于其人民性。詩人不能沒有責任感，責任感會讓詩人走進人民、走進讀者；也只有融入人民的詩作，才可能成為經典。這樣，詩歌的讀者才會越來越多，從詩歌的長遠發展來看，人民性這種看似沉寂然則鮮活的特征，必將迸發出推動詩歌走向振興、走向輝煌的無窮力量。
讓詩歌之神在藝術創造中迸發生機
詩歌是美妙語言的結晶，是律動文字的精靈。當代詩歌必須適應當代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潮流和形態，努力提高詩歌的影響力和生命力，詩歌應該永遠是最新鮮的東西。但要看到文字語言是不可能把詩人的全部想法都表達清楚的，“言不盡意”即為此意。長期以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過于片面追求詩歌的書面表達，而忽視了詩歌的本質要求和時代要求,特別是詩歌傳播方式的日益單一，傳播渠道日漸狹窄，僅僅依靠傳統的紙質媒介傳播和閱讀，使詩歌的存在處境蕭條到了空前的境地，昔日詩歌“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影響力逐漸弱化，詩歌的創作和欣賞逐步退化為小圈子自娛自樂的方式，長此以往，詩歌的發展必將走向一條死胡同。這就需要我們大力倡導立體的詩歌表現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將詩歌推向舞臺，變成群眾口口相傳的藝術形式，以這種大眾熟悉的、易于接受、適合溝通的渠道拓展詩歌的生存空間。而詩歌一旦變成聲音，其中的韻律、節奏就必不可少了，在不間斷的誦讀中，詩人會對詩歌語言的質地、節律、意蘊拿捏得更準，把握得更加細致，聽眾會通過有聲語言的表達來接受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了解藝術家的藝術修養、欣賞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我覺得這是詩歌走向大眾、走向輝煌的一條必由之路，同時也是當代詩人所缺失的一項最基本的創作技能。回顧中國詩歌發展史，可以看出凡是貼近群眾、能夠在民間傳唱的詩歌，就會繁榮并流傳下來；凡是束之于宮閣殿堂的詩歌，其結局必然是走向衰亡。正因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劉云山指出“詩歌的繁榮要重視傳播”。當今的時代是高科技廣泛應用的時代，是信息化的時代，在網絡媒體廣泛普及和應用的現代，平面媒體越來越少，電視、網絡等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新媒體的沖擊下，詩歌絕不能僅僅停留在書面上，要能夠走上舞臺、走進熒屏、走入網絡，甚至還應創作成群眾喜聞樂見的影視、動漫等作品，這樣才能為人民群眾所接受并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一些優秀詩歌作品本身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在走向舞臺的藝術創作過程中又融入了表演者的理解和感受，對詩歌進行了“第二次藝術創作”，同時輔以聲、光、電等多種現代藝術表現形式，極大地提升了詩歌的欣賞性和觀賞性。作為近年來自己比較滿意的一部作品，我在《一棵樹，高高站著》中對詩歌的創新進行了大膽嘗試。全詩無論題材結構、詩歌語言，還是精神境界、表現手法，較之過去都有了創新和突破，特別是語言、結構、旋律、氣勢等突破了過去傳統的書面語寫作方法，特別適合舞臺朗誦和拍攝MTV。2005年在北京保利大劇院，著名朗誦家殷之光先生深情朗誦了《一棵樹，高高站著》，全場觀眾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整場晚會的氣氛達到了高潮。詩人寓真曾撰文感言：“年過古稀的殷之光先生，朗誦《一棵樹，高高站著》，那是一種整個身體和全部靈魂的徹底的投入，我在臺下望著臺上這位朗誦家，忽然覺得他就是那棵樹，在他的頭頂和身周正在澎湃著風云，正在沖蕩著雷霆，正在凝聚著歷史。我寫了多年的詩歌，然而，是在這一天晚上我才真正發現了詩歌的震撼力度和能量。”我們倡導詩歌的全方位發展，就是要使詩歌貼近人民的心靈，就是要讓詩歌插上節奏和韻律的翅膀，在心靈與心靈之間飛翔，就是讓更多的聽眾體味文字之外的美妙，享受審美的愉悅，感受漢語言的優美和詩歌的魅力。
奧地利著名詩人保羅·策蘭曾說過“詩歌是孤獨的，它孤獨地走在路上，誰寫詩歌就應該與它一樣。”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詩人，就必須承受這種甘于對繆斯奉獻的孤獨。幸運的是，近年來中國當代詩壇涌現出一大批勇于探索和開拓的詩歌創作者隊伍，他們扎根于生活的厚土熱壤，以真誠質樸的情感面對藝術和詩歌，于忍耐與堅持中長期而默然地鎮守著繆斯的陣地，潛心創作，默默努力，用詩歌的震撼力和沖擊力為中國當代的文學藝術創作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使中國新詩在“鳳凰涅槃”中獲得了新生，為當代詩壇奉獻了有滋有味、可口可餐的佳什篇章。我們的詩歌也正因為有了這些人的堅守與執著，而絲毫不顯得荒蕪和歉收。從這些默默無聞的詩歌創作者身上，我看到了中國新詩發展的希望和春天，就像魯迅先生所說“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我堅信，只要我們有毅力，有誠心，有決心，有勇氣，有對詩歌一腔熾熱的愛，經過百折不撓的辛勤努力，詩壇的圣火定會更加興旺，中國新詩必將迎來充滿朝氣、更加璀璨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