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心靈與現代意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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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安徽青年作家趙焰所言,他的小說都是他用心打磨的一粒粒珍珠。在這些珍珠中,我們可以窺見世紀之交一幅幅清朗的人生圖景,彌漫其中的溫情在一片喧囂的欲望轟鳴中更顯珍貴。《春曉》講述了一個賣了自己的居所承包荒山的男人,妻子無法忍受荒涼后棄他而去。逃婚的女人就是在這個大雪封山的黃昏走入了他的視野,融入了他的生活。小說截取了平凡的“他”和女人之間極普通的人生片段,并將這種人生的片段和特定的自然環境及心理活動進行了藝術的糅合。《冬日平常事》在趙焰的筆下文靜淡雅,像一幅美麗的水彩畫。天光和村里的俏姑娘相愛,但老六頭怕因此失去兒子,反對兒子的親事;兒子因此變得沉默,老六頭最終撮合了兒子和俏姑娘的親事。這的確是冬日里再平常不過的事了。與《冬日平常事》類似的還有《叟》、《冬天里的斜陽》,這兩篇小說在行云流水般的敘述中,將叟與同院的夫婦及其小孩之間、小青和他的作家男人之間微妙的情感娓娓道來,躍然紙上。美好的情愫與作家敏感的心靈之間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種主客體交融的共鳴產生強烈的藝術磁場。

進一步深究,我們發現趙焰并沒有滿足于對生活細枝末節的描摹。在我看來展示和挖掘平凡人生的詩意,并與之進行深層次的對話才是趙焰敘述清朗的人生圖景的內在動機。以一種平民視角,真正體悟生命中令人感動的成分。這種感動的成分也許并不在于他做出了什么驚天動地的偉業,也不局限于他的身份。構成蕓蕓眾生主體的老艄公們的舉手投足、內心的微波都因為心靈的浸潤而具有了感動人心的內在氣質。在我們平凡的人生中,這樣的生存方式具有普遍性。以一種坦然的心態與之進行心靈的交流要比不切實際的啟蒙要有意義得多。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英雄史詩是必要的,但揭開被史詩所遮蔽的人類的心靈史對于普通大眾而言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溫馨的青春氣息

關注人的成長之痛是趙焰小說的另一個支點。在趙焰的筆下,少年情懷具有別樣的人生況味和文化心理內涵。

中篇小說《晨露》以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交替的手法展開敘事,以內聚焦和外聚焦兩種視角拓展敘事空間,在視角轉換和人稱變換中,10歲男孩“我”對23歲的英俊青年玉的純真情感得到了立體的展現,并由此打通少年和成年人之間心靈的通道。盡管一切人對于“我”與玉的交往不能理解,但“我”無暇顧及,因為“我”單調而苦澀的內心世界變得豐富多彩起來,“我”的孩童世界因此陽光普照。玉的墜崖身亡,使“我”,“一個經受精神痛苦的情感折磨的男孩在涅粲的升華中重新復活”。值得注意的是在《晨露》中,作家在少年和成人的雙重視角中審視了死亡這個人類生存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在玉死后,“我”的童年也就煙消云散了。因為玉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我”童年的載體,“我”晶瑩剔透的少年情懷正是在“玉”中折射。在“玉”碎后,每一塊碎片都烙上了“我”生命的印記。趙焰的這種生死觀顯然已經具備了哲學的意味:“對死的畏懼從反面促進對生的動力,它意味著人將承擔起自己的命運,來積極籌劃有限的人生。”①

中篇小說《梔子花開漫天香》講述的是中學生憨兒與借讀到鄉村的“美麗絕倫”的城里姑娘楊柳之間的故事。雖然楊柳最后離開了鄉村,但她的氣息就如那漫天盛開的梔子花,香味已經沉淀到憨兒的血液里。這種朦朧但卻美妙的情緒在憨兒的內心生根發芽。在《秋天里的斜陽中》,男主人公少年時代的情愫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甚至在已經功成名就死亡即將來臨的時候,一切繁華與榮耀都已經成為虛空,而兒時女孩的一顰一笑竟然成為男主人公生命終結前最珍貴的回憶。趙焰以藝術家的敏感和良知在小說中與這樣的玻璃心進行真誠的對話,以一種超然的態度熨平了我們淤積于心的“折皺”。

成長是少年兒童的生命存在狀態,少年必須經過不斷成長實現正常的社會化過程,逐步走向實現自我的未來人生。在這個過程中,生理與心理都在試圖超越,并被文化、社會等后天因素填充,從而達到生命狀態的新的平衡或裂隙。趙焰的小說曲徑探幽,深入到少年的內心世界,把他們微妙而豐富的心靈顫動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在此基礎上,趙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這種成長之痛在人性中的沉淀、發酵,成為生命底色的事實。青春的底色雖然略顯暗淡,但由于作家主體精神的強勢介入而顯得剛健清新。在喧囂的新時期文壇,趙焰表現出如此濃厚的“青春情結”,我以為這是作家尊重個體生命價值的體現。現代性建構的基礎無疑是人性的完善。人性不是一句空談,它體現為個體生命的存在方式。青春期的人性具有陽剛之美,與靡靡之音構成強烈的對比,它實際上對應的是趙焰心目中理想的生存狀態與文化哲學模式,一種走出精神困境的方式——這種陽剛之氣或許可以與陰性的古老的徽州文化形成互補。

幽遠的徽州故道

趙焰生于徽州,長于徽州,對于故鄉的風土人情爛熟于心。他的小說無一例外地以徽州為背景,小說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徽州文化的烙印。

實際上,面對徽州,趙焰是陷入了一種理性與情感的兩難境地的。一方面,對于故鄉徽州他有一種割不斷的情感,他以舒緩的筆調用心素描徽州。這個時候,徽州已經打上了趙焰情感的烙印。趙焰關注的是徽州的自然山水,他認為徽州人的舒緩從容平淡的生存狀態與山水靈性是相通的,這樣的詩意人生反映了徽州文化的詩性特質。這種詩意生活無疑是趙焰的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在小王老師與劉桂蘭(《遙遠的繪畫》)的眼里,徽州的鄉村簡直就是人間仙境;就連武林高手一流劍客林荒原(《美劍》)也驚異于黃山的絕世美景。我們看到,在趙焰的眼里,徽州文化的自然品性更為迷人,因為是自然而不是具象的牌坊等培養了徽州文化的性格。社會的變遷可以損毀具象的建筑,但奠基于自然山水之上的徽州文化精神卻可以穿越歷史的局限在徽州人的心里開花結果,也奠定了徽州人的韌性和超強的生存能力。

但趙焰借助徽州山水所表現出的理想生存狀態在現實中遇到了阻力。徽州地處中華腹地,綿延的山脈環繞著局部的秀水。大山的環抱成了抵御外來文化干擾的天然屏障,儒道互補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在徽州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個相對封閉的文化場中發揮著核心的作用,主宰著人們對生命與世界的看法。在這種內向型的文化生存圈中生活的人們對外來文化有著近乎固執的排他性,它從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徽州文化的內在延續性,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縮影。在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新時期,徽州文化的文靜和沉穩性格在發揮著平復心靈躁動的同時,其自身因封閉而表現出的保守性與現代性話語建構之間的抵牾也日益明顯。趙焰理想中的徽州文化和人的生存狀態也面臨現代性話語建構的挑戰。更為重要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在逐步擴大。

在《遙遠的繪畫》中,詩意人生最終沒有平息小王老師一顆驛動的心。小說彌漫著一股淡淡的憂傷,它既是發自劉桂蘭和小王老師的心靈深處,也是作家從心底中涌出的嘆息。《鏡花緣》中的青年畫家王明告別城市,決意用心畫出徽州人的靈魂來。題為《徽州的蛐蛐》的油畫,“整個基調是灰暗的,背景是徽州的老房子,飛翹的屋檐以及斑駁的墻壁,整個畫面有點傾斜,很險,但又很牢固。在右下角,有一群人在斗蛐蛐。蛐蛐是看不見的,看見的是幾張麻木而丑陋的臉,其中有一張興奮得完全變形……他十分興奮地發現,自己終于尋覓到一種徽州的精神,一種現代意識與徽州古老文明撞擊的火花。”徽州文化本身只有與現代意識對話才能獲得新生,而現代意識離開了徽州文化或者說盲目地否定徽州的一切也會因缺乏文化的養料而枯萎,這是趙焰對徽州文化的完整而辯證的表達。但是,盡管王明的油畫《徽州的蛐蛐》和《鏡子里的徽州》確實準確地把握了徽州文化因封閉所呈現出的陰性特質,但王明卻難覓知音。在小說中,王明的尷尬處境所表現的是徽州文化的尷尬處境,同時也是作家自身在面對古典情結與現代大眾文化時的兩難境地。

“古典”的現代意識

趙焰小說在描畫清朗的人生圖景、傳達溫馨的青春氣息、探尋幽遠的徽州故道時,雖然也間接表現出一定的現實性,但由于其小說過于追求古典的抒情性,與緊跟時代的諸多小說相比,顯然不夠“現代”。

實際上,小說整體上的立意是非常深刻的,它的現實性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對躁動的現實的追逐。在欲望泛濫的時代,作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和堅定的民間立場的作家,趙焰敏銳地捕捉到在一個消費化、制度化的轉型期社會中的精神現實的浮躁。浮躁意味著思想的蒼白、人文精神的游離,并最終導致意義危機。著名美籍華裔中國思想史學者張灝指出,在中國人的心智結構中,有著三個層面的“精神迷失”,分別表現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與“形上迷失”。②這種意義危機在轉型期社會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在大眾文化的巨大誘惑面前,作家們喪失了應有的警惕,缺乏清醒的意識。問題小說的走俏便是順應了市場熱點的需求。雖然我們無法否定問題小說的當下性與現實性,但大眾文化的快餐性質使得問題小說缺乏精神建構的深度和連續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對物質現代性所形成的人的制度化產生幻覺,從而認同人的制度化,這與現代性對于人性完善的內在要求是背道而馳的。藝術在一個民族現代性話語建構中的角色除了舒緩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更為重要的是要以自身獨特的形式,構建連接人類心靈與時代精神的橋梁。這就需要超越特定現實具象,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構筑人文鏡像,在這個鏡像中我們可以觸摸到人類心靈的脈搏,感受到精神的呼吸,而這些豐富的細節在現代性話語建構中的人文內涵則是趙焰所努力探掘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趙焰說對純粹現實的東西不感興趣,現實所包裹的情感、精神和一切靈性的領域才是一個作家應該努力尋找的,盡管這種努力一時還不被大眾文化所認同。事實上,趙焰并不排斥藝術載道,但他認為這個道應該是一種超越具象的、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獨特的文化哲學,這種文化哲學因為作家自身主體的介入和文化根性的滲透而顯得豐盈厚重。在趙焰的小說中,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作家自身的心路歷程和主體精神脈動中感受到時代變遷,在《春曉》、《冬日平常事》、《鏡花緣》等小說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聆聽到時代的心聲;另一方面在小說《二人行》、《隔墻有耳》、《大學生小安》、《小說二題》、《黃螞蟻》等中,我們看到作家甚至利用反諷等藝術手法直接介入現實,人性的萎縮,現實的無奈等都有所涉獵。但趙焰的藝術觸角并不僅僅停留在現實的具象上,現實只是他揭示意義危機的支點,以此為基礎,趙焰在對徽州文化底蘊的深層把握中揭示徽州人的生命狀態——古老的文化品性與現代性之間盤根交錯的膠著狀態。雖然趙焰無意為這種文化品行如何融入現代性話語提供具體的方案,但作家在叟、老六頭、王明、“他”等人物身上傾注他理想的文化形式與人生的存在方式;對人的青春情愫的鐘愛,暗示了趙焰的理想人性和文化的存在狀態——青春氣息所固有的剛健清新在欲望化消費化時代的文化格局中應該擁有最大限度與廣度的合法性;徽州文化的超穩定性、封閉性與中國現代性話語建構之間的深層次沖突絕不能簡單地以破壞文化的物質基礎為代價,在深層意義上整合文化資源、轉變人的生存思維才是關鍵。這樣的文化觀與生存觀是以尊重和理解文化與人的生存現實為前提的,它強調寬容和理解,在與心靈、文化神韻的對話及交流中創造新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價值體系是防止人走向異化的精神支柱。至此,我們終于看到趙焰小說在古典敘事包裹下的現代意識。這種意識的聚焦點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無疑是現代性話語建構的關鍵之所在。

我們還看到,趙焰在張揚自身的現代意識時,使自己游離了新時期小說創作的欲望同心圓。我們知道,自由的心態是知識分子品格得以張揚的重要保證。但是中國作家在掙脫政治工具論后,一些人又主動地放棄了難得的創作自由。一頭扎進了欲望的同心圓。欲望的同心圓實際上是現代性危機的一種社會征兆。物質現代性的進展和實現必然需要制度的保證,制度在實踐中逐步成為一種新的體制,這種體制需要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氛圍支持。在社會轉型期,主流話語對于欲望化話語是持一種默許和鼓勵態度,因為欲望是激發人們去發財致富的直接動力。知識分子當然沒有理由否定這種欲望話語的合法性,但知識分子并非只能被動地適應和毫無立場地隨波逐流,因為就現代性而言,知識分子的責任更應該在于為物質現代性提供批判性質的審美現代性話語。盡管抗拒本身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這種略顯悲壯的突破對于民族精神建構和文學自身而言卻更為重要。趙焰小說沒有鏗鏘有力的鼓舞和鞭策,但其平淡的況味與平庸的確有天壤之別。平淡中的從容可以陶冶精神和凈化靈魂,有利于新時期小說的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