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華文學史回顧資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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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科的史料建設，不僅是文學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這個學科當前理論研究的水平和預示著今后研究發展的方向。作為近二十年才逐漸興起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史料問題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1982年在暨南大學召開的首屆臺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視“資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計設立資料中心”(注：梅子：《參加首屆臺港文學學術討論會的印象與建議》，見《臺灣香港文學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頁。)。2002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饒péng＠①子會長展望學科未來前景，再次強調“大力加強這一領域的史料學建設”。因此，有組織、有計劃，全面而系統的史料建設(包括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專題性史料，作家辭典、文學大事記、報刊目錄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創作回憶錄、作家訪談等敘事性史料，文學大系和選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傳、日記、書信等傳記性史料，文學活動實物、作家影音錄像等文獻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在臺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著手從事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建設工作。如新加坡文學史家方修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利用萊佛士博物館捐贈的一批戰前報紙合訂本，編寫了三卷本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并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十大卷的《馬華新文學大系》，完成了“馬華文化建設的一個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學史的拓荒人”盧瑋鑾教授，數十年來致力于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時間，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間約三百位在港中國文化人的資料，以及《立報·言林》《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的目錄、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這些原始資料的整理，可為將來香港文學史的編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幫助厘清了許多錯誤觀念。”(注：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見《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頁。)20世紀90年代以來，盧瑋鑾教授還與鄭樹森、黃繼持教授合作，選編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叢書”(包括《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學資料冊(1948～1969)》《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散文選(1948～1969)》和《香港新詩選(1948～1969)》(五冊)《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等。這些珍貴資料的匯編出版，填補了香港文學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義自然非同尋常。

大陸學人和出版機構也有不少相當重視世界華文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過一些史料性圖書，如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的《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包括小說卷、散文卷、詩歌卷、戲劇卷、電影文學卷、報導文學卷和文論卷；鷺江出版社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50冊)，收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五國當代50位華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學出版社的《臺港澳及海外華人作家詞典》；花城出版社的《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詞典》；四川大學出版社的《劉以鬯研究專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閱讀陶然》等。而且，大陸學者從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優勢。廈門大學朱雙一研究員就曾利用國內各大圖書館的書刊，在尋找余光中、王夢鷗、姚一葦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許多重要收獲，獲得一批珍貴史料。尤其是他搶救性地發掘出姚一葦抗戰時期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遺珠之憾。

由于世界華文文學資料相對不易搜集，因此，對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撿到籃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從發掘出來到成為準確可靠的史料，都還有一系列鑒別整理的工作。被學界公認“為學精細，長于考證”的汪毅夫研究員，在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總結自己的治學心得時說過：“我從文獻、也從口碑，從館藏、也從民間收藏的文獻收集史料，并以冷靜的態度辨別、鑒定，發現了頗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說明問題的史料。我還收集一批實物和圖片，亦常于冷僻處發現其史料價值。”(注：汪毅夫：《熾熱的情感與冷靜的態度》，見陳遼主編《我與世界華文文學》，香港，昆侖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頁。)他在《＜后蘇龕合集＞札記》一文中，對臺灣近代作家施士潔及其文學活動詳加考證，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如他親到施士潔祖籍地——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鄉西岑村調查，訪得《溫陵岑江施氏族譜》，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廟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據此訂正了志乘中的錯誤，認為“施氏生平應是1856年而不是有關史志通常所記的1855年”。又如關于臺灣牡丹詩社的創立年份，傳統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種說法。汪毅夫通過對牡丹詩社當事人施士潔和林鶴年詩文加以考證，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詩社應創于1893年正月”的結論。

史料工作的意義，正如黎湘萍在為《中國文學年鑒1995～1996》撰寫《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綜述》時所指出：作為史學研究基礎的史料發掘和甄別，“展示了一種應該學習和提倡的認真研究真正的學術問題的學風，這種學風在這個新興的學科中，實在太缺乏了”，這類工作“將嚴肅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這門學科，給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學術活力”(注：朱雙一：《我和臺灣文學研究》，見陳遼主編《我與世界華文文學》，香港，昆侖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頁。)。

二

香港學者黃繼持教授認為：“資料的充分搜集是寫史必不可少的條件。沒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歷史’只能是‘神話’(myth)。神話可以有情感上或訓誨的功能，但往往認知功能不足。現代史學建基在客觀認知的基礎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價值。今日雖然有人對‘客觀性’質疑，但寫‘史’總不能脫離‘史料’。”(注：黃繼持：《關于“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見《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大陸學者黃修己教授也認為：“一個發展健全的學科，應該在基礎、主體、上層建筑三個層次的建設上，都達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礎層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豐富、完整的史料，學術研究才有堅實的根基。”(注：黃修己：《告別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的思考》，見《藝文述林2·現代文學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頁。)研究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畢竟不如研究大陸當代文學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個問題便是資料的欠缺。由于長期的隔絕，加上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卷帙浩繁，給研究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南京大學劉俊博士在回顧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歷程時，曾指出：“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導致了在對它進行研究的時候首先面臨的就是研究資料的匱乏和獲取資料的不易這樣的問題。時空的阻隔、意識形態的差異、經濟實力的懸殊，使得大陸、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常常因為獲取資料的困難而處于一種相當被動的狀態，‘看菜吃飯，就米下鍋’幾乎成了早期這一研究領域的普遍現象，隨著大陸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以及網絡運用的日見普及，這種情形有所改善，但從根本上講，研究資料的問題仍然構成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瓶頸——資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會對研究造成傷害，而這種傷害又直接影響到研究成果的品質和誠信度。”(注：劉俊：《從研究白先勇開始……》，見陳遼主編《我與世界華文文學》，香港，昆侖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頁。)再加上渠道的不通暢，許多華文文學資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圖書館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間個人手上，沒有產生應有的效益。而一些資料的“壟斷者”又秘不外傳，沒有把資料當成“天下公器”，“全面公開”，“讓更多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寫成公允的評價或理論”(注：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見《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頁。)，更給這個學科的發展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將自己擁有的資料無私地拿出來公開交流，我們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這一領域里，國內會有更新的突破。起碼，有關的推介和研究，將可能永遠擺脫‘抓到什么，就鉆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計劃、有系統、有‘點’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橋梁：散放溫暖的鼓勵——序梁若梅選編的＜一夜鄉心五處同＞》，見《香港文學識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頁。)

為了避免出現“資料壟斷”的現象，讓史料發揮最大效應，內地、臺港澳及海外學人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建立一個完備的世界華文文學資料庫。在香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學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盧瑋鑾教授并且慷慨捐贈個人的剪報、目錄，于1999年促成藏有豐富香港文學研究資料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建立“香港文學資料庫”。這是目前為止第一個系統化的香港文學資料網，收有資料6萬條，包括16種香港報章文藝副刊作品、40種香港文學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學資料庫”除基本檢索功能外，還提供部分文藝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盧瑋鑾教授擔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該中心主要工作是將日漸散佚的香港文學資料，做系統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長短期工作目標：

短期目標

1.將散見于校內各處的香港文學資料作系統性分類、編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專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關資料

3.整理舊報刊及剪存新刊資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訊及刊物

5.將編整所得的資料上網或制成目錄索引

6.舉辦不定期的小型活動，例如講座或展覽

長遠發展方向

1.與海內外其他機構合作，拓展資料整理和研究領域

2.申請校外研究經費，以期獲得更多資源，開展更具規模的研究計劃

3.進行專題研究、編整教材及史料訂正工作

在臺灣，幾十年來有關籌設文藝資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沒有停止過。1992年9月《文訊》雜志曾策劃組織“現代文學資料館紙上公聽會”專輯，吳興文、林景淵、林慶彰、秦賢次、張默、張錦郎、楊文雄、鄭明＠②、隱地，龔鵬程等十位專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現代文學資料館”各自發表了意見。臺灣“文建會”也在1993年9月7日召開“現代文學資料館”第一次規劃小組會議，宣布初步的規劃及發展目標。1998年，臺灣世新大學“基于文史資料保存及華文文學推廣之實際需要”，成立了“世界華文文學資料典藏中心”。據世新大學中文系主任王瓊玲博士介紹：總計劃由該校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啟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計劃“世界華文文學資料庫與網站之建置”，由該校圖書館賴鼎銘館長負責整理規劃所有資料，由圖書資料管理學系莊道明主任規劃國際網絡；第二子計劃“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資料搜集”，由該校英文系主任陳鵬翔教授主持，協同主持人為鐘怡雯和陳大為；第三子計劃“美加地區華文文學資料搜集”，由該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計劃“大陸地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搜集”，由王瓊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臺灣“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捐贈的該會所有檔案、圖書及作品，還希望藉此擴大搜集全世界其他華文文學組織的檔案、資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為臺灣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華文文學資料最完備的中心。

在大陸，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中青年學者論壇”上，汕頭大學《華文文學》吳奕qí＠③主編通報了汕頭大學將要建立世界華文文學網站這一訊息，表示今后不僅《華文文學》雜志上網，各種相關資料信息也上網，以賦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廣州暨南大學舉行的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饒péng＠①子會長就史料建設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擬議在福州和廈門建成臺灣文學資料中心，在廣州建成港澳文學資料中心，在汕頭建成海外華文文學資料中心。在此基礎上，有組織有計劃地著手編輯有關的文學總書目、文學期刊目錄、報紙文學副刊目錄、文學活動大事記、作家辭典、研究論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書，有選擇有側重地選編出版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叢書，包括各國、各地區作品總集、各文體作品選、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建設將是一項浩大的學術工程，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而且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需要大陸、臺港澳和海外的互動，作家、評論家和史料工作者的互動，研究機構與出版單位的互動，只有這樣，才能促成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