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地區唐代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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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臺港澳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日本、韓國的唐代文學研究；歐美國家的唐代文學研究，對港澳地區唐代文學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自臺灣、香港、澳門地區及新加坡諸大學成立以來，唐代文學就一直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里都有不少學者從事唐代文學研究、傳統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臺港澳唐代文學研究的主流，年譜和作家評傳、研究類的著作較多、縱觀臺港澳地區的研究成果，專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關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呂棋昌《蕭穎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國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謝海平《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6）等少數幾種，后者對大歷十才子集團之成因及詩人錢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詩集作了較為細致的考察、在唐代文學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之外，日本無疑處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無論在文本翻譯、注釋、考訂還是在作家、文學史研究上都占有領先地位、因為日本的學術傳統一向以詩文為主要研究對象，詞曲研究不太受重視，除有關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論外，近年出版的論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見兩位通論唐宋詞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詞人，戶倉英美的論著涉及唐詞的時空觀問題，具體材料請詳見：

【內容提要】

在20世紀海外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唐代文學是最受關注的領域之一，集中了許多優秀學者，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臺港澳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選題廣泛、新穎和研究方法多樣化，但研究的熱點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韓國的唐代文學研究注重實證，深入細節，工具書的編纂和作品的翻譯、整理卓有成果，關注宗教、思想與文學的關系，對中唐文學的特別關注尤為引人注目。歐美的唐代文學研究多研究綜合性的問題，視角新穎，較為關注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關系，也比較注意敘事文學。

【關鍵詞】20世紀/唐代文學研究/臺港澳地區/日本、韓國/歐美國家

臺港澳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

自臺灣、香港、澳門地區及新加坡諸大學成立以來，唐代文學就一直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里都有不少學者從事唐代文學研究。

臺港澳地區唐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是由鄭騫、潘重規、饒宗頤、王夢鷗等一批民國年間的前輩學者奠定的，他們培養了許多學生，如今都已成為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中堅力量。在大陸學術中輟的

六、七十年代，港臺地區的唐代文學研究卻有長足的進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異彩紛呈，既有夏敬觀《說唐詩》（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這樣傳統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賀詩的象征結構試探》（《中外文學》1975年第12期）、姚一葦《李商隱詩中的視覺意象》（《文學論集》，書評書目出版社，1974）這樣很現代的研究。張叔香《李義山詩析論》（藝文印書館，1974）一書融匯現代文學研究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對李商隱詩的藝術表現提出不少富有啟發性的結論。在杜詩研究中，有些學者從語言學角度對杜詩加以探討，如王三慶《杜甫詩韻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詩句法舉隅》（臺灣中華書局，1973）、黃啟原《杜甫詩虛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詩體學研究方面，席涵靜《唐人七言近體詩格律的研究》（昌言圖書公司，1976）、黃盛雄《唐人絕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當時大陸學者較少涉及的題目。

傳統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臺港澳唐代文學研究的主流，年譜和作家評傳、研究類的著作較多。前者主要有楊承祖《張九齡年譜》（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王夢鷗《唐詩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藝文印書館，1973）、刁抱石《唐張文昌先生籍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馬起華《韓文公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張達人《劉禹錫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羅聯添《白樂天年譜》（中華叢書，1989）等，僅元稹年譜就出版了兩種：薛風生《元微之年譜》（學生書局，1977）、張達人《唐元微之稹先生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后者則有楊慧杰《詩中的李白》（東大圖書公司，1988）、楊文雄《詩佛王維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8）、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羅聯添《韓愈研究》（學生書局，1977）、鄧國光《韓愈文統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2）、王基倫《韓柳古文新論》（里仁書局，1996）、楊宗瑩《白居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劉維崇《元稹評傳》（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范淑芬《元稹及其樂府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李卓藩《李賀詩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方瑜《中晚唐三家詩析論——李賀、李商隱與溫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湯承業《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3）、呂武志《杜牧散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等。羅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學海出版社，1986）收入中晚唐作家獨孤及、韋應物、張籍、劉禹錫、李翱和司空圖6人年譜，多篳路藍縷之功；論文集《唐代文學論集》（學生書局，1989）收有關唐代詩文的論文22篇，對唐代古文、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料作了廣泛的考證研究，尤其注重材料的正本清源工作，結論平實而通達。

縱觀臺港澳地區的研究成果，專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關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呂棋昌《蕭穎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國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謝海平《唐代文學家及文獻研究》（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6）等少數幾種，后者對大歷十才子集團之成因及詩人錢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詩集作了較為細致的考察。而期刊論文涉及的課題則較廣，比如皎然研究有姚垚《皎然年譜稿》（《書目雜志》1979年第2期），許渾研究有陳修武《全唐詩中所收的杜牧集和許渾集》（《書目雜志》1967年第3期）、《全唐詩杜牧許渾二家詩集互見詩篇考》（《書目雜志》1967年第2期），姚合研究有王夢鷗《唐武功體詩試探》（《東方雜志》1983年第12期）、鄺健行《姚合考》（《中國詩歌論稿》，新亞研究所，1984），裴度和舒元輿研究有呂武志《裴度的文學觀和散文》（《中國學術年刊》1992年，總第13期）、《舒元輿散文析論》（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等，這些論文都比大陸的研究早出多年。另外像傅錫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東大圖書公司，1984）、馮藝超《唐詩中和親主題研究》（天山出版社，1994）、李豐㮊《憂與游：六朝隋唐游仙詩論集》（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顏進雄《唐代游仙詩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凌欣欣《初唐詩歌中季節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歐麗娟《杜詩意象論》（里仁書局，1997）這樣的研究課題也可以說是別開生面，大陸迄今尚未見有研究專著出版。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東大圖書公司，1997）由6篇論文構成，由唐代詩歌與禪學的關系入手，關注唐人宴坐詩及王維、白居易、齊己詩禪世界，是繼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專著。穆宏燕的《唐絕句與波斯四行詩之比較》（《中國國學》1994年，總第21期）詳細比較兩者在內容和形式上的異同并推論其可能的聯系，是唐代文學研究

中少見的中外比較論文。

綜合性研究一直比作家研究要少，但90年代以來，一大批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中不少是綜合性研究的課題，近幾年內也許會出版一批專著。現有的成果，散文方面則有黃春貴《唐代古文運動探究》（漢京出版社，1980）、鄭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辭偶疏舉要》（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賦有簡宗梧《試論唐賦之發展及其特點》（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1993）、鄺健行《唐代律賦對科舉考試的粘附與偏離》（《中國文學研究》1993年第1期）、胡楚生《韓柳賦之比較》）（《興大中文學報》1993年第6期）等論文。1993年辭賦專家簡宗梧教授指導的兩部博士論文馬寶蓮《唐律賦研究》（文化大學）、白錫承《初唐賦研究》（政治大學）完成，這是唐賦研究寥寥可數的成果，值得注意。小說有王夢歐《唐人小說研究》（藝文印書館，1971～1978），20年來享譽學林，是治唐代小說者必讀的經典著作。近年王國良研究唐代小說文本的一系列論文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進一步的開拓。古添洪《唐傳奇的結構分析》（《中外文學》1976年第8期）是較早用結構主義方法研究唐傳奇結構特征的論文，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很給人啟發。90年代以來一大批學位論文取材于唐代小說，從主題、類型的角度對唐傳奇的內容和表現作了全面的探討。

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研究，是臺灣唐代文學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可以說是20世紀唐代詩學研究出現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深受學術界重視。他的《唐〈詩人主客圖〉試析》（《中央日報》1985年3月21～28日）也是一篇有見地的論文。杜松柏1976年出版的《禪學與唐宋詩學》（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從禪宗各門派參禪機用的不同闡發嚴羽以禪喻詩之旨，對禪影響唐宋詩學的各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獨到發現。此外還有黃美玲《唐代詩評中風格論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許清云《皎然詩式輯校新編》（文史哲出版社，1984）、蕭水順《從鐘嶸詩品到司空詩品》（文史哲出版社，1993）、曹愉生《唐代詩論與畫論之關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等著作，也從不同角度對唐代詩學作了探討。黃景進、陳曉薔、王潤華（新加坡）、陳國球、楊松年（新加坡）等學者也發表了關于王昌齡、皎然、韓愈、司空圖及明清唐詩學研究的論文，在此不再臚列。

敦煌文獻是臺、港地區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領域，自潘重規、饒宗頤等前輩學者以降，黃永武、羅宗濤、鄭阿財、雷橋云、林聰明等學者對敦煌文獻的文學文本作了廣泛的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煌煌135巨冊，將倫敦、巴黎、北京等地分藏的敦煌寫卷匯為一編，影印出版，給學術界帶來極大的便利。其目錄訂正前人著錄之誤數千條，并考出數千張首尾殘斷而無名的卷子，將敦煌寫卷的著錄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他在此基礎上編撰的《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增添俄藏部分，成為迄今最齊備的敦煌文獻總目。關于唐詩，他專門編撰了《敦煌的唐詩》（洪范書店，1987）一書，梳理了唐詩卷子的問題，與羅宗濤《石窟里的傳說——敦煌變文》、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林聰明《敦煌文書學》、《敦煌俗文學研究》、雷橋云《敦煌兒童文學研究》、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林玫儀《敦煌曲子詞校證初稿》等著作一道，共同構成了臺灣敦煌文學研究的強大陣容。

日本、韓國的唐代文學研究

在唐代文學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之外，日本無疑處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無論在文本翻譯、注釋、考訂還是在作家、文學史研究上都占有領先地位。

作為與自己文化傳統有密切關系的外國文學，日本學者對唐代文學傾注了最大的研究熱情，出版了許多唐代文學選本和別集的全譯詳注本。這些譯注本在文本校勘和注釋上的成果，足可為中國學者借鑒。豐田穰受劉師培《讀全唐詩書后》一文啟發，1943～1944年連續在《斯文》發表《全唐詩糾謬》5篇，訂正《全唐詩》作者、小傳、題目、文本各種錯誤38則，可以說是海外學者整理《全唐詩》的前驅。日本學者還十分重視資料建設工作，對工具書的編纂投入了很大精力。平岡武夫自50年代起就主持編纂《唐代史料稿》，由《東方學報》刊出8篇，博得學術界的一致稱贊，惜迄今未成書。他主編的《唐代研究指南》12冊也是一套非常實用且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工具書。小川環樹主編的《唐代的詩人》（大修館，1975），由32位學者合作完成，匯集傳、墓志、序跋、隨筆雜記等各種資料，注釋翻譯，將現存唐代詩人的傳記資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功學界匪淺。如果我們檢閱一下日本學者的著述，就會發現，不少學者都是從編索引開始自己的學術研究的，如安東俊六《陳子昂詩索引》、花房英樹《李白詩歌索引》、《韓愈詩歌索引》、丸山茂《張籍詩歌索引》等，這種工作為他們的進一步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日本學者的作風綿密而細致，很少倉促成書，總是選擇一個作家或一個問題，一步步地解決問題，深入下去，最后形成一個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老一輩學者如鈴木虎雄對唐代科舉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學術界早有口碑。當今學界對唐代大作家的研究也出了不少厚實的力作，如大野實之助《李太白研究》（早稻田大學，1959）、花房英樹《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匯文堂書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入谷仙介《王維研究》（創文社，1976）、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結構》（三省堂，1976）、武部利男《李白的夢》（1982）、內山春夫《杜牧研究》（匯文堂書店，1985）、太田次男《中唐文人考》（研文社，1993）等。鈴木修次的論文集《唐代詩人論》（鳳出版，1973）討論了15位重要詩人的生平與創作，是日本唐詩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在所有唐代詩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獨特淵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學研究的焦點，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據丸山茂統計，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關白居易的書籍多至78種（不包括再版），比中國大

陸和臺灣出版物的總和（65種）還多。1993年勉誠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鷹德治、川合康三等編集的《白居易研究講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學者為主，有其他國家的白居易研究專家參加，集數十人之力，從資料到問題，對白居易研究作了一番總結性的工作。這在唐代文學研究中還是史無前例的。

因為日本的學術傳統一向以詩文為主要研究對象，詞曲研究不太受重視，除有關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論外，近年出版的論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見兩位通論唐宋詞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詞人，戶倉英美的論著涉及唐詞的時空觀問題。現代意義上的唐代小說研究，應該說日本比中國開始得更早，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是前驅之一。但有關小說研究的論著遠較詩文為少，內山知也《隋唐小說研究》（木耳社，1977）、近藤春雄《唐代小說研究》（笠間書院，1978）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近年則有竹田晃、小南一郎、富永一登、增子和男、松崎治之、川口秀樹、黑田真美子等學者致力于此。文學理論也是日本研究較少的領域，但《文鏡秘府論》因屬日本古典之一，格外受到重視，到40年代就發表了內藤湖南、鈴木虎雄、中澤希男、加地哲定、吉田幸一等學者的論文近40篇，1948～1953年小西甚一出版《文鏡秘府論考》三卷，在文本校勘、材料溯源、內容闡述、版本梳理各方面都做得很精致，成為里程碑式的巨著。此后中澤希男、興膳宏、清水凱夫、古川末喜等學者仍不斷有拾遺補闕和討論聲病學說的。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注》（筑摩書房，1986）可以說是集幾十年研究之大成的總結性著作。關于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研究，以森槐南《二十四詩品解》和巖溪裳川《二十四詩品舉例》最有特色，高松亨明《詩品詳解》（弘前大學中國文學會）為集成性著作，船津富彥《唐宋文學論》（汲古書院，1986）中所收關于皎然《詩式》、《詩議》、托名白居易《金針詩格》、司空圖“酸咸之外”說及唐傳奇創作論的研究，是具有開創性的。其他論文則有太田兵三郎《詩的風格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漢學會雜志》1935年第2期）、赤井益久《關于中唐的意境說》（《國學院雜志》1995年第4期）、興膳宏《皎然詩式的結構與理論》（《中國文學報》1995年，總第50期）、林田慎之助《唐僧皎然的詩論》（日本中國學會創立50周年紀念論文集，1998）、川合康三《唐代對文學史的思考（上）》（《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1998年，總第37期）等。

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除受中國傳統的文獻注釋考訂方法的影響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重視唐詩的詩語和意象研究，通過唐詩常見的詩語和意象類型，作語義和意象分析，并從文化和文學傳統闡釋其社會心理和審美心理內涵，在這方面，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入矢義高等老輩學者都有一些杰出的論文，前野直彬《風月無盡》（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松浦友久《詩語的諸相——唐詩札記》（研文社，1981）二書則是較集中地加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口語是日本學者特別關注的問題，早在江戶時代伊藤東涯《秉燭談》、釋大典《詩語解》、釋六如《葛原詩話》、津阪東陽《夜航詩話》等書中就有考究，1933年鈴木俊發表《關于唐代文學中口語運用的一個考察》（《歷史教育》1993年第8期）一文，豐田穰《唐詩俗語考》（《漢學會雜志》1941年第1、2期）、《關于唐詩的助詞》（《斯文》1940年第12期）和入矢義高等續有發明，鹽見邦彥《唐詩口語研究》（中國書店，1995）一書匯集增訂中日有關成果，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二是重視佛、道二教文學的研究。關于唐代佛教與文學，大谷大學的學者作出了顯著的成績。專著有平野顯照《唐代文學與佛教的研究》（朋友書店，1978），對李善、李白、白居易、李商隱以及講唱文學、小說與佛教的關系作了細致的探討。佛教文學作品選有滋賀高義編《唐代釋教文選譯注》（朋友書店，1998）。對唐代詩僧的研究，發軔于市原亨吉《論中唐初期的江左詩僧》（《東方學報》1958年，總第28期），河內昭圓用功最勤，先后發表《〈澈上人文集序〉管窺——詩僧靈澈的生涯》（《大谷大學研究年報》26卷，1973）、《關于詩僧靈一》（《文藝論叢》1975～1976年第5、6期）、《〈皎然集〉與贊寧》（《大谷學報》1993年第1期）、《詩僧皎然的佛教》（《文藝論叢》1994年，總第42期）等論文，對中唐幾位重要詩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研究道教與文學關系的論著，大野實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節“道家的色彩”是首先應該舉出的成果，作者將李白詩歌本文與《老子》、《莊子》、《列子》、《列仙傳》、《抱樸子》、《神仙傳》的文字相比較，從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論述李白對道家的接受，非常有意義。此外，尚有森瀨壽三《李賀詩道教的側面》（《日本中國學會報》1976年，總第28期）、深澤一幸《杜甫與道教》（《言語文化研究》1990～1991年，總第16、17期）、《步虛詞考》（《中國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李商隱與〈真誥〉》、興膳宏《初唐詩人與宗教》（同前）等論文。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從文體學和類型學的原理出發，注重從文體的表現機能和范式的演變來把握作家的藝術特征和詩史的階段性，這主要體現在松浦友久及其學生松原朗等的研究中，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結構》、《中國詩歌原論》（大修館，1986）二書及《中國詩文論叢》所載松原朗《六朝離別詩的形成》、《李白〈梁甫吟〉考》等系列論文為其代表。

統觀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中唐文學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所刊論著也最多。1990年，主要由年輕學者組成的“中唐文學會”成立，曾被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界目為“中國文學研究新的胎動”。他們的宗旨是加強橫向聯系和合作研究，多學科、多角度地考察中唐文學和文化。他們的論著更專門化，常以系列論文的形式鉆研一個問題，或建立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形成個性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川合康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終南山的變容——中唐

文學論集》（研文社，1999）所收22篇中唐文學論文，能在文學史的流變中把握中唐的特質，在廣闊的歷史文化和文學史背景中把握具體作家、具體問題，使具體問題的闡釋達到不同尋常的深度，而那些個案研究的具體結論反過來又充實對中唐文學的宏觀認識。他研究韓愈文章的敘事、白居易詩的語言、李賀詩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學表現的核心，深入闡述作家作品的藝術心理和藝術特征，體現了日本新一代學者的學術特點。此外如赤井益久的中唐詩歌主題研究，市川桃子的植物意象研究，淺見洋二的詩畫關系研究，加藤國安的杜甫研究，高橋良行的劉長卿研究，下定雅弘、神鷹德治、丸山茂的白居易研究，松本肇、戶崎哲彥的柳宗元研究等，都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的開拓。他們在《創文》雜志（第346～352期）發表系列論文，表達自己對中唐文學的總體看法。松本肇、川合康三編《中唐文學的視角》（創文社，1998）一書作為其群體智慧的結晶，既有文學史的觀照，又有關于題材和表現技巧之開拓方面的探討，還有社會政治、文人生活和藝術觀念的研究，無論涉及的對象和內容如何，背后都有一種整體的文學史眼光和綜合性的多元視角支持，體現了新一代學者在融合傳統與當代學術思潮中形成的作風細膩而又視野開闊的特點。

日本之外，韓國也是個重視唐代文學研究的國家。老輩學者如車柱環等學識淵博，在多方面取得成就，有關唐代文學研究的論著涉及詩論、古文、詞曲等方面，發表有《云謠集考釋》（《幼獅學志》第18卷第4期，1985）、《云謠集的性格問題》（《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1）、《司空圖的詩觀》（《亞細亞研究》第8卷第2期）、《中國文學和古文運動》（《中國學報》，1991）諸文。中年一輩學者如柳晟俊對唐詩的研究也很深入，論文涉及的研究課題包括初唐崔融到晚唐皮日休等眾多詩家。根據有限的資料看，韓國唐代文學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詩歌，關于王維、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李賀、李商隱的論著占了最大的部分，代表性的著作有柳晟俊《中國王維、李朝申緯詩之比較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80）、《王維詩研究》（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7）、李錫浩《李白和道教》（集文堂，1981）、李丙疇《詩圣杜甫》（文賢閣，1982）、李章佑《韓詩的古詩用韻研究》（嶺南大學，1981）、洪寅杓《柳河東詩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金在乘《白樂天詩研究》（明文堂，1991）、河運清《李商隱詩研究》（通文館，1986）。散文研究則集中于古文運動的問題，李章佑、洪寅杓、吳洙亨等發表有論文多篇。小說有張基槿《傳奇小說研究》、丁鎮范《唐代傳奇研究》兩種，金鉉龍《朝中小說說話比較研究》對唐傳奇給朝鮮小說的影響作了比較研究。有關文學批評的研究，主要是幾篇論司空圖詩學的論文；有關敦煌文學的研究，則集中于變文。由于語言的隔閡，韓國的研究目前還很少為大陸學者了解。

歐美國家的唐代文學研究

歐美的唐代文學研究起步于翻譯，早期的學者都是翻譯家，他們雖然為唐代文學的傳播作出不朽貢獻，但初步的評述往往有許多誤解，這經常成為促使后代學者重新審視唐代文學的一個誘因。比如翟理斯于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曾全文翻譯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稱它是表現道家思想的哲理詩，在歐美學術界影響深遠。直到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一篇關于中國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的翻譯與研究》（莫斯科，1916）出版，才還其詩論的原貌。

和日本唐代文學研究的廣泛和細致相比，歐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作家和人們關注較多的問題。如李白詩和傳記，德國就出版了10多種翻譯本。馮·扎克·艾爾文全譯李白（未完成）、杜甫、韓愈詩集，被認為是德譯唐詩最輝煌的成果。而作家研究，英國有阿瑟·韋利《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時代》（倫敦，1949）、《李白的詩歌與生平》（倫敦，1951），麥克姆倫《元稹與早期古文運動》，赫伯特《張九齡的生平與著作》；德國有沃伊奇《白居易研究》，察赫《杜甫》，顧彬《杜牧詩集試釋》（韋斯巴頓，1976），高泰涅《唐詩中的明與暗的意象》（法蘭克福，1990）；法國有雅熱《唐代詩人及其環境》(1977)；美國有克羅爾《孟浩然》（特維尼，1981）和查爾斯·哈特曼《韓愈研究》（普林斯頓大學，1986）；蘇聯有費什曼的副博士論文《歐洲對李白的學術研究》(1941)、《李白的生平與創作》（莫斯科，1958），謝列勃里雅科夫《杜甫評傳》（莫斯科，1958），貝京《杜甫》（莫斯科，1987），達格丹諾夫《王維創作中的禪宗思想》（新西伯利亞，1984）、《中國中世紀文化中的孟浩然》（莫斯科，1991）。

值得注意的是，歐美的唐代文學研究成果，有不少是華裔學者完成的。尤其是劉若愚的《中國詩歌藝術》（芝加哥大學，1962）、《李商隱的詩——中國九世紀的巴洛克詩人》（芝加哥大學，1969），對美國的唐代文學研究有草創之功。梅祖麟、高友工用結構主義和語言學方法研究唐詩的意象、語義、結構，并與西方詩歌相比較，提出許多富于啟發的結論，在歐美的唐詩研究中獨樹一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詩的魅力》(1989)集結了他們的成果。此外還有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臺北，1966）、程紀賢《唐代詩人張若虛詩歌的結構分析》(1968)、余寶琳《王維研究：象征主義詩人》、李珍華《王昌齡研究》（太白文藝，1994）、陳祖言《張說年譜》（香港中文大學，1984）、陳月桂《尋隱者不遇——唐代的隱逸詩》（法蘭克福，1985）等。

唐詩是歐美學者對中國文學用功最勤的領域，集中了一批優秀學者，從老輩學者傅漢思到中年學者斯蒂芬·歐文，都為唐代詩歌研究貢獻了許多精彩的見解。他們的論著顯示出豐富的文學史知識和良好的理論素養，其歷史眼光的敏銳和觀察問題角度的獨特每給人啟發，這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1994)可以窺見一斑。其中斯蒂芬·歐文是唐詩研究成就最大的一位學者，他對中國詩歌有著極好的感受力和判斷力，他的博士論文《孟郊和韓愈的詩》（耶魯大學，1975）一出版就受到學界重視，以后他接連出版了《初唐詩》（耶魯大學，1977）、《盛唐：中國詩歌的頂峰》（耶魯大學，1981）、《傳統的中國詩歌和詩論：一個預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學，1985）、《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哈佛大學，1986）等著作，都從獨特的視角提出了富有啟發性

的問題。尤其是《初唐詩》，作為第一部整體研究初唐詩的專著，能擺脫學術界現有的成就，從唐詩產生、發育的自身環境來理解初唐詩特有的成就，不但迥別于以前西方學者的學風，也比中國學者更早幾年作了初唐詩演進規律的研究。另一位在敘事文學研究方面卓有成績的學者是倪豪士，其《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南天書局，1995）以獨特的視角考察唐代的敘事文學作品，往往結合時代思潮加以探索，在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的開拓上給人啟示。

在詩歌之外，其他文體的研究也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成果，其中麥大維的古文及其理論研究、康達維的《文選》學和唐賦研究是很引人注目的。文學理論有阿列克謝耶夫的《詩品》研究，最重要的成果無疑是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歐文近年也開始結合唐詩研究中國的傳統詩論。

相比傳統詩文來，歐美學者更多地對通俗文學抱有興趣，所以敦煌文獻中文學文本的研究一直是許多學者黽勉從事的課題。維克多·H·麥爾以《敦煌通俗敘事文學》（劍橋大學，1983）為題翻譯了《降魔變文》、《目連救母變文》、《伍子胥故事》和《張義潮變文》四篇敦煌變文，其長達28頁的引言對變文的含義與特征、抄寫與演出、題材的淵源、與戲劇和俗語言的關系及其消亡的原因等一系列問題作了詳論，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結論和假說。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