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漢語文學的預設立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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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的概念和分期方法，既是文學史家對既往的掌握，也是某種文學主張(以文學運動及其發動者、推動者諸種形式表現)對所要爭取的文學前景的預設，或者是對已有的某種文學路線的具體實施。我們將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命名為“現代漢語文學”，自然是基于我們認同的文學史理念的。直接地說，我們試圖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建構另一種文學研究體系，包括創生相關概念和改變分期方法，從而為當下文學現實尋找到安妥的理論依托。日人吉川幸次郎認為，文學無疑是以語言為原始材料的藝術;中國文學是以漢語為原始材料的文學，因而，中國文學的研究，必須首先考慮漢語給予中國文學的影響，即考慮在中國文學中漢語所產生的文學效果①。對中國文學的任何史觀掌握，都不應該無視漢語的現實狀況.特別是就晚清中國文學而言，發生在漢語上的現代轉型，直接地造就了中國文學的眾生相。也就是說，是現代漢語造就了“現代漢語文學”。

“現代漢語”，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去把握:一是時間意蘊的，可與“古代”的漢語相對;一是價值意蘊的，可與“傳統”的漢語相對。對于時間意蘊的現代漢語的掌握，分期問題是關鍵。這與對價值意蘊維度的現代漢語的掌握有共通之處。但是，前者基本上可以認同于歷史的常規分期，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共識。而后者則要復雜一些，因為它更多地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因此無法進行截然的判定。本文對現代漢語的認識，著力處在后者。因為，價值意蘊的現代漢語對于我們認同的有關文學的概念，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認為，對漢語價值意蘊的現代性判定，根本的依據在漢語表現為時代的通用語的詞匯部分，而不是語法部分。因此，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現代漢語的上限標志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之前，盡管言、文分離，社會通用語中卻已經存在大量的傳達現代價值的詞匯。也就是說，具有現代意義的話語，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就已經成就氣候。這個“之前”，既可以指稱“戊戌維新”氛圍，甚至還可以指稱“洋務運動”氛圍②.

對于傳統的中國來說，現代性社會的實質在于社會文化背景的空前擴大。社會的知識階層、官紳階層依憑各種手段，使自有的文化背景不斷加以廣大，從而造就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的新變結構.與傳統社會的絕大多數變革一樣，發生在晚清以降社會的現代性轉型也是自上而下地開展的.盡管促成社會轉型的主流勢力多半處于被動、不自覺狀態，但是，作為傳統社會的象征，其客觀的“化時”之功也的確極具革命性.也正是因為此，在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過程中，社會價值取向一直異常紛繁雜異，傳統的、近代的、現代的種種文化景象呈共時性表現.如果以此與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比較，中國社會革命的發生既顯得空穴來風令人驚詫莫名，又是夾雜糾纏半生不熟。傳統的漢語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背景中不斷生成含蘊現代價值的詞匯，從而實現整體的轉型.那么，“現代漢語文學”，就是自晚清以來，植根于傳統漢語言文化，與中國社會長期蘊含的變革相因緣，與傳統漢語文學的社會化取向相適應，同時還或主動或被動地承接外國語文學及其文學底蘊的鏡照，最終表現為語言的現代轉型并以此現代語言形式充當載體的文學系.

這一概念旨在消彌“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乃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概念之間的界線，不但使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研究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同時也體現了始終以中國文學發展變化的自有規律為主，以對外國語文學的借鑒為輔的先在理念的貫徹.在先此存在的概念中，“新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產生包括發生于其中的替代，實質上是相關的文學運動開展的結果，是時代需要怎樣的文學規范體系，文學史就隨即具備了怎樣的重寫依據.洪子城先生說③，由于敘述者的身份、知識背景、個人歷史處境等因素的直接與間接的關聯，以及各自所信奉的歷史觀和文學觀的制約，從而賦予“新文學”表達不同的集團、派別對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評價和未來設計使命，使文學的意識形態把握處于不可彌合的分裂之中.“自由主義”思想和文學自律立場、文學啟蒙功用和文化批判立場、階級分析和文學受經濟一政治決定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敘述著“新文學”。直到1940年初，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連同其它論著，為左翼文化界提供了觀察文化問題的方法論，并以此確立左翼文學界開展文學運動，以及對與這一運動緊密相連的文學敘述(或日文學史研究)的原則.于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現代文學”取代“新文學”，并在此基礎上(與現實政治實踐聯系在一起)創生社會主義性質的“當代文學”.

“”以后，社會進人反思時期，那些長期以來深受“當代文學”壓制而被通行的文學史所遺漏、清除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流派被不斷挖掘出來，不少個體還成為當然的“主流”，于是“重寫文學史”命題成為文學研究的焦點?！岸兰o中國文學”概念便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提出來的。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聯合撰文④說，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由中國文學走向并匯人‘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擅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進程”.如果我們沒理解錯的話，這里接連出現的五個“進程”，中心意思是文學的現代化進程。研究者以這一概念傳達了他們對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思想，并且十分直接地以左翼文學史觀作為比照，開展著涉及廣泛的“糾偏”。其研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必須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因其秉承的“現代化”理論的后殖民本質而根本不容于中國文學傳統③。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⑥，重論歷史(包括意識形態)終結于自由民主(或者說是“資本主義”)，其理由是因為資本主義或自由民主制度作為全人類的“理想”已經沒有什么改善的余地了。其實，所謂現代化，不過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歷史的虛構，是對于那些被這種歷史排除在外、不能見容于“后歷史”的地區和人們劃定的跑道;而劃定跑道的“現代化”卻可以不遵守同樣的規則.研究者在這里對中國文學融人“世界文學”的現代化過程的預設，盡管可以得到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的部分實踐，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的西化文學實踐的支持.但是，既然左翼文學史觀的“排異”是錯誤的，給中國文學造成了巨大的混亂，難道“現代化”的“排異”就是正途?顯然，如此施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可能“還歷史以本來面貌”.我們認為，文學史研究，是“立此存照”式的后續行為，不能寄望以此直接推動文學自身的發展.對于“現代漢語文學”而言，重要的是為研究主體提供一個回望歷史的視角.如果對這一概念含蘊作共時性的呈現，其蘊含的內容應該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凡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文學，包括臺、港、澳文學，以及世界各地的華語文學，都是現代漢語文學.在這一文學系中，各個文學主體擁有相同的話語權力，即使是對那些極具意識形態傾向的作家群體、文學運動的敘述，也應當是“非”意識形態的、客觀的。因此，現代漢語文學唯一要排斥的，是“類型分析”主導下的文學陣容劃定。

二、現代漢語文學研究，對中國文學來說既是時空維度的掌握，也是價值維度的掌握，任何文學活動，起碼是統一在這兩個維度之下的人類生活活動。文學史的分期，主要是出于對對象掌握的需要而采取的學術行為，并不是承認文學這種人類生活活動本身存在著“斷裂”。在文學研究過程中，確實有一些學者習慣于將“新變”當作“斷裂”，將文化意蘊的維新視同政治意蘊的革命。我們認為，文學研究活動中，除非無奈，最好不要形成對某一概念的“上限”、“下限”把握;我們主張概念范疇的“淡人”“淡出”。也就是用慣例原則來把握概念。

三、現代漢語文學的新變特征主要體現在兩方面:文學主體的性別自覺和表意方技自覺。傳統漢語文學實質上只是男性視野對人類生活活動的關照，發生在魏晉之際的“人的自覺”并不意味著性別的自覺。在具體的文學活動中，“女性”只是一個意符，是單性(男性)的文學主體的傳達手段?，F代漢語文學則實現了對女性意符的激活。與此相適應的，是表意方技的自覺的實現。這種具有形式色彩的文學特質的轉型的實現，既有西方文學潮流的東漸之功，也是中國人的地理大發現進程⑦，引發了時代中人社會現實生活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上的空前擴展的必然。有必要指出的是，盡管西方文學的表意方技對現代漢語文學的影響深遠，但是，文學主體在處理“意”與“技”的關系時，仍然是遵從重“意”輕“技”傳統，對這一特征的關注，有利于我們解釋現代漢語文學時期何以發生在中國人的文學表意行為卻是西方文學旗幟飄揚、歷代西方文學表意方技竟然得以呈共時態上演之類的提問。

四、研究現代漢語文學史，除了上述所謂的試圖為當下文學活動尋找安妥的理論依憑，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沿著這一尋求理性的路線一直走下去，直到為自己開辟一條文學掌握之路。深厚的史觀文學傳統讓我們相信:人存在于既往之中;因此，中國人最基本的生活原則是與自有的背景融合，即所謂的“天人合一”。這既是個體存在的前提準則，也是世間各種關系運動的基礎.我們研究文學史，是因為我們相信文學是而且必須是一種掌握世界的方式。離開了這一研究基點的文學研究是沒有意義的;當然，這樣的“現代漢語文學”的歸納也是毫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