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族漢語文學的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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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臺灣“本土化”運動和世界原住民運動的影響下，臺灣少數民族族群主體意識逐步覺醒。為爭取族群政治利益，保護族群傳統文化，臺灣少數民族知識分子以復興族群文化為使命，以拯救族群歷史命運為己任，以漢字為書寫工具積極地進行文學創作。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臺灣少數民族作家從少到多，民族文學從粗糙到精致，文學創作也實現了從利益抗爭到審美追求的超越。他們特色鮮明的文學創作開創了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的新局面，生動地展示了臺灣少數民族的民族個性和精神風貌。臺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促進了臺灣文學的發展并對當代臺灣文學格局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一臺灣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多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臺灣少數民族一直沒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學創作完全依賴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著，因而臺灣少數民族創造了豐富的口傳文學。20世紀60年代后，一批接受漢語教育的知識青年開始嘗試以漢字進行文學創作，遂催生了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潮流，也開創了臺灣少數民族書面文學的時代。臺灣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文學創作，實現了本民族由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的轉型，由集體創作向個體創作的過渡，文學創作也由以神話傳說、民間歌謠、英雄史詩為主體的說唱形式逐漸發展為以小說、戲劇、散文為格局的現代文學形態。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的濫觴應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的排灣族作家陳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山村》一文，其后又發表了《蟬》《旋風酋長》《覺醒》等作品，1971年陳英雄將其作品集結為《域外夢痕》出版。但因其創作緊隨當時官方“反共戰斗”文藝主流話語，無形中遮蔽了民族主體性，因而未被后來居上的少數民族作家所認同。20世紀80年代臺灣少數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歷斯•諾干、夏曼•藍波安等人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這些作家大多經受了臺灣民主改革運動和“黨外”社會運動的啟示與刺激，政治利益訴求和山海文化經驗在他們的文字中得以盡情展現，文學創作也給讀者帶來了全新的閱讀感受，獨特的文學品質贏得了文壇不錯的回響。新生的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儼然成為臺灣文壇一股令人矚目的創作潮流，在上世紀末甚至被視為“臺灣文學最耀眼的成就”。
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文學在文壇興起伊始，便引起了臺灣島內學者的注意，許俊雅、陳昭瑛、吳錦發、孫大川、蒲忠成等學者紛紛涉足這一研究領域，他們自覺運用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理論開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紀臺灣原住民文學》(黃鈴華編，臺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1999年版)和《臺灣原住民漢語言文學選集•評論卷》(孫大川編，臺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為標識的一批研究成果。隨后，董恕明、魏貽君、陳芷凡、呂慧珍等博碩士研究生也先后將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作為研究對象。據筆者統計，自1993至今島內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數民族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博碩士論文，①其中魏貽君的《戰后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形成研究》(臺灣成功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呂慧珍的《九○年代臺灣原住民小說研究》(臺灣文化大學2002年碩士論文)、董恕明的《邊緣主體的建構———臺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臺灣東海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等論述較為出色。由于島內學者的推動，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幾十年間，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一度成為島內重要的研究議題和學術新寵，研究理論、方法、觀點和成果不斷推陳出新。在文學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孫大川的《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試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性》(《中外文學》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書寫與民族/國家———論原住民文學》(《當代》1994年98期)和吳家君的《臺灣原住民文學研究》(臺灣中山大學1997碩士論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許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農族田雅各布的小說〈最后的獵人〉》(《文訊》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與性別書寫———阿媽書寫的敘事批評》(臺灣輔仁大學2001碩士論文)、謝惠君的《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臺灣屏東師范學院2004碩士論文)、潘泠相的《排灣族作家研究———以陳英雄、莫那能、利格拉樂•阿媽、亞榮隆•撒可努為對象》(臺灣暨南國際大學2005碩士論文)、廖婉如的《祖靈的凝視:瓦歷斯•諾干作品研究》(臺灣政治大學2006碩士論文)、侯偉仁的《拓拔斯•塔瑪匹瑪(Tuobasi•Tamapima)小說研究》(臺灣屏東教育大學2007碩士論文)以及簡曉惠的《夏曼•藍波安海洋文學研究》(臺灣屏東教育大學2007碩士論文)等，在文體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臺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臺北市立師范學院2000碩士論文)、呂慧珍的《九○年代臺灣原住民小說研究》等等。從戰后整個文學場域到具體作家作品，島內學者的論述已涵蓋了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的諸多方面。文學批評與研究的現場式跟進，客觀上也促進了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但縱觀島內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我們認為在臺灣特殊的族群政治社會中，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研究視野和批評觀念受困于政治意識形態和族群關系的干擾，導致了他們難以用宏闊的學術視野和氣魄去探討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這些年來，島內開始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或許可以理解為學界多年欠賬如今拾遺補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為了今天的政治訴求而做起歷史的舊文章來。”［1］
20世紀80年代是臺灣地區威權解體、社會民主風氣漸開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團為了各自的利益，不斷地對“主流”和“中心”進行沖擊與挑戰。不同的利益訴求衍生出族群之爭和黨派之斗，進而使作為“本土化”象征和“關鍵少數”的臺灣少數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團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確”“文化正確”和“思想正確”的論述。這種現象必然顯現在文學批評研究上，導致有些研究者將“原住民文學”與“原住民問題”等同起來，有些論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場去思考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自20世紀60年代的陳英雄到20世紀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歷斯•諾干、夏曼藍•波安再到新世紀以來的包寇•索克魯曼、沙力浪、阿綺骨等，臺灣少數民族擁有一支為數不少的作家群體，他們的創作內容不同，寫作風格迥異，文學追求不斷超越，但島內學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濃厚政治抗爭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對前后期的作家多“視而不見”。政治的歧見必然會引發學術觀念的偏見，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學批評與研究，也很難使論者做到心平氣和、客觀公允，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顯見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盡管島內對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表現出極大的研究熱情，盡管臺灣少數民族作家的努力獲得不少贊譽和殊榮，盡管少數民族文學“更從八○年代以漢語小說、新詩與散文擴展了臺灣文學的堂廡”［2］，但整體而言，臺灣少數民族文學并未引起島內主流學者的充分關注，將臺灣少數民族文學視作一個“集合名詞”來處理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僅以泰雅族著名作家瓦歷斯•諾干為例，其創作無論是詩集、散文或評論都已獲得不錯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吳晟所指:“至今尚未見到文學學者或詩文評論家，對瓦歷斯的創作歷程、藝術成就、文學背景等等，有一篇較全面剖析探討的論文，也就是說，雖然瓦歷斯屢獲文學獎，并沒有相對的好的評論出現，和其他‘族群’的文學作品備受討論比起來，這種漠視現象，一直令我納悶不解。”［3］楊翠也指出:“關于臺灣原住民書寫的研究，比起漢族書寫而言，一向是極其貧弱。”［4］更有學者如陳芳明之流口頭宣稱“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學漸漸在文壇上浮現，一個不同于漢人的歷史記憶也隨著加入拼圖的行列。”［5］
但其對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的具體研究卻顯得輕薄和輕率許多。在其首次涉及論述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后戒嚴時期的后殖民文學》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頁，其中在不到三頁的篇幅中，鳥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見無論是“臺灣文學經典”還是《臺灣作家全集》甄選，臺灣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為奇了。這其中固然與臺灣少數民族作家漢語運用能力和藝術成就有關，但是否也與主流學者漠視與自大的心態有關呢?
二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同樣也引起了大陸學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紀70年代，以曾思奇的《臺灣原住民的呼聲———評久久酒一次》(《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文獻論集》，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甦的《70年代以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的若干特點》(《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文獻論集》，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為起始，大陸地區便展開了對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研究，其后吳重陽、岳玉杰、古繼堂、曹惠民、朱雙一、李瑛等學者有意涉足這一研究領域，并先后發表了《為臺灣文學注入新血———臺灣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簡談》(吳重陽，《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8年2期)、《九十年以來臺灣高山族“山地文學”的發展》(朱雙一，《臺灣研究》1995年1期)、《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動解析──對臺灣原住民文學的一種考察》(岳玉杰，《華僑大學學報》1994年3期)、《從政治抗爭到文化扎根———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創作演變》(朱雙一，《廈門大學學報》2001年2期)、《發自臺灣社會底層的吶喊———評高山族青年盲詩人莫那能的詩》(古繼堂，《民族文學研究》1994年2期)、《顛覆之美———臺灣文學新地景與文學史書寫》(曹惠民，《常州工學院學報》2006年1期)、《論臺灣原住民作家對原住民生存價值的人文關懷》(李瑛，《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5期)等近40篇學術論文。新世紀以來，一批年輕學者如周翔、王志彬、黃育聰、李娜、李晨、張曉妹等人對臺灣少數民族文學表現出持續的關注，他們采用了跨學科的方法展開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當代臺灣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認同》(周翔，《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2期)、《論臺灣原住民文學對族群文化的建構》(方忠、王志彬，《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2期)、《論陳英雄創作的文學史意義》(王志彬，《民族文學研究》2010年1期)、《臺灣原住民論述:重構民族想像與多元敞開》(黃育聰，《華文文學》2008年4期)等學術論文。同時一些高校的博碩士研究生還將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作為論文寫作對象，如周翔的《現代臺灣原住民文學與身份認同》(中央民族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李的《生態批評視野中的臺灣原住民作家文學研究》(華僑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王志彬的《臺灣原住民文化與臺灣文學》(徐州師范大學2006碩士論文)和張曉妹的《山海世界的構筑與重現———以臺灣原住民布農和雅美族文學創作為例》(華僑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等。隨著研究成果不斷積累，一些臺港文學史著作也為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留置了一定的敘述空間，如白少帆的《現代中國文學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朱雙一的《近二十年臺灣文學流脈》(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楊匡漢的《中國文化中的臺灣文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和古遠清的《當今臺灣文學風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瓊的《臺港文學:民族文化的藝術透視》(民族出版社，2008)等。縱觀大陸地區的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已從前期的印象式評介發展到當下文化學、民俗學、生態學和語言學等跨學科方法的自覺運用，研究已越來越深入。在眾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們的成果代表了大陸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李瑛的《臺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論》(民族出版社，2007)一書從臺灣少數民族概況、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進程、創作特點以及文學體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開論述。“該書是大陸迄今為止所出版的第一本較為全面、客觀地評介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的專著。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論文《現代臺灣原住民文學與身份認同》是在全球化的視閾下，從身份認同的角度考察了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近半個世紀的動態行程，并指出了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所蘊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學精神，研究頗具理論深度。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當代臺灣文學的重要內容，其文學屬性決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主體既有長期從事臺港澳文學研究的，也有從事民族學研究的，還有致力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可以說大陸臺灣少數民族文學是臺港澳文學、民族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各自研究領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陸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既得益于兩岸頻繁的文化交往所帶來的便利條件，同時不同專業背景的研究者所傳承各自學術領域的研究傳統和研究成果，也為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領域提供了堅實的精神支撐。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融入這塊臺港澳文學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交叉”的文學地帶，開拓了大陸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視野，使得文學批評與研究深富生機與活力。陳建樾在分析大陸臺灣少數民族研究之困時，指出“中國大陸臺灣‘原住民’研究低迷長達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國內學者缺乏臺灣‘原住民’的實地田野調查經歷，這在客觀上決定了大陸的相關研究只能圍繞著臺灣‘原住民’歷史問題做文章，而臺灣‘原住民’研究日趨史學化的現象反過來又使得大陸的臺灣‘原住民’研究越來越被弱化和邊緣化。
梁國揚也指出:“即使臺灣原住民研究這件事沒有那么復雜，那至少資料搜集有沒有足夠的來源，提出的觀念能否得到史籍或考古的佐證，那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神祗信仰能否有合乎生存規律的合理解釋等，都是研究者、撰稿人必須面對和回答的。”［9］這都表明了資料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大陸與臺灣隔海相望，跨過政治與地理的鴻溝去開展臺灣少數民族及其文學的研究，資料尤為重要。但囿于資料不足而陷研究之窘的現象，不僅存在于臺灣少數民族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領域中，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中也同樣存在。缺乏田野調查，相關文獻資料、文本資料尤其是大量網絡文本資料的搜集困難，都會對研究主體、研究內容以及學術觀念產生影響。目前的一個事實是，大陸從事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的研究者，大都是由于各種客觀因素可能接觸和占有這方面研究資料的人。這和早期大陸從事臺港澳文學研究人員的構成非常相似。資料的不易獲得，也使這一領域存在由研究對象來選擇研究者的現象，這與其他研究領域是不盡相同的。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大陸學術界對臺灣文學的研究表現出較高的積極性，也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正是因資料的搜集困難或不足，致使大陸學者對臺灣文學的研究多集中在主流文學中的作家作品、社團流派和文學思潮上，對新興的、尚處于“邊緣狀態”的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關注不夠。“應該說，由于我們對臺灣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情況無法作實地深入地考察，掌握的材料不充分，因此，我們今天還不能對其發展歷史及其在臺灣現代文學中的地位、作用，作全面的、準確的判斷，而只能就所涉獵的資料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和評述。
在實際的研究中，大陸學者多是把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視為文學新地景，或是視為80年代臺灣多元文學思潮之一，或是將其與客家文學和眷村文學等相對的勢群文學置為一談，如古遠清的《當今臺灣文學風貌》就把臺灣少數民族文學和政治小說、環保小說、女性書寫、選舉文學、大河小說、網絡文學、同志小說、臺語文學、客家文學等一并放在上編第四章“文學生產”中論述。弱化或“邊緣化”的處置方式，難以將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上升至一個“民族文學”的層面予以研究，這無疑制約了對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三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是當代臺灣文學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多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展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對于豐富祖國少數民族文學和臺灣文學研究，以及重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和“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等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文學史學價值。臺灣少數民族文學是在臺灣地區特殊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下產生的文學創作潮流，盡管兩岸政治體制不同，社會環境相異，但戰后兩岸少數民族被迫納入文化全球化體系中去，共同經受著全球化、現代化和主流強勢文化的沖擊，相對而言臺灣少數民族更早地經歷了這些經驗，開展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對大陸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從而使我們在更普遍意義上開展中國少數民族的漢語寫作研究。同時，文學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精神反映，臺灣少數民族悠久的民族歷史文化，歷來為學界所推崇，素有“東南亞民族學的寶藏”“中國上古史之活的史料”，“為整個環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據點”等評價。“開展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臺灣少數民族發展的歷史，也有助于理解當前臺灣的‘族群政治’及其社會根源;既有利于兩岸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個中華民族的和諧發展。
兩岸學者開展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有著各自的優勢。島內學者有地緣和資料方面的優勢，他們近距離、全方位、全過程地見證了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文學漸行漸壯、漸行漸美的歷程，分享了臺灣少數民族作家在其間所經歷的歡樂與痛苦、欣喜與焦慮。這種研究者與創作者之間生息相通、休戚與共的關系，讓島內學者對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的審視會更加清晰與細微。大陸學者研究優勢在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在大陸，當代大陸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日趨繁榮，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批評研究也日漸成熟，豐富的民族文學研究經驗、理論和方法，為大陸學者開展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與此同時，隔海相望又讓大陸的研究者能夠置身臺灣族群政治紛爭之外，站在祖國多民族文學的高度開展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文學和大陸少數民族文學共構了祖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生命形態，豐富了當代中國文學的內容。當下，開展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兩岸學者既要將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置于中華民族文學“多元一體”格局內進行考察，也要注意臺灣地區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這就要求兩岸學者加強優勢互補，促進學術交流，攜手共進，以推進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更深入地展開。
盡管兩岸學者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我們認為這一研究領域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今后及未來一個時期兩岸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重點應關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強民族文學理論的研究。民族文學理論對于一個民族文學的創作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雖然卑南族的孫大川、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干、鄒族的浦忠成以及排灣族的溫奇等人進行了一些探索，但相較于蓬勃發展的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文學，其民族文學理論建設還較為薄弱。我們知道，任何民族的理論思維走向和理論思維體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該民族的文化生態環境。臺灣少數民族世居于山林海湄，獨特的地形地貌、風土人情形成了他們有異于“他民族”的文藝理論思想和審美意識。顯然，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受到其民族文藝思想和審美精神的影響，并在實際的創作中表現和豐富了其民族文藝思想和審美氣質。加強民族文學理論研究，建構民族文學理論體系將是當前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一項緊迫議題。二是加強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文學影響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并不是孤立的文學現象，臺灣社會的“族群政治”、文藝思潮、文學傳統、文化生態等對其形成發展有著深刻影響。同時，臺灣少數民族的漢語文學其獨特的文化品格又豐富了臺灣漢語文學的內容，促進了當代臺灣文學多元化格局走向。兩岸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發展進程、審美形態不盡相同，二者間既有“共相”又有“殊相”，兩岸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共同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將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放置于當代臺灣文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大背景下，我們才能更清晰地分析出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規律、審美品質和發展困境，也能很好地把握當代臺灣地域文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思潮演進。三是加強全球化、現代化語境對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的影響研究。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浪潮不可遏止地沖擊著世界每個民族，特別是對那些飽有原生態文化的少數民族沖擊尤甚。全球化和現代化語境既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提供了巨大的話語書寫空間，同時也為少數民族作家帶來了新的困惑與挑戰，使他們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外來文化與邊地文化間痛苦地抉擇著。這種全球化和現代化所帶來的撕扯、沖突與陣痛在臺灣少數民族作家身上也有鮮明地體現并將長期存在。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特性是它的“民族性”，少數民族作家的價值與使命，不僅是通過文字去反映民族特定的歷史與文化風貌，更在于他能站在人類文明的高度去展示自我民族在人類文化史上獨特的“文明形態”，進而守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因此，加強全球化、現代化語境下的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研究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文學批評與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對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解讀、分析與闡釋，更重要的是推動文學的建設與發展。當我們以宏闊的學術視野和寬廣的學術胸襟對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持之以恒地展開研究，定會開拓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新局面，也會促進臺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健康永續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