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建筑事件文化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百年變局建筑事件文化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2019年8月19日，一場關于敦煌文化的座談會在莫高窟舉行，2019年9月18日一場關于黃河的座談會在鄭州召開，圍繞敦煌與鄭州的講話有城市變化事件百年變局之含義，他說“要用博大胸懷鑄就敦煌新成果……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組成部分，要講好黃河故事。”特別要說明的是，在2019年“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來臨之際的6月8日，《人民日報》重新刊發的《福州古厝》一書的序，其意義重申，保護是前提，利用是為了更好的保護，讓寶貴的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綻放新光彩。作為城市與建筑文化學者，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復興所發生的歷史性交匯，要在感悟與體會中用瞭望百年中外城市、文化、設計諸變化，抓住“事件與文化”的建筑點，相信會對在新中國70年慶典下，走好文化自覺與自信之路，對城市與建筑傳播領域是有啟示之思的。

一、百年文化變局的城市事件初識

作為每一位城市與建筑文化傳播者，關注自己的城市與建筑很重要，但也許他僅僅是第一步，因為對一個國家、城市、行業講“生死攸關”的問題是要跨時代、跨地域、跨界去省思。要看到自1919年至今的100年間，各種事件與思考不斷，有“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自守，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雜糅，更有“打倒孔家店”的割裂……歷史需要回望，古今必須相連。2019年9月中旬，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首屆大會在希臘雅典召開，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特聘教授、《科學文化評論》主編劉純獲頒為世界科學史作出非凡貢獻的柯瓦雷獎章（1968年設立以來，首位中國獲獎者），他不僅標志著中國在這一領域填補空白，更說明中國在技術科學的跨文化交流上受到關注。這啟示建筑界的是科學家歷史視角要影響到我們，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要啟示建筑界。城市與建筑的發展正從“高速”轉向“高質量”，但也許不少從業者不知何為高質量，殊不知高質量要從自身修養入手，萬不能客戶要求綠色建筑設計，你就用堆砌綠色建材來對付，不給予本質的綠色設計與體系化思考。建筑師的社會責任為善可普及眾生，不小心為惡則會禍延城市乃至區域。建筑工程設計要使公眾明其利害，知所趨避，懂得新技術的正反兩方面價值。2019年對城市與建筑的“科創”機構而言有一系列論壇，不可不關注：10月中旬中關村舉辦“構建全球創新網絡，建設世界一流科學城”平行論壇，這是自2007年創辦以來鏈接最多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與產業資本的盛會，他已成為對建筑設計界有“科創”發展意向，設計機構有價值的國際化平臺與品牌；2019年10月17日，歷經百年風雨的南開大學迎來校慶日，從一所名不見經傳的私立大學，成為家喻戶曉且獨樹一幟，用“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校訓的知名學府，其沉潛務實的南開氣質、其“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學術傳統、其“愛中華復興中華”的宏偉志向、其矢志卓越的青春精魂，確令世人尊敬；還是在2019年9月22日北京規自委、中國建筑學會等舉辦“百年首鋼·城市復興”論壇研討了文化復興、產業復興、生態復興和活力復興，以及打造城市復興新地標的思路，讓人聯想到1919年北洋政府批準設立龍煙鐵礦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煉廠（首鋼前身），一百年吹沙見金，一百年滲碳淬火，但百煉成鋼的首鋼自2005年按國家批復拉開大搬遷序幕后，2016年迎來北京冬奧會組委會入駐新園區（中聯筑境等設計），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他成為北京乃至全國城市更新的最佳樣本。10月12日、13日，抖in北京城市美好生活節在“新時代首都城市復興新地標”曾經的“功勛高爐”首鋼三號爐舉辦，通過利舊改造已成為保存城市記憶，喚醒城市活力的新平臺與新載體；2019年9月13日，香山革命紀念地（含山上八大處舊址復原和山下新建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四梁八柱”奠基業，“四面八方”聚民心，尤讓觀者矚目。“四梁八柱”造型在香山革命紀念館二層東出口，八根柱子分布在四個角，頂端架起四根梁，增加了設計感，也表現了中央領導人在香山期間為新中國誕生搭“四梁八柱”的寓意；2019年9月25日在見證下，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正式通航（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領銜合作設計，它與2009年啟用的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等構成幾大世界城市的雙飛機場，邁入航空雙樞紐時代，它是建筑界助力京津冀世界城市群、助力河北雄安新區建設的又一貢獻；凡此種種，都表達了特殊年代的事件建筑對文化城市觀念下引領發展邏輯與方法的助力。2019年4月“偉大覺醒：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文物史料展”，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開幕，他不僅有精彩紛呈的亮點文物，還有形象立體的形式設計。4月23日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五四現場”展在北大紅樓（1961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開幕，以此紀念100周年，北大紅樓及一層的《新潮社》的事件建筑地與《新青年》編輯的《每周評論》及《救國》均為“五四”同齡的文物，他們均構成“五四”現場；作為舊京“五壇”之一的先農壇，也是一道在歷史的洪流中時隱時現，若有若無的影子，作為百年歷史，先農壇曾在1919年建起兩座新建筑，一是以觀耕臺為底座，上建八角二層的觀耕亭，門窗均安裝了彩色玻璃；二是純歐式的三層鐘塔，也稱“四面鐘”，高大的鐘樓，位于外壇森林中，十分壯觀，但在此之后，這“極一時車馬喧天之盛”的先農壇及其建筑都沉寂無聲了，但它確是百年前先農壇的地標呀；2019年也是已故9年的吳冠中先生誕辰100周年，作為視藝術如信仰一般的美術大家，在他誕辰百年有人稱他為“藝術的殉道者”。賈方舟曾憶到2008年，89歲的吳冠中先生的新作展在北京798舉辦，選此地辦展示，是吳冠中看中的。他認為798是21世紀初才自發形成的一個以畫廊為主體的藝術社區，雖處在中國藝術的體制之外，但卻是最能顯示中國當代藝術活力的地方。2010年8月29日，清華大學與中國文聯舉辦“向人民藝術家致敬———吳冠中先生追思會暨清華大學吳冠中藝術研究中心成立儀式”，兩院院士吳良鏞教授拄著拐杖走上講臺，回憶了20世紀50年代初邀請吳冠中到清華大學建筑系任教的往事，致敬他始終不渝堅持藝術追求的精神。對吳冠中百年后再緬懷的意義，在其對藝術獻身精神和道德力量上，這遠遠超過作為一個單純的藝術家的價值。

二、百年文化變局的重要思潮對建筑的影響力

從中外文化交流看，2019年是藝術大家劉海粟（1896-1994年）開啟的兩次游歐90周年。在1929年，劉海粟及倡議在巴黎舉辦中國現代美術展（雖未當即實現），但以展覽方式溝通中西、互相借鏡的方向得以明確。出乎意料的是，1931年，德國主動伸出橄欖枝，希望與中國共同努力召開中國展覽會，以打開德國藝術界耳目，終于1934年1月20日，中國美術展在柏林巴黎大廣場普魯士美術院開幕，全德媒體評價為“中國現代畫神韻生動，為超絕的理想世界”，此后展覽到漢堡、杜塞爾多夫、阿姆斯特丹、海牙、日內瓦、伯爾尼、倫敦和布拉格等舉辦，歷時一年多，累計觀眾60萬，并促成了最大規模的國外博物館入藏中國現代繪畫，改變了歐洲只知有中國古代不知有中國現代的歷史；同樣，2019年對中國乃至世界建筑史還有特殊意義，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在1999年召開了北京世界建筑師大會，還因為《北京憲章》成為繼1933年《雅典憲章》、1977年《馬丘比丘憲章》后，20世紀世界建筑界綱領性文件。如果說《雅典憲章》強調了技術，而忽略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及復雜是其局限；《馬丘比丘憲章》在省思不應單純依賴技術的設計觀時，探討了對“建筑與文化”哲學命題的價值，那么《北京憲章》強調在綜合前提下予以創造，以建筑學為核心，就要求建筑師要扮演好不同專業的總協調人且服務社會，建筑師更有義不容辭的使命與責任。2016年建筑評論家顧孟潮出版《建筑與文化漫筆》文集，其中有對建筑概念的百年讀思錄，也有20世紀中國建筑百年大事記（從1888—1988年）。他認為要重新認識建筑的文化價值，在大事記中他列出了1958年，原建筑工程部長劉秀峰在上海召開了住宅標準和建筑藝術座談會。據筆者查：參加會議的各界專家120人，主要學者有梁思成、劉敦楨、楊廷寶、林克明、陳植、王華彬、哈雄文、吳景祥、戴念慈、林樂義、徐中、段海云等，前蘇聯專家專家組組長羅曼諾夫也發了言。會上羅小未、馮紀忠、汪坦、金歐卜、吳良鏞等先后發言，《建筑學報》對此作了重點報道。劉秀峰部長（1908-1971）在會上作了題為“創造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筑新風格”的報告，這是個既有學術性又具有文獻性，非常鼓舞業界活躍學術思想的報告，如它研究建筑問題的幾個基本觀點；分析了建筑特點及構成建筑的基本要素；建筑藝術問題；傳統與革新；學習與創造及對建筑師的希望等。報告幾乎總攬了新中國建筑十年間有關建筑創作的問題，對于西方建筑理念也擺脫了盲目對立的態度，是令人信服的重要文獻，至今在學界仍令人贊賞并遵從。有學者評介它是新中國建筑史上第一次有價值的理論研討與建筑評論活動。在1958年這次會議后，全國至少14個省市學會針對此召開了建筑藝術座談會，使探索建筑新風格的創作方法落到實處。20世紀以來的中外建筑理論日臻成熟，從思潮各種流變直至今日的生態型轉化，為世界建筑技術美術發展建立了系統化脈絡，展現了蘊含其中的現代建筑思想發展的歷程。我們的梳理仿如譜系學方法點線結合的史論分析，旨在找到某些對建筑發展有普世意義的詳實關聯，啟示當代建筑師及學人從把握建筑譜系與演變中，感悟到紛繁冗雜的建筑發展史中的當代價值。從國外看，2019年乃德國包豪斯學校100周年，作為德國以至于全球20世紀10年代末開端的最有活力的建筑陣營，它也是現代建筑活動的重要策源地，1996年包豪斯建筑和遺址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盡管德國本土的包豪斯設計精神只存續于1919-1933年，但包豪斯之果一直影響到今天。2019年1月16日，為期9天的包豪斯藝術節在柏林啟動，拉開了德國紀念包豪斯學校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動的序幕。在設計教育上，包豪斯三位校長的追求是“再次將所有工藝美術結合起來”“建立藝術的統一作品”，此觀點由首任校長格羅皮烏斯在1919年陳述，并配以費寧格的創意版畫。格羅皮烏斯強調“讓我們建立一個嶄新的行會，其中工匠和藝術家互不相輕、亦無等級隔閡。讓我們共同創立新的未來大廈，它將融建筑、雕塑和繪畫于一體，有朝一日他將從成百萬工人手中矗立起來……”包豪斯校舍1925年被迫搬至德昭，格羅皮烏斯設計了新校舍，在1萬平方米中，建筑功能集教學、實驗、居住、生活為一體：在空間上，以實用功能作為出發點；在結構上，靈活的門窗形式得益于現代材料和結構的優越性能；在外觀上，該校舍幾乎放開了所有裝飾性線腳。恰如格羅皮烏斯闡述的建筑美學觀即現代建筑在擺脫傳統美學的束縛后，更靈活更自由的迎合社會的建筑功能需求，以更大程度的發揮現代建筑技術的優越性能。包豪斯引入中國也有70年，20世紀50年代同濟大學文遠樓堪稱中國現代建筑上的一座豐碑。也要看到急切的挪用包豪斯學派標準化、批量化的概念到設計實踐，使得“包豪斯”一詞幾乎等同于實用主義，而包豪斯精神所代表的致力于探尋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也應受到重視、所以如何用藝術的追求來守護現代社會發展中人的尊嚴，成為包豪斯在中國設計中傳播的問題與啟示。當然對于中國建筑的史學研究推動、對中國傳統與20世紀建筑遺產人才培養，中國營造學社功不可沒。在我們省思中國建筑與城市事件的百年變局時，會越發感慨，1929年成立的中國營造學社，從成立之初至今其影響與教育意義，90年未衰。中國營造學社這個從字面上看是研究中國傳統營造的學術組織，形式上從1929~1946年共計17年（德國包豪斯共14年），其貢獻驚人：數百計重要建筑古籍整理出版，調查古建筑2783處，測繪并發現建筑瑰寶206組，最重要的是探尋了中國建筑歷史與發展脈絡，培養出20世紀中國巨匠梁思成、劉敦楨等。聯想到梁啟超先生對學會的“作用說”：西人之為學，有一學便會有一會……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儲學輩，九年而風氣成”，據此紀念中國營造學社，正是要學習它早在90年前，率國人沿著這條有會、有書、有報、有師友、有實業、有新知、有新法的路前行的，萬不可認為朱啟鈐及其中國營造學社僅僅是研究古建筑的民間組織，這是必須要改變的思維。作為一個理想我思考良久，為什么我們不結合包豪斯百年與中國營造學社90年展開一個百年建筑的中外文化對話呢？其意義是何等的有傳承與創新國際視野的命題。伴隨著2019年由中國文物學會、中國建筑學會認定的第四批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項目的即將公布，10月16日國務院《關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正式印發，通知中說，第八批“國保單位”共計762處，以及與現有國保單位合并的項目50處。令我們關注的，其中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234處，占30.7%遠超第六和第七批。值得重視：2019年6月北京市公布了首批“北京市歷史建筑”；上海自1989年以來，分批公布五次，共1058處優秀歷史建筑，2017年完成了外環內50年以上歷史建筑的全面普查，增加了131處風貌保護街坊，2018年又重點完成了新增風貌保護街坊內歷史建筑價值甄別工作，如今上海中心城區開放“可閱讀”老建筑愈千處，充分體現文旅深度融合的“文旅+”對城市的溢出效應。由此應議圖像的作用，圖像時代的思考特別重要，法國作家雷吉斯·德布雷將人類文明社會分為三個時期，即書寫（Writing）時代，印刷（Print）時代和視聽（Audio-Visual）時代，據此要認同人類正步入圖像統治時代中。十年前的2009年4月21日到8月2日，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名為《圖像一代：1974~1984》展，包括30位藝術家的160幅作品，他們大多成長于20世紀60年代那個現代派藝術被顛覆的年代。事實上，32年前的1977年，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兩個熱衷于圖像再創作的團體聯系在一起，舉辦了名為“圖像”（Picture）展。事實上，在70年代他并未受到重視，圖像一代（ThePicturesGeneration）已是專有名詞，他特指藝術家設計師利用現有圖像，改變舊語境，重置新語境。從此種意義上看，后攝影時代的創作策略在挑戰表現形式，藝術家們的工作方式不僅擺脫攝影的傳統范疇，還站在圖像文化的高度審視當下。2019年，還是80年前“二戰”爆炸期，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拉開“二戰”序幕，戰爭的縫隙里定格的瞬間，抗戰者的生命畫面極其珍貴。2019年在北京就有太多的抗戰主題展：9月3日，在盧溝橋畔的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大愛生命追求和平———約翰·拉貝在中國三十年事跡展”；9月21到10月18日在山水美術館舉辦逄小威“山河記憶”展。早在2017年，逄小威的“膠片時代人像展覽”就在此亮相，現展覽的鐫刻山河記憶，用119位百歲老兵的臉，不僅表現這些老兵鐵骨錚錚的英雄氣概，還為中華民族抗戰人物志書寫了可歌可泣的長篇史詩。山河記憶乃搶救性工作，以致不少觀眾甚至跪地觀賞，記錄他們，為的是讓那些已經歸于塵土的榮譽與歷史穿透時間的灰塵，有機會重新回到人們面前，不論他們的眼神之光是什么，都會令人痛苦銘心。

三、百年文化變局需要深思明辨的傳播力量

無論是本文議題的百歲之約與百年事件的城市文化追索，都旨在讓業界與公眾感受歷史與當下的發展之魅。古羅馬學者西塞羅曾說，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出生前的歷史毫無所知，他就等于沒有長大。確實，忘記或中斷了歷史，再好的今朝，也就失去了縱深，成為單薄的平面。對中國建筑設計界說來，城市史、行業史、建筑師史、設計機構史乃至家族家風史，林林總總，都要去耕耘，但不可缺少有主流價值影響力的“版圖”計劃。致敬傳統，亦需創新，意在對歷史最好的紀念與回望，就是要創造新的歷史，他需要創造好本源之挖掘，更需要用傳播之力促進科學人文的融合。以與新中國同齡的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為例，2019年不僅是他的七十年，更值得比較的是2019年有“兩大標志性”工程可作比較研究，因為他包含了太重要太典型的歷史與當代言說：1959年“國慶十大工程”北京院完成了人民大會堂等八個項目設計，受到、的首肯；60年后的2019年9月25日，親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為新機場開航揭幕，他同樣贊揚建筑師與建設者之創作精神，這種設計院與建筑師的情結是令人難忘的，更說明建筑不僅為人民，更為國家塑造著精神，這種精神并非巧合，是設計創造價值的體現。由此我想到今,是大慶油田發現60周年，2019年8月，當我第二次走進大慶市的鐵人紀念館，再次經受鐵人事跡洗禮時，對油田奇跡與油田精神從文化上有了更深的感悟，站在鐵人紀念館與鐵人雕塑前，油然而生的是建筑媒體人的學習與認知如何提升，技藝是一方面，認知境界確應有先行、先覺與先倡之思。2019年6月16日，是《光明日報》創辦70周年，他是令知識分子（含建筑師）認同的主流大報，同樣從文化藝術傳播看，2019年9月25日又是新中國第一個以文學藝術理論為鮮明特色的文化園地《文藝報》創辦70周年。我深感他們均是令城市與建筑科技工作者關注的園地，他們不是行業內媒體，而是適應“廣義建筑學”大千世界，有立場、有情懷、有堅守、有卓見的家園和平臺。感悟媒體的力量，無論是建筑評論家還是建筑媒體人，我們要用心去做辛勤執著的持燈火者，在評點傳達城市美善、勘探編研未知、求索發現業界“好故事”上，貢獻心靈之力。如果成作為一個對行業發展有價值的媒體人，辦好富于思想性與前瞻性的刊物或欄目，需要開創精神，更需要博覽城市文化各類新知，做有學習力的建筑文化前沿人。2019年著名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1918-2019年）辭世，這震驚中外建筑界、媒體界。回顧他偉大作品、卓越成就、傳奇人生的文章“刷屏”，但在這么功德圓滿的偉大建筑師身后，業界常忽略了什么，即便對他百年全集的著述，也會無意有意地刪掉那些不太重要的東西。作為一介有思考力的媒體人，恰恰要善于從不被人矚目的不顯像作品及故事中（甚至負面新聞），找到他成功的思想脈絡和創作軌跡，因為任何名師如北京建院五十年代“八大總”除流光溢彩的傳世佳作外，也有鮮為人知起伏跌宕的職業生涯，作為負責任的專業媒體人要善于撿拾人們容易忘掉的過去，因為其中不僅僅是有珍藏價值的風格、流派，更有建筑師不凡人生曾經歷的某些風雨飄搖之時，偉大的貝聿銘也不例外。如貝氏合伙人事務所在波士頓1973年設計建成的漢考克大廈，剛建成尚未得到贊揚聲，大面積的玻璃脫落之厄運降臨，對高層建筑是災難，對貝氏事務所更是滅頂之災，這是信用危機。面對漢考克危機，貝聿銘并未消沉，通過堅守他反而贏得了在美國使他聲望登頂的國家美術館東館的項目，這其中有貝先生經受過一系列小型建筑考驗的經歷，他的一系列設計感動著國家美術館的捐贈方安德魯·梅隆，信任使貝聿銘重上設計巔峰。作為一個重要經歷，貝聿銘在哈佛大學求學時，創辦包豪斯的格羅皮烏斯是他的恩師，可以用格羅皮烏斯的設計格言在彰顯對建筑師的囑托時，也成為老師對成名學生貝聿銘的總結：“一位有能力的設計師可以很好的堅持基本的傳統特征，這樣就不會放棄設計方面的進步觀念。”事實上無論對北京香山飯店還是蘇州博物館，都在我們面前呈現優雅氣質下，地域文化的符號及古典線條下的現代體塊，這就是貝聿銘作為一位百歲建筑師留下的英名。作為一介建筑專業媒體工作者，我們在文化建設與自身修養上要補的“課”很多。恩格斯曾明確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這仿佛啟示說，只有先行者，才會成為勇于創新、敢于特立獨行的求索者，會是內心有強大力量的勇者，腳踏實地的開學風與文化之先。因此在慶祝新中國70年省思并銘記這些，權是為了當下的創新發展要求，要做思想的先覺、時代的先行、美德的先倡類的媒體人。

作者：金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