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錢幣文化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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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最早在1877年由德國地質(zhì)學家李希霍芬提出，（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不過它最初所指的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于河間地區(qū)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mào)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后來，經(jīng)過后世學者補充和修改，逐漸形成了目前公認的概念，即絲綢之路是指西漢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jīng)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lián)結(jié)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為經(jīng)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根據(jù)其具體走向，一般分為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①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外物資交流在亞歐大陸的交通動脈，更是中西方多種文化交匯發(fā)展的橋梁。不管是作為經(jīng)濟交流的一般等價物、還是作為政治文化的載體，錢幣在這條歷史道路上的左右一直都是不可忽視的。隨著近年來我國各地錢幣學研究熱潮的不斷興起，有關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也逐漸成為一個熱點。

一、我國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現(xiàn)狀與不足

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對象涵蓋極其豐富，從大類上講，分為經(jīng)它流入的外域錢幣和流出的中原錢幣兩大部分②，這其中又尤以對前者的研究為主，不僅包括了安息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波斯薩珊帝國、貴霜帝國、大食國、粟特國、印度德里蘇丹國等外國歷史貨幣，也包括了察合臺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突騎施汗國、黑汗國（喀喇汗國）、于闐國、回鶻汗國、龜茲國、突厥汗國、高昌國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貨幣②③。其中，波斯薩珊帝國、黑汗國（喀喇汗國）、察合臺汗國錢幣出土數(shù)量較多②③。經(jīng)過多年的積累，我國對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不僅在傳統(tǒng)的錢幣學領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編撰圖錄、專著，分析成分等〔④⑤⑥，在古文字分析（如佉盧文研究⑦），宗教傳播研究⑧等方面也起到了補史和正史的作用⑨，成為了整個中國錢幣學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由于種種原因的限制，我國對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還存在著幾點較為明顯的不足：

（一）研究地域相對狹窄由于田野考古出土實物的地理限制，目前進行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省份主要限于新疆和甘肅，特別是新疆。據(jù)筆者的不完全統(tǒng)計，70%以上的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相關研究成果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在其他省份中，作為絲綢之路不同時期起點的陜西、河南，相關研究成果遠少于新疆、甘肅；而不在絲綢之路上的省份，如湖南等省份，僅零星的見有研究成果公開報道。

（二）研究人員職業(yè)分布相對狹窄由于相關錢幣珍罕度相對較高、相關古文化知識相對艱深，目前從事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人員主要局限于考古文博口和錢幣學界內(nèi)部，范圍較小。遍布于社會各界的廣大錢幣愛好者和收藏者，特別是新疆以外的錢幣收藏者和愛好者還沒有投入到其中去。這不利于“群策群力”，無形中限制了對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力度。

（三）研究內(nèi)容相對狹窄目前對于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存在這兩個明顯的偏向：一是重外域錢幣，輕中原錢幣，研究成果多針對于外域錢幣的考證和對中原文化的影響，忽視了大量中原錢幣的流出對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和歐亞各國在錢幣學和其他文化領域的影響，從而降低了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國際影響力；二是重錢幣，輕文化，研究成果多針對于錢幣本身的各項屬性，對絲綢之路錢幣在政治、經(jīng)濟、宗教發(fā)展中的作用而言，研究深度還不夠。由于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其錢幣學研究也不同于其他地域的錢幣學研究，在這其中錢幣本身可能退居其次，而其上所承載的文化元素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也許，在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中，文化研究不是錢幣研究的“錦上添花”，相反的，錢幣倒應該成為串起各領域文化研究的“金線。”針對上述這三點不足，筆者提出了三條對應的新思路，時間所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惟愿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推動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在全國、特別是在內(nèi)地省份的大范圍興起。

二、突破地域限制，擴展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地城

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國范圍內(nèi)興起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可以分兩條不同的道路實現(xiàn)：

（一）針對其它處于絲綢之路上和在絲綢之路附近的省份，要加強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在當?shù)卣麄€錢幣學研究中的比重，強調(diào)其研究的重要性和潛在成果的豐富性。以陜西和河南為例，長安（今西安）、洛陽、汴梁（今開封）都曾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但由于這些城市本身又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古都，是殷商、秦漢、唐宋等文化的中心，錢幣文化研究的重點也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中國古代錢幣之上，使得絲綢之路錢幣文化成為了“偏門”、“冷門”。事實上，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這些地域也是絕大部分外國錢幣流入中原的終點，研究條件與其他內(nèi)地省份相比，依然十分優(yōu)越；同時，作為歷史上的文化中心，這些地域也是進行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相關文獻研究，特別是中原錢幣外流研究的最佳地點。所以，它們完全有理由成為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新中心。

（二）針對其它內(nèi)地省份，由于客觀條件限制，絲綢之路錢幣出土極少，零星的傳世品往往又缺乏清晰可靠的歷史傳承信息，缺乏實物，難以開展錢幣具體歷史信息的考證研究。所以，可以主要開展“外圍研究”，即不主要依賴錢幣實物的研究，例如古文字研究、相關文化領域的拓展研究等。這其中，各級錢幣學會需要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可以采取提供研究素材（圖片、數(shù)據(jù)、實物等）、定期組織研討活動等方法推動大家的研究熱情。不同地域的錢幣學研究者具有不同研究風格，必然能為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豐富研究成果的多樣性。另外在這些省份，絲綢之路錢幣的實物收藏，雖然難以通過出土或傳世的途徑獲得，但在網(wǎng)絡咨詢和網(wǎng)絡交易十分發(fā)達的今天，個人購買絲綢之路錢幣也變得逐漸容易；而對于博物館等文博單位而言，通過海外征集等手段也能彌補在本地難以直接征集的客觀困難⑩。同樣，研究信息交流，也可以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特別是眾多錢幣收藏論壇的橋梁作用，實現(xiàn)跨地域的零距離共享。

三、突破職業(yè)限制，壯大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隊伍

如前所述，目前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隊伍的人員職業(yè)范圍較為狹窄，雖然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對提高研究的專業(yè)性不無好處，但從長遠來看，必然會限制相關研究的發(fā)展深度和廣度，沒有堅實的群眾基礎，這項研究及其成果的傳播也必然受到阻礙。因此，我們可以借助各級錢幣學會之力，大力在不同職業(yè)范圍的錢幣愛好者中播撒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種子。他們或許不是絲綢之路文化的專家，但他們大多是分布在其他專業(yè)領域的人才，作為錢幣學愛好者，將自身專業(yè)特長與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相結(jié)合，突破職業(yè)限制和地域限制，將可望在交叉學科領域去的獨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以安徽為例，錢幣學愛好者中不乏對徽商經(jīng)濟文化研究極具造詣的專家，如果開展絲綢之路與徽杭古道錢幣文化的對比研究，就有可能得到非常有意義的結(jié)論。同樣，山西開展晉商錢幣文化與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對比研究，比較研究晉商錢票與絲綢之路“飛錢”在流通中的異同，也將必定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

四、突破學科限制，擴大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內(nèi)涵和外延

如引言所述，絲綢之路早已不僅僅是一條物資流通之路，更是一條東西方文化碰撞、對抗、交流、融合的神奇之路。因此，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研究的定義，也不能僅僅局限于錢幣本身、或者是經(jīng)濟學范疇的貨幣流通文化研究，和其他的錢幣學研究相比，它在文化領域各個方面相關研究的比重將明顯加大。從社會學角度看，伊斯蘭教、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的傳入中國都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它們也在錢幣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①③⑧輯訛輥，深入相關領域的研究，不僅對于相關宗教的發(fā)展史研究有所裨益，也能在維護祖國統(tǒng)一、提供強有力的史實支持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⑨。大力開展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激發(fā)全國錢幣愛好者的收藏熱情，還能從客觀上阻止目前新疆珍稀錢幣不斷外流的情況發(fā)生，為保留民族財富和記憶起到積極的作用輰訛輥。即使縮小研究對象，對于錢幣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內(nèi)容也不能僅僅局限表面現(xiàn)象，例如中外錢幣在形制上的相互影響④訛輯輥，更要著力于這種文化對民眾用幣習慣、服飾文化（例如使用小銀幣作為頭飾、面飾，小金幣作為鏈墜等）的深層次影響，挖掘錢幣除一般等價物之外的其他社會角色，從而將研究延伸到更多更廣闊的領域中去。由此可以想見，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的研究在將來絕不只是中國錢幣學或者世界錢幣學研究的一部分，而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發(fā)展的大平臺。結(jié)語本文通過對地域、研究人員和研究內(nèi)容的分析，指出了絲綢之路錢幣文化當前在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并根據(jù)各地不同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內(nèi)地省份開展相應研究的發(fā)展思路，希望能對推動這項研究在全國范圍內(nèi)的真正興起，為發(fā)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錢幣文化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