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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永州名城歷史文化價值與特色的思考
(一)城池建設永州歷史上人文與自然的緊密結合首先表現在其城池建設上。事實上,中國古代尤其長江以南的城市中,人工建設與自然形勢的緊密結合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溫州、福州、常熟、紹興等都是城建史上的經典案例。但若論其天然形勢于人居環境建設之便利,永州卻是頗為突出的!永州古城的選址——此處不論在大尺度區域地理格局中基于軍事、交通等原則的戰略性選擇,而僅論在下一尺度上對城市基址(天然條件)的選擇——是非常講究的:首先,瀟水繞城幾乎環其三面,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便利的水源和交通運輸條件。其次,在瀟水環抱的東岸臺地上恰恰有一座南北向狹長的東山,與瀟水一起限定出一個適宜聚居的范圍,并構成東部的天然防御屏障。第三,在瀟水與東山之間,又恰恰有一北、一南兩座山丘,成為歷代城市建設的重要坐標(或“生長點”)。此兩座山丘,北為萬石山,南為千秋嶺,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都已有明確記載,其殘存地形今日也仍清晰可見。但以往研究中對這兩座小丘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永州古城基址上最早興建的漢代侯國城,雖然目前尚缺乏準確的考古發掘證據,但根據文獻記載,大約就在萬石山一帶。唐代永州有“子城”,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和地形推測,也約略就在東山、萬石山、千秋嶺與瀟水形成的天然圍抱之中,甚至可能就是依山而建。宋代城池擴展,向東沿著東山山脊筑城,向西沿著瀟水筑城,因為地形狹長而南北收束呈棗核型,這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天然地形優勢,減少人工修筑成本。因此宋人吳之道的文章中早有總結:稱永州是“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關而固”①——說的正是這一天然地形是多么不可多得。再看城內建設對天然地形的利用。漢代資料太少姑且不論。從唐代開始,文獻記載中可以確定位置的所有最早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寺廟等)都選址在這三座山丘之上或山麓地帶,依山勢而建,以利防御和水患;后來用地不足才逐漸向山下平地發展。宋代以后形成的城中道路格局,主要有二縱五橫(或七橫)。橫向(即瀟水與東山之間方向)街巷多,正是充分利用瀟水岸線和濱水界面的表現。歷史上臨水城門曾多達5座,現存之清代格局中也有4座;這也說明了古代永州城內的生活與瀟水的關系是多么密切。因此我們可以總結,永州城規劃建設的特點正是“隨形就勢”、“依險設防”、“因山為城”、“憑溪為阻”。之所以稱其巧,就是因為它以最少的財力、最少的人力,充分利用自然環境的稟賦與優勢,來實現最大的效果。這種巧,是因為人們充分認識到自然環境的特點和價值;也是因為在規劃營建過程中,人們巧妙地選擇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適度地改造和修補自然;雖樸實無華,卻真可謂大智慧也。而事實上不僅僅是零陵古城,宋代以后永州地區下屬諸縣城——如祁陽、寧遠、江華、道縣、新田等——的規劃建設也都遵循著這樣的原則。
(二)文化環境建設永州歷史上人文與自然緊密結合的第二個特色,是在當地的文化環境建設與道德人文追求。這也形成了永州歷史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即古人是通過“自然”來“作文章”的。這一特色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賢皆從這片廣闊豐美的自然之中獲得靈感。不論遠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結、柳宗元、周敦頤、以及后來眾多的明清名士,無不如此。他們的文學和哲學思想,皆從對自然的觀察和感悟中生發出來;他們的成就離不開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兩代永州的大量貶官為例,貶謫對他們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這里豐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卻又撫慰了他們,陶冶了他們,成就了他們;而他們也為永州創造了深遠的文化。其二,文化的傳播在永州也是通過“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聞名,被稱為“石頭上的文學史”②。何以會形成這樣的特色?正是因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將他們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遠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滅。因此“自然”也成為一種精神、文化的傳播媒介。后人慕名而來,看到前人的印記,讀到他們的思想,有感而發,撰文刻石;后人再來,再讀,再刻。如此往復,精神一點一點流傳,文化一點一點累積和創造。因此可以說,永州的文化、精神與道德,不僅僅是用書本傳播,更是通過自然——準確地說是千百年來不斷被“人文化”的自然——來傳播的。其三,歷史上永州的文教設施建設也充分表現出與自然環境的緊密結合;這也說明文化教育事業在當地極受重視的歷史傳統。永州古代的學宮、書院數量巨大,筆者曾專門論述這些文教設施的選址和建設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勢、水形,以及對周圍自然環境要素的充分利用與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對在一風景極為美好之地——東溪——興建書院的闡述令人印象極深。他說:“其形勝如此,匪惟于禪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曠與奧與,于吾儒心性之學實有所裨。……曠與奧與,于吾儒技藝之學,更非無補。后之學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勝娛觀己,此所以為最也,所以難已疊葺也。”④用今天的話來說即:風景如此美麗之地,不僅適宜建設寺廟,當然也適宜建設學校。美好的風景對儒生的心性之學有益,對技藝之學也有益。后人在這里學習,如何會沒有所得、沒有成就?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學校呢?事實上,類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區明清府縣方志中比比皆是,這恰恰說明永州前人深諳優越的山水環境對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義;也說明他們懂得應該把最好的地方用來興修學校、進行文化建設。這次調研中我們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氣將原來萍島上的萍洲書院整修重建,作為永州文化的研究與傳播場所,算是對這種文化傳統的延續,值得提倡。綜上,永州的文化傳統是與它的自然環境不可分割的;我們必須從這個層面上來認識,才能體會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幾十年來的城市規劃建設中,全國很多地方政府和規劃設計從業者忽視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文化環境建設,造成了許多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破壞、文化傳統的斷裂、城市環境缺乏整體的精神文化追求等問題。當然這也更突顯出永州歷史文化傳統的珍貴。尤其在本屆中央政府大力倡導傳統文化繼承與創新的形勢下,永州更應該充分地認識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創造性地繼承與發揚。
(三)風景發掘建設永州歷史上人文與自然緊密結合的第三個特色是在風景的發掘與建設。其中最值得稱道的兩個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與宋代的《瀟湘八景》。前者是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山水游記的經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從事風景開發與設計的完整記錄。如果說是《永州八記》使永州之名終為天下人所知,那么這“名聲”正在于當地奇異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識珠、非凡發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風靡全國的“八景”文化之源頭。為何“瀟湘八景”會有如此廣博深遠的影響?以前不甚理解,但當第一次親臨瀟水之上,耳邊回蕩起北宋歐陽修“畫圖曾識零陵郡,今日方知畫不如”①、南宋陸游“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②的感嘆,則略有所懂。“瀟湘八景”,開啟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當地風景資源、并進行文化傳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實足以說明永州在中國古代風景開發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風景發掘歷史中又蘊藏著怎樣的人文精神?從元、柳的文章里,我們可以讀到他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去發掘風景的:這是一種“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無名地淹沒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將其發掘,為其命名,施其建設。這一方面因為永州的自然風景資源實在太美好、太豐富;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與天地參”、“贊天地之化育”的偉大精神,即人有責任及能力幫助自然之化育,發現其美,點化其神。元、柳的行為后來在永州地區也形成了相當深刻的風景發掘傳統,歷宋元明清,大量的風景地被發掘和建設,并伴隨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③。因此,今天我們不能單純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環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們如何吸引諸多名士將他們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點一滴融入到這個自然之中。這個“人文化”的自然、豐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獨有的魅力與特色。綜合上述三個層面的分析,筆者認為永州傳統人居環境營建的精彩之處正在于其人文與自然恰到好處的結合。因“巧”而“妙”。從現實的角度看,這正是古人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財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設如能繼續巧妙地選擇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適度地修補和加強自然,那么其文化傳統之精髓即得以傳承和發揚;反之如果今天忽視對自然環境應有的尊重與協調,一心只想高樓大廈的現代都市景觀,那么永州的歷史文化特色將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報不是終點,未來城市建設更應側重文化環境創造
今天永州能珍視自我的歷史文化價值,積極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許多相關的研究與保護工作,非常值得贊許。但名城申報絕不是一個終點,而是未來城市規劃建設的新基點、新起點。如何把握未來的發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篤行。在2007年中國文化遺產日由國家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聯合舉辦的“城市文化國際研討會”上,吳良鏞院士針對歷史文化城市保護與發展問題提出了“積極保護,整體創造”的八字原則④。這一觀點針對過去的單純保護而言,強調應將遺產保護與建設發展統一起來:不僅保護遺產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維護歷史文化環境的整體秩序,使新建設尊重所處環境的歷史文脈,并加強原有文化環境特色。技術方法上,整體創造并非復舊,而鼓勵在尊重歷史、尊重整體秩序的前提下適度創新。吳氏常常談到紹興“蘭亭”與武昌“黃鶴樓”的案例。蘭亭因王羲之而久負盛名,然而今日蘭亭早不在東晉舊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擇地重建;本是“偽古董”,然“經康熙乾隆之游幸與題記,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黃鶴樓歷史上更是九毀九建,每次設計均依當時之審美與創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損傷其作為重要文化地標之真實性與深厚價值。此二例旨在說明,文化環境不僅是前人創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繼續創新。所欲“整體創造”的正是一個既延續歷史文脈又反映時代精神的文化環境。這也正是永州在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過程中及申報成功之后,需要不斷思考與著力之處。并且,必須把文化事業、文化產業與文化環境的創造統籌考慮,放到城市發展的戰略高度來思考。因為文化經營與文化環境營造不僅是永州歷史上的寶貴傳統和突出特色,必須繼承;也是永州未來城市經營與發展的巨大優勢。
三、對名城申報相關工作的其它建議
此外,強烈建議盡快開展永州古城相關的考古發掘及論證工作,為其城建史研究提供佐證。尤其是對歷史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漢、唐、宋、明清等幾個重要城建時期形成的城池范圍及主要公建的基址范圍。考古發掘是城市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工作,目前對永州城市營建史的相關研究仍主要依靠歷史文獻記載,而苦于考古證據的缺乏。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和深化,對永州古城的歷史價值極有可能產生新的認識與提升。以“子城”為例,唐宋地理志及柳宗元文章中都曾提到當時永州筑有“子城”;而唐宋州軍子城也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如果永州古城的考古發掘中能有所發現,將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此外,目前古代永州城建史研究中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也需要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一一落實。
作者:孫詩萌單位:清華大學建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