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文化促進社會治理創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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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如何科學有效地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是學術界的熱點議題。史料表明，傳統治理發展到現代治理的邏輯徑路，其決定性動力不是源于外力強制，而是源于行為者之間彼此認同并相互發生影響的文化作用。在西方，人文思想對社會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西方文化學者一致認同是文化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無文化則無社會。在中國，久遠深厚的傳統文化為古代社會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文化資源和思想指引。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從創立伊始，其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標就是要恢復、鞏固建立在宗法封建體制基礎上的禮儀制度文化體系。在當代中國，善用傳統文化的精華———禮儀文化，對于社會治理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禮儀文化促進社會治理創新的特殊機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構建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既需要放眼世界，借鑒西方先進的社會治理經驗，更需要立足本土，從傳統文化資源中去尋找智力支持。反觀禮儀文化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廣泛滲透與深刻影響，正是基于其發生作用的特殊機理，從而促進了社會治理的創新。

(一)禮儀文化是協調社會關系的特殊紐帶社會治理對象是社會整體、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和社會個體，其實質不外乎是治理發生于其中的各種社會沖突和利益矛盾，從而理順各種社會關系，充分發揮群體、組織和公民個人的優勢與積極性，維護和促進社會的和諧有序發展。只有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價值觀，社會成員才可能在這種共同文化價值觀的指引下持續互動，獲得社會關系的協調及社會矛盾的緩解。從傳統中國的社會治理來看，以中庸、和諧為要義的禮儀文化，其蘊含的禮讓、尊重、敬虔、仁愛等要素把不同社群融合于家庭、宗族和國家之中，為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倫理規范和價值引導，成為協調社會關系的特殊紐帶。正如清代學者凌廷堪所言:“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為教也，下以禮為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至于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于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于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于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天下無一人不囿于禮，無一事不依于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于禮而不自知也”。這種人人自覺學習并且終生踐行“禮”的風氣就是傳統中國社會所形成的禮儀文化共識，對傳統中國社會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保持了傳統社會生活的井然有序。在現代社會，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變革，不同社會主體都在經濟的快速變化中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訴求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利益訴求也越來越難以滿足。在這種利益訴求多元化帶來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背景下，社會交往應該基于一種合作的愿望。正所謂有禮才能有節，有節才能有序，也才能更有利。社會治理建立在社會成員對共同的事務達成一定的共識與妥協的基礎上，這不僅是禮儀文化與社會治理交集的體現，更是禮儀文化在推進和完善社會治理方面如何發揮功能的邏輯。作為和諧文化的禮儀文化，天然地成為協調社會關系、優化社會結構、統一不同思想的精神紐帶。在社會治理中引入禮儀文化并融通和強化，可以在社會群體等社會結構之間，形成禮儀文化共同體，使社會成員從內心自覺地維護自己生存的社會氛圍和制度環境，從而構筑有利于社會治理的思想基礎和文化心理。當前，中國社會問題呈現出多領域、多類型、多方面以及突發性等特點，社會不穩定、不和諧因素明顯增多，社會治理面臨的困境亟待破解，需要從禮儀文化中尋找和挖掘智力支持。

(二)禮儀文化契合了社會治理剛柔相濟的基本需求現代治理作為一種以人為本的治理方式，以各行為主體間的多元合作和主體參與為治理基礎，以民主、協商、溝通為主要對話方式，但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制度約束和剛性管理作保障，也會成為一盤散沙”［2］。在現代社會，禮儀文化中一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為規范被納入到法律規范及制度規范中，已經具有了正式制度的外在強制性特征，而禮儀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內容，通過浸潤和陶冶的方式雕琢國民德性，形塑高雅氣質，是弗里霍夫所講的“良心造就公民”，具有柔性治理的內在自律性特征。成功的社會治理應該是綜合治理，是剛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的結合，單靠某一種治理方式是不能實現“善治”的。比如法律治理屬于剛性治理，而且法律治理只有在行為主體違反了法律規范之后才能對主體的行為實行強制性懲治，具有滯后性。政治治理實行政府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政府大、社會小，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命令與服從的關系，政治治理屬于強制性的單一管理，是典型的剛性治理。誠然，從文化即人化這個廣義的視角來看，社會治理無論是采取法律治理還是采取政治治理抑或二者兼治的形式，都無法脫離“文化”的統領，謂之法律文化、政治文化或者制度文化。但是，從對人們發生作用的角度而言，這些包括憲法、法律、規章、條例等在內的制度文化，強制作用于社會成員，社會成員無法抗拒只能遵從，違者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或者制度懲罰，具有剛性約束力和直接強制性。禮儀文化則不然，它融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于一體，契合了社會治理對于剛柔相濟的需求，彌補了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在社會治理中合理利用禮儀文化的功能，有利于促進社會實現“善治”。一方面，禮儀文化中的一部分內容，比如國家祭祀活動與拜謁方式等方面的規定以及司法、政務、軍務等禮儀方面的規定，或者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定，或者以制度規范的形式規定，都具有嚴格的“剛性”約束力，對祭祀、司法、政務以及軍務活動進行規約。有關國旗、國徽和國歌的禮儀，更是以憲法條文的形式對行為者進行約束。即便是企業管理領域的禮儀規范，也具有強制性特點，成為企業自上而下強加執行的行為準則。另一方面，禮儀文化中相當一部分內容，比如風俗、習慣、儀式等的約定俗成又屬于非正式制度，不是依靠社會的強制力對社會成員發生作用，而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浸染植入人們的意識之中，通過作用于人的內心，進而提升人的覺悟、完善人的品格來實現社會的柔性穩定。因此，利用“禮儀文化的傳統積淀性、規范約束性和民俗滲透性來促進社會治理創新，并由此達到群體行為協同和整個社會和諧的目標”［2］是大勢所趨。

(三)禮儀文化通過人的自省和踐履而達到社會的善治社會治理中的法治、政治等治理方式，需要相應的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工具做后盾，依靠外在的強制力達到治理的目的。維護這些暴力工具并使之正常運轉，需要支付管理、建設、維修、控制和監督等中間環節的費用，這些中間環節可能會滋生腐化、變質等有損法權和國威的事情，嚴重影響到社會治理的效果，甚至產生更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禮儀文化參與社會治理更多的不是基于外在強制力，而是由內而外的影響人的思想和行為，形成內在驅動力，促使社會成員逐漸養成和諧、尊重、包容的現代公民意識，最終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現代公民道德，降低社會治理成本，提高社會治理效率，這是由禮儀文化的形式和本質決定的。著名禮學家沈文倬先生指出:“禮是現實生活的緣飾化”。意思就是禮儀滲透在現實生活中，從其外在形式來看，始終貫穿著社會成員的審美體驗，體現著社會成員對美的追求。而“禮儀活動的每個參與者既是審美的主體，又是審美的客體;既是對方欣賞的對象，又是以審美目光欣賞對方的。這樣無形中禮儀實施的過程，轉化為一個審美的過程，交往雙方相互感悟，從審美的視角認識、把握對方的言行、思想，以使情感得到一定的交流”。［4］16經過千百次的審美積淀，道德意識得以形成，這正是禮儀文化的內在本質。內在本質的化成，又對外在形式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荀子云:“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這種學禮、踐禮從而鑄就禮德的過程，既是禮儀文化在現實生活過程中的體現，也是社會成員對現實生活秩序認可程度的體現。這個過程和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發秩序”或“增長的秩序”是一致的。通過內心自省與外在壓力的結合，實現社會的善治，省去了常規社會治理的控制、監督等中間環節，不需要政府直接插手具體的治理事務，而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法規和制度的制訂與引導上去。通過禮儀文化的影響力、吸引力和認同力、感召力來促進社會治理，這樣既減輕了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成本，又容易調動各方面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形成良性循環和互動，真正對社會起著決定性作用。

二、禮儀文化促進社會治理創新的實現路徑

(一)遵循禮儀文化作用的機理探求治理觀念的轉化禮儀文化通過學習和傳播的過程，形成兩種機理:一是禮儀從觀念、行為到習慣的內化機理;二是從規范、風俗到秩序的外化機理。根據禮儀文化發生作用的機理，把禮儀文化融入社會治理之中，探求社會治理觀念的內化與外化，是社會治理的認識基礎和前提條件。在社會治理中，政府引導，社群參與，都離不開人這個社會個體，因為人是組成政府和結為社群的核心要素。人的德性修養直接影響到社會治理的優劣。禮儀文化雕琢國民德性，涵養公民素質。通過加強禮儀文化建設，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入禮儀文化教育之中，為社會治理輸送高素質的現代公民，即培養具有向善、包容、適度、和諧、尊重、謙讓品格的公民。這種公民品格的形成，必須遵循禮儀文化從觀念、行為到習慣的內化機理，使社會成員引起情感上的共鳴，思想上的共識，在內心成長出禮德的精神，去除非禮行為，養成守禮、循禮習慣，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都能體現出高度的禮儀修養與教養。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基本的禮儀規范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應該且愿意遵循并去踐行的，這不僅基于內在向善求美的驅動力，也基于外在輿論壓力和利益壓力，這正是禮儀作用機理的外化，通過壓力機制發生作用。社會成員在社會交往中若不懂得遵循禮儀規范，不僅在人際交往中會遇到阻礙和麻煩，而且還會感受到一種來自外界輿論譴責的壓力。因此，禮儀規范成為引導社會成員順利進入社會組織、群體并打開局面的指南。而一定的禮節、儀式在一定區域內流傳日久，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或者節日、慶典中必須要做的一個程序時，就發展成為了一種風俗習慣即民俗。民俗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治理。遵循民俗，區域成員就能獲得情感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滿足，反之則招致輿論的壓力和利益的壓力。民俗對外來者的言行也往往會起到規范和震懾作用，使外來者基于外在的社會輿論壓力而謹小慎微，從而對異域特有的儀式和規定保持尊重，拉近與他人的距離。禮儀文化正是通過內化機理和外化機理來實現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從短期來看，這些外在壓力的存在，能夠通過約束社會成員不去從事某種活動，或者通過給予鼓勵而支持、強化社會成員從事某種活動。從長期來看，一旦這些禮儀規范的約束作用持續下去，隨著時間和次數的累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習慣都有可能發生某種改變，從而促進社會的有序發展。

(二)把握禮儀教育的環節形成治理的長效機制現實的情況是，由于不同社會成員的禮儀文化教育水平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利益訴求的多樣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禮儀文化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沒有引起充分重視，暫時無法凸顯其優勢。要想把禮儀文化真正融入社會治理之中，必須抓好禮儀教育和實踐養成兩個環節。禮儀教育要取得實效，規范、合理的禮儀教材是關鍵。目前，國內出版的禮儀書籍及教材已有不少，但普遍存在缺陷，使得許多教材的禮規各出其門，甚至相互矛盾，不能保證其科學性和規范性。針對這種現狀，必須有組織地綜合有關禮儀學、民俗學、倫理學、交際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針對各社會階層的特點，撰寫禮儀系列教材，使社會各階層能借助教材，學習禮儀知識，運用禮儀規范，培養文明的習慣和素質。從當前現實來看，實踐養成出成績見效果，需要多方聯動，有效整合社會資源，確保公民禮儀素質教育的一致性，形成教育合力，才能發揮禮儀文化促進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作用。如:要充分發揮課堂教學主陣地作用。充分調動全體公民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使公民踐行文明禮儀。總之，要從整體上規劃公民禮儀素質教育培訓工作，形成禮儀素質教育的長效機制，以適應禮儀文化建設促進社會治理創新的要求。

(三)抓好契入的關鍵推進禮儀文化融入社會治理政府要積極培育和構建禮儀文化體系，準確規劃、推進禮儀文化融入社會治理。總體來看，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有:充實禮儀師資隊伍建設、做好禮儀文化建設發展規劃、推進禮儀文化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制定、路徑設計、所需財政預算和財政投入、狠抓基礎設施建設等。政府需要在宏觀把握方面下功夫，積極倡導、推動禮儀文化建設，切實引導公民積極參與禮儀文化建設，努力踐行文明禮儀。同時，政府還需要加強禮制建設，把各行各業基本的禮儀規范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或者以規章制度的形式制定下來，從而能夠讓所有社會成員清楚明了地遵循并去踐行。此外，政府還應該通過開展比如國家公祭、國慶典禮、重大運動會的開幕式、閉幕式等一些特殊且富有紀念意義的禮典儀式去倡導、渲染學禮、踐禮的風氣，抓好政府引導和群眾參與兩個關鍵，推進禮儀文化融入社會治理之中，從而取得社會治理的實效。

三、禮儀文化促進社會治理創新的未來趨勢

(一)禮儀文化將在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方法論中發揮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論述了既要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又要創造發展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并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這個論述闡明了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內在聯系: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通過滲透于日常生活與社會交往以涵養、凝聚、提升民族精神。著名學者胡鞍鋼指出:“今天的中國是前天的中國(1840－1949)、昨天的中國(1949年之后)內生性演化而來，絕不是外生性移植而來。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更具有‘中國性’或‘中國特色’，它是由中國歷史傳統、文化傳統、歷史軌跡、歷史選擇所決定的”。［5］如何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在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凝聚人心的禮儀文化認同，筑牢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根基，如何在多元化條件下，構建尊重傳統、包容多元的禮儀文化以促進社會治理，是社會治理題中的應有之義。要以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通過培育開放、包容的現代禮儀文化，在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價值的基礎上，逐步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公民道德，提高文化創造的效率和價值，增強社會治理的水平。這是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方法論。

(二)禮儀文化將成為構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元素從根本上看，軟實力關乎民族興衰、國家強弱、人民貧富，對任何國家的發展不可或缺。“在國際較量中，一個國家硬實力不行，可能一打就敗;一個國家軟實力不行，可能不打自敗”。［6］縱觀世界，國家間的競爭實質上是國家之間軟實力的競爭。國家軟實力的核心要素表現為民族凝聚力和社會文明度。這兩個方面通過公民的文明素養體現出來，可以說，國家軟實力提升的過程，實質就是公民文明素養提高的過程。在國際化的今天，中國想在世界舞臺上一顯風采，必須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重樹社會生活中的禮儀規范，用禮儀的方式約束公民的言行，利用禮儀的傳統積淀性、規范約束性和民俗滲透性，為建設和諧文明的國家社會形象創造有利條件”。［7］因此，把禮儀文化融入到社會治理中，對于增強禮儀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改變國民精神淡薄、社會道德失范、公民理性缺乏、公民素質不高等方面具有其獨到的優勢。

(三)禮儀文化將隨著社會治理創新而實現自身的創新從公民治理的需求上看，隨著大量社會自治組織的出現以及新媒體的興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空間和途徑不斷得到拓展。公民普遍不希望被控制、被強制，而是渴望被尊重、受重視，得到以禮相待，主張參與、協商、合作與對話。這種解決矛盾與問題的方式與手段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可和支持，而這種認可和支持使得社會治理更為有效。然而，“這些年，一些單位包括有的領導機關，講面子不講規矩，講關系不講原則，遇到矛盾繞道走，問題擺著拖著長期得不到解決，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使一些規定變成了‘稻草人’，擺在那里沒有用，群眾反映很大”。

當今干群矛盾、黨群矛盾如此突出，很多時候都從一方對另一方的失禮、需求的漠視開始的。反之，干群關系、黨群關系和諧，群眾滿意度高，則與受尊重、被禮待息息相關。推而廣之，各種社群關系概莫能外。在現代中國，禮儀還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其研究重視不夠，這既影響禮儀文化的建設，也制約禮儀文化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發揮作用。因此，加強禮儀文化建設，必須加強禮儀文化學的研究，使禮儀研究的成果更加豐滿，從而更好地為社會治理創新服務。同時，隨著社會治理創新的不斷推進，禮儀文化也必將隨著社會治理的創新而實現自身的創新。

作者：蔣璟萍 袁媛淑 單位：湖南女子學院 禮儀 家政研究與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