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學理論建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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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彝族文化學是一門構建自己理論知識體系的學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會科學,具有科學性、民族性、復合性等學科特征。
彝族文化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又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的淵源可追溯到彝族畢摩經,但直到20世紀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及民族文化學的多方面的展開和深入,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目前,彝族文化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整體的學科建設,以推進彝族文化學學科的整體進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學的微觀研究方面成果顯著,影響尤大,而彝族文化學宏觀方面的理論體系和方法研究則稍顯不足。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理論建設關系到整個學科的走向和進程,關系到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特色和學科地位。鐘敬文先生在論述民俗學學科建設時,曾指出:“民俗學的所謂‘學’的含義,主要就是這種理性的認識”這對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因此,彝族文化學的理論體系構建及其相關的理論問題,應該是彝族文化學研究的一個中心課題。本文就這個方面談談個人的一些淺見。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學
談到彝族文化學,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學學科的定義問題。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學呢?彝族文化學的定義包含了研究對象和范圍兩個方面的內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學的研究范圍和對象呢?彝族文化學作為狹義的民族學學科,民族學的學科范圍界定,對彝族文化學不無啟示。一般來說,民族學的研究對象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民族。在1950年代以來學術發展延續性的影響下,人們將民族學定義為“以民族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把民族這一族體作為整體進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發展以及消亡的過程,研究各族體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它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獨立學科。”“一般說來,民族學是研究民族的科學。如說得更具體點,民族學是研究現代各民族發展規律的社會科學。”“民族學是一門研究處在古今一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的所有人們共同體的歷史科學。”[4]第二種觀點在進入1990年代以后逐漸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認為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認識。“民族學并不是一門專門研究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也不是專門研究民族共同體的科學。”“民族學是世界各民族歷史的和現實的生活與文化的一門科學,是一門考察各民族文化,從事于記錄和比較的學問。”“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文化,而不僅僅是民族,民族不過是文化的載體之一。因此,民族學研究的對象實際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可以說,彝族文化學的研究顧名思義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學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觀上來說,二者同為一體,就如物質與精神在一個人身上得到了統一。先有民族實體———彝族,再產生精神狀態———彝族文化。正因為有這個民族實體的存在、發展,才有了相應的彝族文化。這里有個產生的時間邏輯關系。但二者從辯證的關系來看,則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產生,尤其是屬于文化范疇的民族意識、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標志和內在動力。
基于以上的認識,我們現在把彝族文化學定義為:彝族文化學是一門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質和彝族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的人文社會科學。
這個定義可以理解為三個概念層次:一是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終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質和彝族社會發展規律;三是學科類別性質———人文社會科學。第一個概念層次已在前邊作了闡述。第二個概念層次與第三個概念層次有著內在聯系,研究的目的決定了研究學科的性質。彝族文化學從科學分類上,既屬于人文科學,又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是指那些主要以人類社會的組織與結構、體制與關系、功能與效率、秩序與規范的研究對象,并為人類社會之有序、高效運作提供知識、理論與管理手段的科學。”“人文科學,則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價值體系與心靈情感為研究對象,并為人類理解把握存在意義、生命本質、生活目的等終極性問題提供價值理性、知識、思想、理論的科學。”[8]二者同是以人為中心的科學,只是研究的角度、層次、領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學著重于人的本質屬性,如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精神屬性,社會科學則側重于社會文化的系統,如社會經濟系統、社會政治系統、社會文化系統,突出表現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上。彝族文化學屬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科學,是人文社會科學。
二、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特征
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特征主要包括學科的科學性、民族性、復合性等三個方面。
1、科學性
彝族文化學作為一門人文社會學科,屬于科學的范疇,因而具有科學性的特征。這個特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學研究是一個對彝族及其文化的認識過程,彝族及其文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人們對它的認識有一個簡單到復雜,局部到整體的過程,這個認識過程是與彝族及其文化的發展是相對應的。一方面,彝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產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時,自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思維邏輯也得到了發展,這是彝族作為民族主體對自己及其文化的認識過程。另一方面,彝族作為一個獨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種文化事象上表現出來自己的民族意識、性格、風格,如畢摩經、彝族服飾、民居、歌舞、民間文學等等。因其文化的獨特個性,具有自身的研究價值,從而引起國外研究主體的關注、參與、深入研究、認識。這個認識過程也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從外在表現到內在本質的客觀認識過程,符合科學的認識規律。兩個方面的認識過程決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決定著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價值。
其二,彝族文化學是一門構建自己的理論知識體系的學科。前述彝族文化學之“學”,是一種理性認識,是一個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一門學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會實踐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論體系是否健全、完善,有發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斷標準。這個標準的科學性主要包含兩個發展過程,一是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發展過程;二是從理性認識在客觀現實中檢驗豐富、完善的理論發展過程。相對說來當前的彝族文化學研究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層面上,熱衷于對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羅列、闡述,雖然一些瀕危的文化事象,如畢摩經的搶救、搜集,傳統文化生態傳承保護是必要的,但庸無諱言,彝族文化學的這種微觀研究過熱,宏觀研究不足的狀況沒有得到改變,勢必影響彝族文化學的整體進程。這種過份注重微觀,單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學的獨立品性面臨邊緣化的危機。雖然現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熱鬧,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當作其他門類學科輸送、提供材料的資訊庫。一門學科的第一階段是明確研究對象,然后進行研究對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搶救、保護工作。第二階段是在此基礎上挖掘整體文化的深層內涵,探索內在邏輯關系,并進行自身的理論構建,在多學科的交匯與融合中凸顯自身的學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使之成為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獨立學科。從這個意義上講,彝族文化學要成為一門真正獨立的、成熟的學科,其學科的理論性構建仍任重道遠,但這是不可忽視的。
其三,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是一種具有創造性、實踐性的社會活動。科學性表現在客觀性、創造性和實踐性三個方面。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是因為它從客觀實際出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事物的內在發展規律,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這個認識利用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的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創造性是重要的內在因素。事物是發展變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對性的一面,理論來自實踐。理論要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實踐活動,其與時俱進的創造性尤顯重要。同樣,彝族文化學的學科建設是一種具有實踐性和創造性的社會活動。彝族文化學的發展不能離開其產生和發展的客觀實際。彝族文化學要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以適應、促進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發展、進步,其理論方法的創新是關鍵。如何創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來的過程是認識升華為理論的過程,去的過程則是理論檢查、豐富、發展的過程。彝族文化學現在面臨著兩個歷史性機遇,一是國內現代化和國際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興學科層出不窮,學術環境、氛圍大為改善的學術背景。如何在這兩個歷史性機遇中,以創新的姿態面對彝族文化學新形勢,更新學術理念,調整學術方式,構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學理論體系,自覺地建立彝族人文傳統的文化品格與時代特征的國際彝族文化學,成為彝族文化學研究主體所面臨的一大課題。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現實。彝族文化學作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門學科,具有較為明顯的民族性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科的研究對象
從內容上看,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文化滲透著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構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諸要素和它們的各子要素及其歷史演化過程本身就屬于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對象、范圍,諸如彝族的語言、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族心理、歷史、文學、倫理道德等。
(2)學科的理論構成
彝族文化學的學科理論源于對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過程中,研究對象本身的民族性決定了其理論構成的過程,不能離開這個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體的價值取向滲透著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畢摩經中的《吾查買查》翻譯成不同民族語言的研究文本,其過程由于不同民族語言本身的差異性,作品的原生態性會出現脫落、異化的情況。這是研究對象決定的客觀差異性。沒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為主的以主體自居,視研究對象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驗理論來分解、包裝、組合、炮制,這樣的學術理論構成必然是空間失敗的。只有承認民族性的前提下,改變以往“主———客”關系,虛懷以待,還原客體同樣的主體身份,變成“主———主”關系,相互傾聽、交流、對話,達到文化的溝通、理解,這樣才能真正深入一個民族的精神層次,這樣的理論構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過學習研究對象的民族語言,以平等、虛心的姿態切入研究領域,他們的研究成果、理論構成也最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這個過程是雙向的。一方面,在學習研究的過程中,這個民族的獨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滲透;另一方面,這種滲透又通過其研究文本或理論構成表現出來,又因為研究者自身擁有的民族文化精神與研究對象的民族文化精神產生碰撞、融合的良性運動,其理論構成更具有文化參考價值。
(3)學科的表達形式
彝族文化學具有的民族特征還表現在其表述的文體形式上。彝族文化學的理論體系的構建需要吸納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的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吸納的過程也是民主化的過程,原本屬于異民族、異文化的理論、方法,要吸納、融合到本民族的學科理論中,必須要考慮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審美標準、歷史狀況,尤其是表述文體,這樣才能使外來理論有機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體系中。實現理論的民族化、本土化,成為具有彝族文化學特色學科理論。彝族文化學也只有在這種不斷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實現科學理論的本土化、民族化,從而得到發展、宏大。
3、復合性
彝族文化學的復合性是歷史發展情況和學科發展要求決定的,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由于受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環境的制約影響,形成了研究對象的多層次、多形式的復合性特點。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學本身的發展規律要求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地域的研究主體的參與,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體的復合性特點。
(1)研究對象的復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種文化因素、文化層面互化和整合的結果。彝族的歷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時期,其經歷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貴高原,接觸交往過的民族有早期的華夏族,后期的漢族,還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納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獨龍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過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華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農耕文化圈、建國前保留著母系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等多層次社會形態。這種由歷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復合性的特點。從彝族的畢教來看,有著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傳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漢族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道教的“五行說”、“三界六道”說等等外來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門也融合了彝、漢、白族等建筑藝術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體的復合性
彝族文化學最早興起于國內,逐步向國際型學科發展。彝族文化學的產生、發展來自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的學者、專家共同合力的結果。如早期的杜達爾·特拉格來、安郵德、拉波特、儒貝爾、托雷爾、奧爾良、沙爾雅、享利·科爾迪埃、侏祿維亞等;中期的楊成志、丁文江、高華年、馬學良、馬長壽、余學良、傅懋勣、林耀華、方國瑜、羅國義、劉堯漢、施學生、果吉寧哈、馮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漢族中青年學者。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體群一方面給彝族文化學注入了新鮮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們的學術理念、理論方法使彝族文化學的研究別開生面,為學科建設提供了極大參考價值,同時推動彝族文化學與國內外學術發展方向、發展潮流進一步融合、接軌,彝族文化學進一步實現了學科國際化的目標,把彝族文化學納入國內、國際的學科建設平臺上,使彝族文化學的發展空間趨于廣大。新晨：
(3)學科研究的復合性
彝族文化學研究對象的多元性及研究主體的多元性,客觀上也帶來了學科研究的復合性。一方面,彝族文化學研究對象的不同,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同,學科的交叉研究,諸如彝族的歷史、語言、經濟、社會、宗教、政治、文學、哲學、民俗,不能靠單一門類學科,它需要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政治學、民俗學等相關學科進行多元學科交叉、立體研究,這樣才能對彝族文化學有個整體、系統的研究、認識。另一方面,不同學科的理論方法也在彝族文化學中得到了交叉應用,如歷史比較法、文化比較法、參證研究法、田野調查法等。同時,研究主體的復合性,本身就把學科多元性、研究方法多元性合二為一,集中在研究者的能動性研究中,體現在彝族文化學的研究成果之中。文明是多元的,沒有一種文化是純凈的,只有使彝族文化學的研究主體、客體、學科實現了多元化,才能使彝族文化學生生不息、發展繁榮。彝族文化學的發展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并且在以后的發展中將會得到更深刻的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