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民族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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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屠城

④土肥原賢二在下令攻城時，同時宣布了攻陷成安縣城后屠城7天的邪惡命令。1937年農歷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入城后的日軍對無辜群眾展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日軍殺人方式多種多樣且極其殘忍，他們將在“萬字會”躲藏的幾百名群眾押解到文廟東的大坑里，用機槍掃射的方式將這些群眾集體殺害。城內東大街路南三間大屋內，藏有100多名逃難的婦女兒童，鬼子將該屋的大門鎖住，在外邊堆滿柴草，澆上汽油，將這些婦女兒童全部活活燒死。當時北街有許多被日軍殺死的中國群眾的尸體，有個不到兩歲的嬰兒爬在一個婦女尸體上邊哭邊吃奶，一群日本兵圍著小孩狂笑不已，后來兩個日本鬼子殘忍地各拉住孩子的一條腿撕成兩半，扔出去一丈多遠。日軍除了瘋狂殺人外，還對城內婦女肆意污辱。在三圣廟前，一群日軍肆意輪奸一位17歲的少女。南街王家樓上的一群日軍，一邊飲酒，一邊污辱他們擄來的4名年輕的婦女。不僅如些，日軍對年紀較大的婦女也不肯放過，一個50多歲的婦女也沒有逃過日本鬼子的百般折磨與蹂躪。除了對活著的人予以殘忍的殺害外，日本鬼子在城內還集中了一批被他們殺死的男女群眾的尸體，脫光他們的衣服，將他們擺成跪著、仰著、立著的各種姿勢，供他們恣意取樂。面對日軍在城內燒殺奸淫，城外的中國軍民義憤填膺，農歷十月初四進行一次反攻。此次反攻雖然失利，但殺掉了100多個鬼子。事后，為了報復中國軍民的此次反攻，鬼子對城中剩余的百姓再次進行野蠻的屠殺。兩次屠殺，在城內共殺害群眾3718人，在城外附近的高莊、范耳莊等村殺害群眾1600余人，合計共5300余人。

二、文化心理分析

抗戰爆發時，中國文化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其內容頗為博大精深，在自身神道、中國儒學、佛教、西洋文化等基礎上形成的日本文化也是自成一體，要從兩國文化的整體上考究某一歷史事件，難度非常大。另外，對于一個具體問題，從文化的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出發來進行研究，得到的結論也會各不相同。因此，在從中日兩國民族文化心理層面對成安慘案進行考察時，我們也只能在中日兩國民族文化中擷取與慘案有關的方面來對此次歷史事件進行概要的分析和探究。我們先來考察此次歷史事件中中國軍民的普遍心理。成安作為華北平原南端的一個農業縣，人們在世代的農耕生活中形成“忠厚、誠實、堅忍、耐勞”的精神特性①，具備這種善良秉性的人們在平素的生活中一般也是各守本分的，那么這樣老實、本分的成安人民為何會對日軍的進攻給予激烈的抵抗，解釋這個問題需要深入考察我們中華民族群體的文化心理。具體來講，此種現象緣于以下的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其民眾的內心隱伏著較大的愛國熱情，同時中國人身上也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文化基因。民眾身上的這種文化心理一旦以某種方式被點燃以后，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像中國歷史上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一樣，為捍衛民族和自身的尊嚴，即便舉城赴難，也在所不惜。成安抗戰前，從北京回鄉的大學生李國良（共產黨員）等人組織志成小學、模范小學等學校的師生，到集市上游行示威、演出文藝節目、張貼標語，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宣傳活動，以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喚起民眾抗日激情。各學校還組織學生，進行劈刀、刺槍、野戰等軍事訓練，教唱抗日歌曲，提高學生愛國思想。愛國教師李藻每逢節日，就在大街上向群眾進行演講，宣揚沒有國就沒有家的道理，講述日軍在中國東北的暴行，說到傷心處，聲淚俱下，傾聽演講的群眾受到了極大的感染，增加了對日寇的仇恨。國民黨第三十二軍商震部路經成安時，在文廟前放抗戰題材的電影，揭露日寇在我國東北的暴行，更激起各界人士對日軍的仇恨，增強了抗戰的決心。這樣一來，在成安縣城鄉之間彌漫著一種愛國和抗日的激情。這種激情催發了成安軍民對日軍的英勇抵抗并對日寇造成大量的殺傷②。其二，在戰斗、慘案發生前，群眾又對政府官員、民間及家庭權威表現出了一種服從的心理。河北省保定、石家莊、邢臺、邯鄲、肥鄉等地，沒有發生民眾參與的抵抗，主要緣于當地政府官員的抗日態度，上述地方的政府官員面對日軍的進攻，一般都選擇了逃命的方式。與上述官員不同的是，當時成安縣長李熙章是一個具有民族氣節的愛國知識分子，為政清廉，在當地群眾中享有較高的威信。此人積極主張抗日，他把縣政府的工作人員、警察組織起來，又把當地群眾組織、武裝起來，這些群眾武裝與守軍一同巡邏、站崗、守城。這樣，群眾服從于當地權威———政府的號召、組織，也選擇了抗日的態度，進行了抗日的行動。日軍屠城前，政府未下達疏散群眾的命令，群眾雖然心理忐忑，但多數沒有逃亡。另外，當日軍已經開始屠殺后，一些群眾因未得到官員或家長的指示，依然沒有逃跑，例如，縣城里有一個商戶，由于其父讓他看護鋪面，其嚴遵父命，在日軍開始屠城后，未及時逃跑，結果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下③。上述心理的形成源于儒學的“忠”“從”思想，儒學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也是衡量中國人是否善惡的標準，作為其核心的禮義忠信等思想已深入中國人的骨髓與血液之中，自覺不自覺地引導著中國人的行為。在封建社會，由于中國實行家天下制度，儒家核心思想忠君與愛國融為一體，具體表現為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就是忠君。辛亥革命后，皇帝雖然不存在了，但“忠”的思想依然延續下來，表現為忠于國家。“從”的思想，在中國也源遠流長，集中表現為儒學的三綱五常，即臣從君，子從父，妻從夫，進而擴展到服從身邊的權威，即家長、老師、上司等。遇到事情，聽從這些權威的指揮，在他們的安排下行動。

另外，城內的中國民眾缺乏對日軍的應有認識，存在一種想當然的心理，以自己以往的常識、經歷、行為標準來斷定日軍的預期行為。如城內老百姓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逃亡，即是因為多數老百姓想當然的認為日軍的作戰對象為中國軍隊，不會殺老百姓，但日軍進城后屠殺的對象就是這些老百姓。一些群眾認為逃入慈善機構所在處，日軍便會放過他們，但日軍沒有這種觀念，對萬國會、教堂內的中國群眾不假思索地進行集體屠殺。下面，我們考察一下侵華日軍在制造成安慘案時所體現出來的文化心理。日本的傳統文化不同于西方歐美等國傳統的“罪惡感文化”，西方的“罪惡感文化”源于基督教信仰，其核心思想認為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要用善行來為自己贖罪，這樣死后方能進入天堂，永遠享受快樂幸福的生活，否則只能淪入地獄，受無盡的煎熬與折磨。日本文化是“恥辱感文化”，即決定人們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標準為行動的后果是得到恥辱還是獲得榮譽，這種“恥辱感文化”所具有的價值觀念、思維習慣、情感模式和行為規范均不包含有罪或無罪的觀念，在他們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因負罪感而產生良心上受折磨的心理現象。攻入成安縣城的日軍，之所以毫無人性地大肆殺戮中國百姓，在于他們的頭腦中根本沒有這種的觀念，即這樣做是犯罪，這樣做以后會受到相應的懲罰，或者自己的良心會因負罪感而受到折磨。這種“恥辱感文化”在戰時約束不了日軍屠殺平民的行為。而在西方，戰時射殺平民是犯罪的行為的觀念卻是深入人心，二戰后，歐美等國家對在戰爭中犯有射殺平民罪行的納粹分子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不懈追捕，即使有些納粹分子潛藏至非洲，或即使他們已是白發斑斑的老人，一旦確知他們是犯有戰爭罪行的納粹分子，依然會將他們繩之以法，給予相應的懲罰。

抗戰時期的日本除了“恥辱感文化”外，“武士道”文化也深深影響著日本民族的行為方式。二戰時期的日軍遵循“武士道”的價值標準，以此來指導其行為，并衡量他們行為的是非、善惡及對錯。日本的“武士道是經過一千年的演變而成長起來的”①，作為一種武士階層的道德規范其內涵包括義、勇、后、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等內容，貫穿上述內容的核心支撐理念是為“主君”舍命獻身的“死的覺悟”②。江戶時代的武士道古典著作《葉隱》即著力宣揚武士應為其主君“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無猶豫地死”的精神思想，人們一般會認為世間最寶貴的是生命，中國傳統觀念中也包含有“人命關天”的內容，武士道精神卻與此正好相反，武士道對生“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只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③，即世上的一切都是幻象，惟有“死”才能讓人看到世間的真實。眾所周知，人類出于本能對生命有著天然的依戀，對死亡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為了在心理上戰勝對死亡的恐懼，達到“死的覺悟”，《葉隱》一書中宣揚采用冷酷無情的訓練方式來達到上述精神追求，例如，山本吉左衛門在其5歲的時候由其父指導，進行斬殺狗的訓練，15歲開始斬殺人犯，一般武士也從14歲左右時進行斬首練習。另外，《葉隱》還記載了一起“折磨死”的事件，燒光人的體毛，剝掉指甲，切斷腳筋，用錐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最后切開他的脊背，將滾燙的醬酒澆入其中，使其軀體折彎而死。這種殘酷、不人道的訓練方式對武士來說，可達到以下效果：其一使武士養成殺人不在乎的習慣；其二是在武士不自覺的狀態下將殘酷、不人道的思想注入其性格和血液之中；其三為達到武士“不要自己的命”的精神終極追求。另外，日本民眾還有一種民族自信與優越感，認為其優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尤其優于亞洲的其他民族，這種優越感來自于其本身的傳統文化、獨特的歷史發展進程等因素。具體來說，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在傳統文化思想上，日本人認為他們的民族是神的后代；其二，由于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日本沒有經歷外族的征服和統治，因此日本人認為他們的血統比較純潔；其三，在經過“明治維新”后，日本人認為他們進入了與西方社會一樣的“文明社會”。此種民族優越感引發了日本人輕視亞洲其他民族，尤其鄙視中國的心理，在形容中國時，日本人的文字中充斥著帶有貶義和侮辱等感情色彩的詞匯，例如，“支那”、“東亞病夫”等詞匯。另外，由于日本政府的片面宣傳，日本民眾普遍認為中華民族為一個保守、愚昧、落后、懶惰、不求上進的民族。抗戰時期，日本政府打著“大東亞共榮”的旗號，宣稱他們到中國是幫助弱勢的中國人脫離西方白人的奴役和壓迫，當時侵華日軍士兵人手一冊的《士兵必勝讀本》即充斥這些思想。這樣侵華日軍將他們自身的角色定位為中國人的“幫助者”和“解放者”，當他們的侵略行為遭到中國人的反抗時，他們便異常惱怒，在惱怒感的心理驅使下，發生了大量虐殺中國軍民的殘暴行為。正是在無罪感文化、武士道精神、民族優越感、鄙視弱勢民族及他們對中國軍民反抗的惱怒等心理因素的牽引下，侵華日軍才會在成安縣城內毫無罪惡感地肆意地用機槍掃射群眾，用火燒死婦女兒童，將吃奶的小孩撕成兩半后高興不已，也才會有類似南京淪陷后兩名日軍進行百人斬殺人比賽之類的現象發生。

三、余論

成安軍民在愛國激情下的影響下對進攻成安縣城的日軍進行了英勇抵抗，并給日軍以較大的打擊，雖然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終向世人證明了中國人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意志和傳統。侵華日軍對成安居民非人性的屠殺，雖然一時滿足了初次戰敗后報復成安的獸欲，但只能逞一時之快，而不能達侵占中國的長久之愿。抗戰時期的日本作為當時的世界列強之一，其國力、軍力遠超積貧積弱的中國，這決定了在侵華戰爭中他們能占領我們中國某些地區，但侵華日軍在中國成安、南京等地對中國百姓實施的暴行，決定了他們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必然失敗。此說的原因在于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日本人在中國濫殺無辜、對群眾生命的肆意踐踏的野蠻行徑，違背了人類基本的生命準則，面對侵華日軍的反人類行徑，使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和人民認識到日本是世界的共同敵人，為反抗這一共同的敵人，國際社會紛紛以各種方式援助中國人民正義的抗日戰爭，大批善良的人們，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華等，長途跋涉，來到中國援助我們的抗戰事業，這種援助對作為弱國的中國戰勝世界列強之一的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抗日戰場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日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三方政治勢力對中國民眾爭奪的結果。日軍在與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爭奪中國民眾時，其具有一個先天不利的因素，即廣大中國人民視日軍為侵略中國的“異族”，與中華民族本非一體，因此對其具有一種天然的抵制心理。日軍占領華北等地后，意識到鞏固占領地區統治的“重點在于永遠獲得民眾”①，為達上述目的須在政治上、文化心理上做一些工作，如對中國進行“大東亞共榮”等欺騙性宣傳，但侵華日軍在南京、成安等地的暴行造成的“月圓之夜人不歸，花香之地無和平”，使廣大的中國人產生了對日本民族強烈仇恨的心理，發出了“為雪國恥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呼喚②。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等對中國群眾的欺騙性宣傳終將會毫無效果。中國國民黨在其統治區（當時的中國西南諸省）以“抗戰建國“來號召群眾，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江南等地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內采用三三制政權、減租減息等方式團結、組織、領導各界群眾，在抗擊日軍殘酷的掃蕩中與群眾結為血肉聯系。這樣，在抗戰期間，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力量均有長足的發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已擁有數十萬美式裝備的軍隊，軍事實力達到國民黨自取得全國統治地位以來的最高峰，共產黨所領導的部隊人數亦由抗戰初期的幾萬人發展到90余萬人。相比之下，中國戰場的侵華日軍與中國民眾始終處于對立狀態，在戰爭的消耗下，其力量也日趨衰落。這樣看來，中國贏得抗戰的勝利則為勢之必然。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開始拋棄中國的儒學文化，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向西方列強學習，極力追求“脫亞入歐”的目標。“明治維新”后，宣告已是“文明國家”的日本，隨著其國力的上升，迅速對其近鄰朝鮮、中國展開侵略行為。甲午戰爭的勝利及對朝鮮、中國東北的占領，使日本一步步陷入軍國主義的狂熱之中。隨后在其全面侵華戰爭中，充滿武士道、軍國主義等思想觀念的日軍對中國人民生命尊嚴的肆意侮辱和踐踏行為，不僅證明了其為“文明國家”的荒謬，也是導致其最后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陳靜冀振中單位：河北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