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教民族文化的敘事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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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創造的形而上學原則:“真理即創造”

為了說明“自然(世界)”是如何從無到有的被上帝創造出來的，維柯引入了“動力(conatus)”概念，“動力自身并不是‘什么’，而是‘什么的什么’。”動力，并非某種廣延的實存物，而是實存物自身得以顯現的特殊過程和契機，“也就是說，它是質料的方式，在質料產生的同時必然有其方式的產生”。當自然界尚未完全顯現出自身時，自然界中的萬物也尚未運動，但推動事物形成的“動力”已經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并始終促使著它顯現出來。于是，“動力”就是所有促使事物顯現的各種內在條件的綜合，“如經院哲學家，自然已經生成(infactoesse)，萬物就運動起來;而在此之前，所有事物都靜止于上帝中，故而可以說自然由于動力才開始存在，或者如經院哲學家也說過的，動力就是正在生成(infieriesse)的自然。動力介于靜止和運動之間”。在《新科學》的開篇維柯就指出，“本書要闡明的就是:這種社會生活方式才符合人類的真正的民政的本性，因此，自然界本來就有法律。天神意旨在這方面的安排所具有的理性就是我們的這門科學所要探討的主要課題，因此，這門科學就是天神意旨的一種理性的民政方面的神學”。在這段話里，維柯表示上帝所造之物皆有自己的本性規律，人和人類社會的本性分別是社會性和民政性，只有符合社會本性的人的生活方式才算得上是符合人類本性的;而上帝為人類文明的出現“創造條件”、“注入動力”，促使人類“進入社會”，并促使人類社會不斷向前“運動”，從而不斷獲得更高的社會本性的整個理性過程，就是“新科學”的主題。這里可以看到“真理即創造”原則的明確運用，因為上述表述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上帝在創造了自然世界之后，又是如何從無到有地創造出“屬人的世界”?上帝為推動人類的“動力”是什么?人類社會在世界被創造出來之后又是遵循什么原則運動的?

維柯認為，作為喪失樂園的“負罪者”人類所處的位置非常特殊，它在“上帝”和“自然界”之間，因此，雖然他作為自然界的一分子而與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共在一處并相互作用，但由于人類負罪者的特殊身份，這種同自然之間的互動過程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它不過是上帝對人類實施懲罰和拯救的一種方式而已。于是，只有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才能開辟出一條真理顯現自身的可能性道路。上帝以下面兩種方式為人類分別注入恢復文明的“身體動力”和“智慧動力”。所謂身體動力，是指上帝安排人類在茫茫的黑暗時代里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而在肉身官能上相應地發生的能夠最終導向拯救的改變的過程。所謂智慧動力，是指人類肉身在上帝安排的特定機緣之下，開始獲得智慧能力的契機。這兩者都是上帝的完美安排。在《新科學》中，維柯對野蠻人所生活的自然狀態的描述，蘊含著上帝為拯救人類所營造的身體條件和自然條件。首先，在失去樂園的人們同惡劣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形成了強旺身軀，它正是上帝為培養強旺的身體感覺所作的安排，它也是作為“異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的詩性智慧之現實基礎。其次，大洪水既產生了讓人們之間相互迷失的大森林，也形成了能夠促使人們詩性智慧復蘇的“偉大契機”，即大雨中的滾滾巨雷。這個人類不斷喪失掉社會本性直至完全陷入到如野獸般自由的孤獨狀態的過程，同時也是上帝為人類恢復社會本性注入身體動力和智慧動力的過程。當龐大的墮落身軀一旦完全形成，上帝便使自然界恰在此時雷聲大作，以此為契機向人類傳達自身拯救、恢復社會本性的“天神意旨”。于是，龐大身軀中的強旺感覺作為智慧運作的發端而被雷聲激活，變成了一種可以創造出文明本性的智慧形式，“原始人在他們的粗魯無知中卻只憑一種完全肉體方面的想象力”在認識事物之中創造出了事物。在黑暗世界被打破之時，轟鳴的雷聲和強旺的肉體感性相互作用，“天神意旨”或“天神宗教”和“詩性智慧”便同時產生了。

二、文明創造的第一個真理:詩性智慧

“天神意旨”必須經過詩性智慧的創造才“顯現”出來;缺少詩性智慧，天神意旨不僅不能變成凡俗的文明形式，甚至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反過來，對于詩性智慧也是一樣的。因此，“詩性智慧”作為創造文明習俗的最初智慧形式同“天神意旨”一樣，是人類恢復社會本性的第一個真理。從野獸般浪游的野蠻狀態到初建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并恢復到墮落之前具有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文明狀態，這都是由詩性智慧通過對天神宗教的想象和模仿創造出來的。正是在這一文明創造的過程中，詩性智慧證明了其真理本性。為了能夠更好地闡明詩性智慧的真理本性，維柯在邏輯上將人類文明的最初創造過程劃分為了三個階段，它們分別對應著新科學的三大原則，“就是(一)天神意旨，(二)婚姻制和它所帶來的情欲節制和(三)埋葬制度和相關的人類靈魂不朽觀念”。從“真理即創造”原則的運作機制來看，維柯提出的“三大原則”不僅僅說明了最初人類文明形式的生成邏輯，而且也說明了一般的形而上學真理自身創造事物的生成邏輯。天神宗教和詩性智慧是相互發明、同時出現的，兩者具有相同的神圣地位，它們分別代表著“真理的內在形態”和“真理的外在形態”，或者說“真理的意識形式”和“真理的存在形式”。天神宗教由于詩性智慧才被想象成為必須加以崇拜的萬能力量，而詩性智慧由于創造了天神宗教才被稱為具有真理本性的創造性力量。從文明的生成過程來看，詩性智慧由于有了天神宗教的激發，才能施展詩性想象力，繼續創造文明形式;天神宗教由于有了詩性智慧不斷注入的想象力，才能夠永遠保持至高無上的神圣權威，繼續控制和規范人的墮落本性。因此，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若缺少詩性智慧的想象力則人類文明的創造力就會逐漸衰竭，缺少了天神宗教的權威則人類的各種惡德就會重新滋生起來。因此，在天神宗教產生之后形成的任何一個文明制度，都必須具有兩個方面的保證，一個是天神宗教的權威保證，另一個是詩性智慧的動力保證。“要使那些原始人達到原始的社會，也就是有婚姻制的社會，他們就既要有野獸般淫欲的刺激，又要有可怕的宗教來加以嚴厲的約束”。

這說明天神宗教的“神圣權威”對于婚姻制度的確立是多么重要。同樣，“真正的智慧應該教導人認識神的制度，以便把人的制度導向最高的善”。這說明作為揣測和模仿天神意旨的最初的智慧功能，詩性智慧對于創造出關于“自然界神圣事物的知識”，引導人類選擇文明的生活方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按照維柯的邏輯，天神宗教和詩性智慧之間發生的相互轉化活動，還存在著一個情感上的動力系統。神學詩人們要去追問那些有關于“神的學問”并模仿神的制度在地上建立凡俗政體的舉動，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第二個原因則是為了擺脫蒙昧無知狀態“滿足求知欲”的需要。在“雷電”創造出天神宗教和詩性智慧的過程中，還在天神和人之間形成了兩種關系意識，即敬畏意識(即恐懼意識和虔敬意識)、求知意識(即求知欲)，它們為詩性智慧創造文明制度、塑造倫理德行引導了正確的方向。最初人類文明產生的心理根源，在于敬畏之心和好奇心之間構成的緊張關系。在天神宗教被詩性智慧創造出來的同時，也出現了對神圣權威的恐懼之心，迫切需要以天神旨意為“法律”的虔敬之心，以及對“神圣知識”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生而就有的特征，它是蒙昧無知的女兒和知識的母親”。從功能上說，天神宗教和詩性智慧在創建文明制度中的分工各有不同。“天神宗教”負責確立天神意旨的神圣權威，在野蠻的心靈中從無到有地開辟出了一種極度渴望獲得來自天帝保護的內心需要———這是由“虔敬感”所激發的文明意識，同時引導詩性智慧去積極地構想出各種文明習俗來滿足這一內心需要，并且為詩性智慧的文明運作創建了想象和模仿的對象;“婚姻制度”負責塑造起人類共同體最初的倫理德行，“人類本性是愛社交的”，在由詩性智慧構想出來的典禮儀式中使滿足野蠻情欲的行為得到天神的認同和保護———這是由“羞恥感”所激發的文明意識，避免受到天神的責罰。詩性智慧創造事物的方法是想象和模仿，或者說揣測和比喻。當天帝約夫與詩性智慧同時出現之后，野蠻的原始人便立天帝為“法律”以此來規范自身的野蠻行為，“天神意旨是天神的一種立法心靈”。“希臘人開始把法律叫做di-aion．”，柏拉圖的神話學把天帝看成是“滲透周流于一切事物中的以太(ether)”，拉丁語的subdio意為“在天之下”。為此，原始初民便開始通過僅有的詩性智慧來揣測那無處不在的天神意圖，以便遵照其旨意行事。詩性智慧窺探天意的具體操作工具即是“占卜”。詩性智慧是占卜的內在根據，占卜是詩性智慧的具體表現。詩性智慧借助于“占卜”來為凡俗世界訂立的“秩序”都不過是對想象中的神的制度的模仿而已。但是，由于原始人除了針對外部世界的五種最敏銳的感官能力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認識來源，而且他們施展想象、揣測神意的目的也完全是出于對感性身體的自我保存，因此，無論詩人們占卜的結果看起來是多么的荒誕不經，其想象所依據的感受絕非主觀的無端臆想，而是來自于事物的自然本性。維柯指出，詩性智慧模仿自然天象創造出凡俗秩序的構想活動都是“憑事物本有的特性而不是憑臆想”。

三、文明創造的第二個真理:家庭

若要說明人類社會的“運動”機制，就必須先從社會的最初形態“家庭”著手。人類社會運動的最小單位不是個體的人，而是人與人結成的共同體。“個體的人”只存在于自然界之中，而在自然界中只有野獸，因此，維柯常常稱那些存在于自然狀態之中的人是“野獸孤獨”的人。人類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家庭”。“就在‘家庭’經濟的產生中，他們(注釋:家族父主們)就本著最好的想法來實現天神的意旨”［2］238。家庭絕不僅僅只是承擔墾殖工作、負責提供物質生活資料的經濟組織，它更重要的職能是鞏固由尊崇天神意旨的“虔敬意識”和模仿天神意旨的“詩性智慧”共同創建起來的“婚姻制度”，保存住人類剛剛具有的社會意識。在維柯看來，無論民政制度如何運動、如何改變，人類社會都不可能離開“家庭”而單獨存在，因為家庭形式不僅保護著那個遵照天神旨意來遏制人類野獸本性的婚姻制度，而且還保留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部可能性。一旦其他社會組織形式因遭遇不幸而衰落，家庭還能保存住人類文明的種子，“有了家族，就有希望使民族復興”。那么，家庭究竟具有怎樣的特質呢?“家庭”是以婚姻制度為基礎建立的，而婚姻制度又以信奉“天神宗教”為前提，因此，在“家庭”之中就天然地包含著能夠使原始人擺脫野獸般孤獨的狀態而團結在一處的兩種紐帶，即由信奉天神宗教帶來的虔敬意識和以羞恥感為基礎的婚姻制度所帶來的文明交往的第一種形式，“羞惡之心，次于宗教，就是保持各民族團結的第二條紐帶，正如無恥和不虔敬會毀滅他們一樣”。因此，當家庭出現之后，人的社會本性便宣告產生，家庭是最簡單的人類社會形態，也是人類民政制度的第一種形式，也是人類社會自身運動的起點。“家庭要通過宗教來奠定，接著要在家族的基礎上通過法律才能成立起政體”。“從孤獨個體到人類普遍交往的整個飛躍過程是如何可能的”，這是維柯關注的主題。這個主題可以分為兩個論域，一個論域是孤獨的個體如何開始擺脫野蠻本性并具有初步社會本性的，另一個論域是社會本性如何隨著社會“運動”而不斷發展，直至形成普遍的社會本性的。上文圍繞著“孤獨個體初創人類共同體如何可能”的問題，運用“真理即創造”的形而上學原則，說明了野蠻轉向文明的神圣動力以及創造的第一個真理“詩性智慧”的運行原理。下面我們將說明人類共同體被創造出來之后“人類社會的運動邏輯”。實際上，將“新科學”命名為“關于天神意旨的一種理性的民政神學”，已經表明了維柯不僅要闡明創生社會本性的最初真理，即上文所述的詩性智慧創造最初文明形式的過程，而且還要說明“社會”形成之后的“運動”機理。

按照真理創生的邏輯，真理的出現離不開動力的推動。在人類社會形成的階段，“雷電”為完全墮落的人類本性吹響了自我拯救號角，產生了人類文明的第一個真理，創造出了最初的人類共同體“家庭”，使野獸般的人類開始向文明轉化;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庇護所”為已經初具人類本性的“家庭社會”注入了運動發展的動力，使其開始向新的社會形態“英雄社會”轉化。在英雄社會里，充當創造整個文明結構的真理形式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呢?詩性智慧不僅創造了婚姻制度，而且還創造了另外一項與之有關的文明制度，即“埋葬制度”。如果說“婚禮確定著誰是父親”的話，那么埋葬制度則確立了家族的世系。“因為依據墳墓，即使人們所稱的下界的宗教才建立起最初的世系譜，而歷史就是從世系譜開始的”。由“埋葬制度”所確立起的神圣的家族觀念將無處不在的天神觀念具體化，變成家族對自身的自我意識。于是，“埋葬制度”產生的神圣的家族觀念，在確定了每一個世代的家族父老的同時，也將本家族和本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區別開來。正是在此基礎之上，當“庇護所”出現之后才能和家庭結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人類共同體“城市”以及城邦，從而在更大的范圍內建立起了真理運動所必須的矛盾關系。上文所述的“詩性智慧”創造文明的過程已經表明，“真理”即是矛盾統一體，真理的“創造”過程不過是這一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運動過程。在神的社會里，推動人類最初文明形式建立的真理形式是“詩性智慧”，它同天神宗教一同產生，并且同天神宗教相互作用，創造出了最初的文明結構“三大習俗”。作為文化形而上學的真理形式“家庭”也必然包括兩個相互矛盾的部分，這就是文明的家族父老們和受家族父主看管的家奴們。家庭的這一矛盾結構成為了社會自身運動的基本動力結構。作為放大了的家庭“城市”也是一個矛盾體，內部包含著文明和野蠻、英雄和家奴、貴族和平民等兩個相互對立的部分。“城市”中這兩個部分的相互作用便產生了許多文明制度。英雄時代的土地法、元老院等等，都是在“城市”自身所包含著的兩個階級的矛盾運動之中被創造出來的。

維柯將人類社會的運動過程劃分為神、英雄和人先后銜接的三個時代，劃分這三個時代的依據是三種人和社會的自然本性，它表現為三種民政社會的自然法。整個社會運動的三個階段，維柯著重說明前兩個階段，而對人的階段只是輕輕帶過，未作詳細論述。第一個階段是人的野性十足，人性剛剛萌芽，詩性智慧和天神宗教相互作用共同創建了人類最初的政體“神的政體”［2］435，其社會交往的范圍局限在夫妻之間或“家庭”之內。第二個階段是一個出身和血緣涇渭分明的社會，有些人被看成是“貴族”有些人還被看成是“野獸”;“家庭”的范圍擴大，修建了“庇護所”，建立了城市和城邦;高等部落和次等部落之間的階級斗爭創建出了“貴族專政的政體”;社會政治組織形式變得復雜，出現了元老院和國王等民政議事機構。第三個階段是一個人在理智上平等，每個人“生來就是自由的”，“在法律下面，人人都被看成平等”［2］435，可以普遍交往的社會，此時的政體是“人道的政體”。

四、余論

與對“三大習俗”和英雄時代中詩性文化的極為詳盡的敘述不同，維柯對“人的時代”的論述則極為簡單。究其原因在于，維柯并沒有為人類社會運動的第三個階段指明真理。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兩大真理都是有限的、連續的和不斷向前延伸的。從邏輯上說，當文明初現之際，“天帝”對人類拯救的推動僅僅限制在宗教道德的范圍之內，但此一限制由于人類交往的最初組織“家庭”的出現而被打破，人類社會形成并開始運動。“家庭”在推動人類社會交往不斷擴大和發展的同時，也將人類社會運動的范圍限制在階級斗爭的范圍之內。這樣，在第二個人類發展階段和第三個人類發展階段之間，便出現了某種實質性的斷裂。這就是為什么維柯對“人的時代”無法作出清晰概括的原因。實際上，維柯之所以未能對人的時代作出解釋，也許是由于人類社會自身還沒有產生一個真正超出階級斗爭的基本社會組織，但是也有來自時代自身之外基于文化形而上學構造方式本身的原因。維柯對實體性上帝和對想象性天帝的雙重假設的形而上學結構，一方面滿足了“真理即創造”敘事原則的內在要求，說明了人類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機制，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同“真理即創造”原則之間的內在矛盾性。維柯的人類形而上學結構自身運動的最高階段“人的時代”僅僅為上帝的天恩所保證，而并沒有為“真理即創造”原則所驗證。“真理即創造”原則并沒有在維柯那里得到徹底的貫徹。相比之下，馬克思將實踐，即“感性對象性活動”當做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真理，將實踐同人和自然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當做真理內在矛盾的兩個方面，從而將人類文明創生和發展的全過程完全納入到了實踐的自我發展的運動之中，成功地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

作者：陳大維 單位：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