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生態女性主義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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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新文化運動至

冰心便是這條路上的一位全程實踐者。這位“世紀老人”是中國文學界的一棵常青樹，其創作生涯有七十五年之久。從她1919年發表的第一部小說《兩個家庭》開始，“感化社會所以極力描寫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2］4便成了冰心的寫作目的，她一貫選擇從家庭的窗口來審查社會。《兩個家庭》中即從文化教養不同的兩個女主人所導致的兩個不同結局的家庭入筆，超前地提出了女子應受教育的重要問題。［3］51。與此同時，我們還能看出冰心的作品中也不乏對自然與社會的人文關懷。由于“環保”問題在20世紀初還未被提到日程上來，所以自然與女性之間緊密的聯系還未被文人所關注。然而，隱約之間，她們感覺到在戰火中惡化的自然與備受戰爭、封建父權制壓迫的女性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且與男性的主體地位相關。在1923年1月出版的詩集《繁星》中，自然與人類，尤其是和女性之間的聯系盡收眼底。成功的花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小詩中將花比喻成女性“她”，將成功綻放的花比作出人頭地的女性，這一切均需經歷父權制社會所帶給女性成長歷程的“淚泉、血雨”。我們透過冰心的早期小說與詩作文本，可以讀出在強大的男性強權下，女性成長的歷程與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充滿了艱辛。文章中流露出了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和對女性的關懷。廬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又一位著名女作家。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后，廬隱開始走上了寫作的道路，很多人評價她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這從她的早期作品中可見端倪，如1923年發表的《海濱故人》。但隨著廬隱的逐漸成熟，她不再甘心只做個“覺醒的悲觀主義者”，1933年廬隱在《女聲》上公開發表了《今后婦女的出路》一文，文中提及了一種家庭中理想的男女關系:“家庭是男女共同組成的，對于家庭的經濟，固然應當男女共同分擔。對于家庭的事務，也應當男女共負?！薄拔覍τ诮窈髬D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籬到社會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過人類應過的生活，不僅僅做個女人，還要做人，這就是我唯一的口號了?！边@樣的思潮是廬隱筆下新女性的人生追求和價值觀念，同時也真實反映出了當時一大批勇于摒棄封建意識，具有叛逆性格的知識女性的心聲。

她們告訴世人，什么才是女人的真實面貌、女人的真實聲音和女人的真正需要。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新文學的第二代女作家出現了。雖然身處抗戰時期，但五四精神的鼓舞與救國救民的理想使這些女作家們展現出了更濃的女性關懷與生態關注。她們的作品進一步深化對女性命運的探究，對女性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如何找準自己的位置、實現自我價值進行了討論，也對國仇家難中備受摧殘的自然與社會進行了刻畫，其中較為著名的有蕭紅、丁玲、白朗、葛琴、羅洪、張愛玲、蘇青等。蕭紅被稱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生死場》與《呼蘭河傳》是其代表作品。《生死場》發表于1935年12月，作品透露出了蕭紅內心對當時社會環境下備受蹂躪的女性與凄美自然的同情以及意欲拯救二者于水火之中的生態女性主義情懷。在全書十七節中，故事情節分別涉及到麥場、菜圃、屠場、荒山、羊群、蚊蟲，等等，每一處場景都伴隨著女性的血與淚。蕭紅用其女性敏銳的觀察，生動地刻畫出了惡劣的社會自然環境下幾個農婦的悲慘命運。農家少女金枝沒過門就懷了孕，受盡村里人的恥笑。而情人成業非但沒有保護金枝，反而罵她“肚子不爭氣”。金枝在痛苦與屈辱中生下了一個女嬰，后來這個女嬰被活活摔死。最終，金枝為了不受屈辱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下。老貧農王婆一生飽受磨難，第一任丈夫拋妻棄子，第二任丈夫貧困病死，好不容易與第三任丈夫趙三過上安穩日子，年老之時兒子又被反動政權槍斃了。王婆絕望之余自殺未遂，最終在災難面前堅強地站了起來，開始秘密抗日。在蕭紅筆下，女性是悲慘的，自然是可憐的，但王婆等人的覺醒帶來了當時拯救女性的希望，體現了作家本身對自然與女性地位與生活狀況的關注。同樣，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中仍能體會到相同的生態女性主義情懷。雖然還處于朦朧階段，但自然與女性的親密聯系是不可否認的。之后的女作家們親身經歷了這一時期，她們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借探討婚姻問題，反思性別權利問題，表現出在惡劣復雜的社會自然氛圍中尋覓拯救當代女性與自然的情懷。

二、1950至1970年代末的“奮進”情懷

20世紀50至70年代末這近三十年的女性文學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十七年”女性文學和“”女性文學。這期間的作品在選題、內容及寫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的十七年間，人們的思想觀念與價值追求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女作家們的創作心境也由建國前的“拯救人心”轉變為世紀中期的“奮進向上”。此十余年間，有大批文學作品問世，其中數部影響廣泛，是我國小說創作出版的一個高潮期?！笆吣辍蔽膶W中部分作品帶有一定的生態女性主義氣息，既關注女性受壓迫的社會地位，又著手描寫變化了的社會與自然，并且女性與自然相似的社會地位在很多文學作品中均有體現。通過“十七年”女作家筆下對全新的人物、樂觀的主題和奮進的時代精神的刻畫，中國文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形象，她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有熱情，有干勁，爭做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意氣風發的時代主人翁。如作家宗璞于1957年出版的短篇小說《紅豆》，便成功地塑造了江玫這一在動蕩的革命年代覺醒并成長起來的女大學生形象。剛上大二的江玫被她同屋的大四學姐蕭素稱為“小鳥兒”，原本過著“像是山巖間平靜的小溪流，一年到頭潺潺地流著，從來也沒有波浪式的生活”。母親與其相依為命，每逢禮拜六江玫回家，母親就從擺著夾竹桃的臺階上走下來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紅色的夾竹桃一樣與世隔絕。這種平靜卻在1948年徹底改變了，“小鳥兒”的人生道路從此不再平凡。這一年，江玫與蕭素的同學齊虹相戀了，但在積極進步的蕭素看來，“齊虹的靈魂深處是自私殘暴和野蠻”。果然，當蕭素在畢業考試的考場上被警察帶走后，齊虹對傷心欲絕的江玫只說到:“干那些民主活動，有什么好下場!”［5］8最終，在一個疾風驟雨的夜晚，江玫斷然拒絕了追到家里來的齊虹“一起去美國”的請求后，他壓低了聲音，一字一字地說:“我恨不得殺了你!把你裝在棺材里帶走!”此時窗外的夾竹桃被風刮到了臺階下，摔得粉碎。江玫知道自己的愛情，正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樣，永遠不能再重新開在枝頭。最終，“小鳥兒”江玫翱翔在人民革命的廣闊天空中，齊虹去了美國繼續過銀行家少爺的生活。相比較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品，宗璞的《紅豆》具有向男性要權利、與男性爭奪空間的濃重色彩。

在女作家宗璞筆下，我們感受到了真正的愛情是建立在相同的革命追求和政治追求上的，其宣揚了為大家而舍小家，揚博愛、舍私愛的獨特婚姻愛情觀，這也是“十七年”文學的普遍特點。在《紅豆》中，江玫被比喻成“小鳥兒”，向往著自由。齊虹對江玫未來道路的逼迫，好似被風刮倒的夾竹桃花，結局只能是破碎。通過這些描述，宗璞表達著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女性與自然永遠是最親近的，男性的壓迫同樣的會帶給自然與女性以傷害。她不僅關注女性身體和心靈被父權制文化扭曲的歷史鏡像，而且對當代社會中的父權制社會進行了無情的批評。在“十年”期間，參與文學創作并取得較好成績的女作家較少，張抗抗出版于1975年的長篇小說《分界線》可為“”女性文學的代表作。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當時的中國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主線，以活生生的現象和人物形象去解釋政治概念是“”作品的主要特征?！斗纸缇€》是中國知青文學中第一部由知青親筆寫成的長篇小說，張抗抗在其中描寫了扎根在黑龍江農場的知識青年的斗爭生活。圍繞1973年春澇災之下，對北大荒的伏蛟河農場東大洼這塊土地的“保與扔”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作品除了描寫以耿常炯為代表的農場革命青年與工作組長霍麗頑固推行的所謂錯誤路線做斗爭的主線外，還生動地刻畫了朝氣蓬勃的女技術員鄭京丹與想盡辦法離開農村的“飛鴿派”青年楊蘭娣等女性形象。在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時，張抗抗也描繪出了北大荒壯麗迷人的景色以及洪澇災害之下土地的脆弱與無助［6］。由于這部小說反映的是1970年代初期特殊的歷史氛圍，政治色彩較濃，因而突出了“人定勝天”這樣的與生態女性主義思想不和諧的音符。但值得肯定的是，同樣的1970年代，西方誕生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潮，雖未傳入我國，但我國本土的女作家們已經意識到了自然與人類存在著某種關系，憤怒的自然是可怕的，人類需要與自然和諧相處。在這部具有明顯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念的作品里，張抗抗揭露自然生態危機，反思人類文明進程，闡述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倡導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先進生態文化理念，體現了女性作家站在時代前沿，關注生態環境及人類生存狀況的敏銳眼光。

三、八九十年代以來的“追求”情懷

新時期的女性文學堪稱是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高峰。進入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生態女性主義傳入中國，女性文學作品在家庭婚姻、現代人的情感需要、人類與自然、社會關系等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在男權社會苦苦掙扎的女性展示了一種新的女性生態學?！叭诵詮蜌w”、“兩性和諧”、“精神追求”、“生態環境”等這些許久未提及的概念重新被女作家們所關注。王安憶和鐵凝是1980年代具有生態女性主義觀的女作家的典型代表。王安憶的“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及《崗上的世紀》，鐵凝的《玫瑰門》、《大浴女》等多部小說都勾勒出了新時期中國女性作家對男女兩性關系以及生態環境與人類之間相互影響的共存關系的深度思考。王安憶于1986年發表的《荒山之戀》中，沒有名字的大提琴手與金谷巷女孩之間不為倫理所接受的愛情最終以荒山殉情而告終。文章結尾的一幕:躺在綠色草坪上，用彩色毛線綁在一起的兩個相愛的人一起服下了毒藥。場景很凄美，結局很悲涼。王安憶用震撼人心的收場方式給了世人內心的顫動。追求真愛無罪，但在人性與傳統文化發生沖突時，鮮活的生命在碧綠的草坪上終結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不應該是這種反面悲痛的教訓，男人、女人與自然如何和諧共存是我們這個時代以及生活在此時代中的每個人應該思考的問題。1980年代末在女性創作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時，鐵凝長篇小說《玫瑰門》問世。在這部開辟女性生命意識覺醒的作品里，鐵凝用她那關照生命的女性的獨特眼光透視了一個家族三個女人的歷史。鐵凝曾坦告其寫作原則:“我想起19世紀一些批評家曾經嘲諷喬治桑的小說不是產生在頭腦里，而是產生在子宮里。我倒覺得假如女人的篇章真正地產生在子宮里也并非易事。那正是安謐而熱烈的孕育生命之地，你必得有獻出生命的勇氣才可能將你的‘胎兒’產出?！保?］《玫瑰門》通過女性對女性的同類性別之間的感知理解，展現了女性心理、女性行為及不以男權意志為中心的女性的生存意識。鐵凝通過一種不動聲色的解構，瓦解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她認為男女兩性世界并不是占有與被占有、征服與被征服的二元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和諧的兩性關系。

1990年代的十年間，受生態女性主義思想影響，中國女性文學創作中出現了具有鮮明生態女性主義特點的作品，畢淑敏、遲子建、馬蘭等均是關注自然與女性的代表作家。女作家畢淑敏在1998年發表的《女人與清水、紙張和垃圾》中對女人與自然的關系打過一個極其恰當的比喻:“水是女人天生和諧的盟友，水是女人與自然純真的紐帶。”雖然這部作品篇幅不長，但生態女性主義關注的兩個重要問題———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男權社會中的女性生存現狀，都已處于作者溫和細膩的筆鋒里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目光下。而遲子建也是一位典型的生態女性主義作家。其作品《舊時代的磨坊》、《秧歌》里都寫到一個共同現象，女性希望以生育來證明自己的生命價值，或者以生育作為可望不可即的愛情的補償。雖然如此的動機是可悲的，但卻反映了一個事實:生育對于女性有著特殊的意義。同樣，自然的孕育能力也對地球及人類社會有著重大的意義，在此方面女性與自然的姻親關系毋庸置疑。以王安憶、鐵凝、畢淑敏和遲子建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揭示種種困境和無奈的同時，也構建了生機盎然的可供靈魂歇息的精神花園。因此，她們樹立了中國生態女性主義觀之路上的里程碑———生態女性主義的第三大主題，即尋找精神和諧。這些女性作家在渴望女性投入自然和回歸自然的同時，一直嘗試著描繪男女和諧相處、互相依存的希冀。她們對父權制社會的解構的態度是最終達到建構和諧的兩性關系的目的。正是基于這種理性而通達的認識，當代女性作家開辟了既融合西方女性主義話語又契合中國本土文化傳統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之路。20世紀的女性作家們經歷了百年的探索與思考，以她們寬厚、博大、包容的女性情懷，學會了客觀正確地看待自身作為女性的生理及心理特質，走出狹窄的“女性”世界，將自己融入到兩性、自然和諧共處的新型社會中來。在感受自身所處時代脈搏，關注生態環境及人類生存狀態的同時，創造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文學作品。經歷百年的共同努力，開通了中國女性作家的生態女性主義觀形成之路。

作者：李莉肖茹單位：東北農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