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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隨著反種族歧視斗爭的高漲,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爆發,旨在彰顯“黑色即美”的藝術審美及民族精神。這一時期,黑人女作家們紛紛通過文學來表達對種族歧視的抗爭。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批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崛起,以托妮•莫里森和愛麗絲•沃克為代表,她們以更加自信的姿態強調黑人文學藝術的獨特性。黑人女性主義作家將黑人本身作為最重要的讀者群,在文學創作中大量運用黑人土語,使這些作品更加貼近黑人的生活,也激發了黑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自豪感。黑人女性主義文學以邊緣文化的身份,成為抵制美國主流話語的文化策略,在文學創作的同時,黑人女性也完成了重新發現自我、認識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過程,堅定了追尋族裔文化傳統的腳步,并推動了黑人種族文化在美國的發展。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所受的第二重壓迫就是性別歧視。在男權社會中,男性是主宰,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和一切重要事務,男性意識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則是女性形象服從于男性的價值取向和主觀想象。許多男性作家塑造出性格各異的女性,但這些女性形象大多以男性的標準和范式來欣賞和構建,從而打上了男權的烙痕。
女性處于邊緣化地位,在男性話語權的主導下,成為“他者”或“跟隨者”,女性文學作品也受到男性話語權的影響與支配。女性本來就是男權社會的受害者,而黑人女性則更加悲哀,她們既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還是黑人男權的犧牲品。黑人男性在社會中遭受歧視,往往把憤恨發泄在比他們更弱小的黑人女性身上,而黑人女性則無處發泄,默默地承受命運。長達幾個世紀,文學界對黑人女性的塑造不是忽視,就是模式化。19世紀以后,西方女權主義風起云涌,推動了黑人女性的覺醒,黑人女性主義文學也隨之誕生。黑人女性的覺醒突出表現在她們對精神解放和獨立自由的追求,表現在她們為與男性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而奮斗。體現在文學作品中,以佐拉•尼爾•赫斯頓、托妮•莫里森等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塑造了很多覺醒的新黑人女性形象,這些形象真實豐滿,光彩奪目,和男性及白人女性相比毫不遜色。她們以文本作為抗爭,顛覆了被白人和黑人男性設定的邊緣身份,重新建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完成了從“沉默的客體”到“話語的主體”的嬗變。早期的黑人女性主義文學以自敘體小說為主,其特征是以第一或第三人稱視角講故事的方式傾訴壓抑在內心中的痛苦。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可追溯到18世紀的美國奴隸制時期,當時的黑人生活暗無天日,受盡折磨,靠創造民謠和詩歌來治療肉體和精神上的創傷,并表達自身的反抗,這是當時最主要的文學創作形式。1746年露西•特瑞創作的《監獄之斗》和1773年菲麗斯•維特利創作的《各種題材的詩歌:宗教和道德》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
19世紀,黑人女性找到了更適合表達心聲的方式,那就是自敘體小說。出身奴隸的黑人婦女,受教育機會極少,因此書面語寫作很吃力。自敘體小說可以用生動的口語來寫作,極大方便了她們的創作。這種創作方式如實記錄了黑人女性在當時的經歷,并明確表達出她們的心理訴求,受到黑人女作家的喜愛,并逐漸發展成為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傳統寫作方式。哈麗特•E•威爾遜于1859年創作的《我們的尼格,或一位自由黑奴的生活經歷》,觸及白人與黑人通婚的敏感問題。哈麗特•雅各布以筆名琳達•勃蘭特發表《一位女奴生活中的事件》,號召黑人為廢除蓄奴制而斗爭,成為早期黑人女性文學的經典。[3]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南方的蓄奴制被廢除,但黑人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善,種族歧視仍十分嚴重,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在探索中繼續前行。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在19~20世紀之交迎來第一次繁盛,這一時期知識型黑人女作家崛起,她們的突出特點是宣揚黑人文化,作品中展露的批判種族壓迫和性別歧視的鋒芒前所未有。弗蘭西斯•哈珀于1892發表了《勞拉•勒勞依:消散的陰影》,該書在較長時間內被認為是第一部黑人女性長篇小說。書中的混血女奴勞拉被聯邦軍隊解救后成為一名隨軍護士,她放棄白人的求婚,與黑人醫生結為伴侶,共同投身廢奴運動。小說塑造了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良好學識和風度的黑人形象,與以往黑人女性文學中的傳統黑奴形象形成鮮明對比。[4]安娜•庫柏以散文集《來自南方之聲》(1892)喚起民眾對黑人女性教育的重視。葆琳•霍普金斯的小說《毀滅的力量:一部展示北方與南方黑人生活的羅曼史》(1900),從財產、性道德、政治等多維度探討了黑人婦女的生存現狀。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涌現出杰西•雷德蒙•福賽特和佐拉•尼爾•赫斯頓等杰出的黑人女作家。福賽特的小說《棣樹:一部美國人生活的小說》(1931)中,女主人公是風度翩翩的中產階級,一點也不比白人婦女差,好像是在對白人社會提出挑戰。
赫斯頓則將源自非洲的黑人傳統文化作為創作的源泉,她的小說《他們眼望上蒼》(1937)首次融入了黑人方言,在宣揚黑人文化的同時也是對白人英語規范的突破。赫斯頓塑造了一系列新黑人女性形象,對族裔文化的傳播貢獻卓著,成為黑人女性文學的奠基者。20世紀70年代,黑人女性主義文學達到第二次繁盛期,從邊緣文學的地位上升為被主流文化接受的當代文學重要流派。這一時期的黑人女性作家更加自信,她們筆下的黑人婦女形象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只表現黑人婦女的覺醒和勇氣,轉向了對自我的反思和人生的探索。作品中大量的人物內心剖析使黑人婦女的文學形象更加真實、豐滿。托妮•莫里森和愛麗絲•沃克等黑人女作家才華橫溢,構建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輝煌。莫里森以《最藍的眼睛》(1970)步入文壇,先后發表了《蘇拉》(1973)、《所羅門之歌》(1977)、《柏油娃娃》(1981)、《至愛》(1987)、《爵士樂》(1992)、《天堂》(1997)等作品,并于199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黑人女性。她從黑人口頭文學中汲取營養,并結合了非洲的宗教儀式、神話傳說等元素,作品彌漫著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莫里森透過筆端苦苦地追尋自我,探索黑人女性的未來之路,她傳遞出的思想厚重而深邃。愛麗絲•沃克以《紫顏色》(1982)蜚聲文壇,這部小說揭露了種族歧視和黑人男性對婦女的迫害,強調婦女要獨立自救和相互支持,深刻地詮釋了她的“婦女主義”思想。此外,瑪雅•安吉洛的《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1970)也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些黑人女作家解構了白人的審美價值觀,旨在追尋和塑造完整的黑人女性自我形象,并在文本語言上展現出豐富的創造力,使黑人女性主義文學達到了新的高峰。綜上所述,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是生存在白人和黑人男性的夾縫中的黑人女性解構種族主義和男權主義的銳利武器,也是她們重新發現自我、審視自我、構建自我的有力工具。在反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浪潮中,美國黑人女性主義作家成為時代的推動者,引領黑人女性走向光明的未來。
作者:劉浪飛單位:成都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