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對西方翻譯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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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源于西方的女性主義發展至今，影響和聲勢日益擴大，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學術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女性主義進入翻譯界，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拓寬了研究范圍，給西方翻譯實踐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性主義者在翻譯中運用各種反常規的的方法來宣揚女性主義思想，強調翻譯的政治性。弗洛圖、哈伍德總結了幾種翻譯手段，比如增補法、加寫前言和腳注、重新性話語言等實踐方式。

關鍵詞：

女性主義；翻譯實踐；政治性

20世紀60年代末，女性主義時代到來了。女性主義的核心內容最初是反抗男權壓迫，后來，拓展為反對一切文化霸權。女性主義影響了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幾乎對學術界的每個領域都有所涉獵，沖擊了學術準則。女性主義與翻譯研究結合后，對西方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女性主義者視翻譯為生產，而不是再生產。女性主義翻譯就是使陽性詞在語言中隱匿，而陰性詞得到顯現。女性主義者在翻譯中，運用各種反常規的方法來宣揚女性主義思想。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時，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觀點，使用種種手段來干涉文本，使女性的身影得以在譯文中顯現。弗洛圖、哈伍德均總結出幾種常用的翻譯實踐手段，比如：增補，加寫前言和腳注，劫持，語言的中性化和減性化等。

一、弗洛圖列舉的三種實踐方式

（一）增補

增補，也就是一些理論家所謂的補償手段，一直被認為是譯者經常使用的方法。譯者翻譯時，總會面對一些文化差異，為了彌補文化、語言間的差異，譯者就要進行文本干預。而女性主義譯者只是注目于補償原文在表述性別意義上的差異。戈達爾德在翻譯尼古拉•布羅薩爾的小說《L’Amèr》時，就運用了增補的手段。“Amèr”至少包含了三個詞：mère（mother母親），mer（sea大海），amer（bitter辛酸的）。原文標題即是一個文字游戲。戈達爾德的翻譯是把三個詞匯：“TheSeaOurMother”（大海母親）和“Sea（S）mothers”（大海溺愛者）及“（S）ourMothers”（辛酸母親）結合為一個圍繞大寫字母“S”而形成的文字游戲。她把The放在左邊，把e、our和mothers放在右邊，排成豎排，中間是大寫的S。該標題成為：，組合成“TheseOurMothers”（這些我們的母親）或“TheseSourSmothers”（這些辛酸的溺愛者），把以上三個詞的含義都包括進去，在原文女性主義表述的標題上又創新意。

（二）加寫前言和腳注

加寫前言和腳注是女性主義翻譯的常規手段。女性主義譯者在前言中通常會解釋原文的意旨，概括自己的翻譯策略。前言和腳注在給予意想中的讀者形象以真實感的同時，也讓人注意到了翻譯的過程，借此發揮女性主義翻譯的教喻作用。哈伍德在譯作《她人的信》的前言解釋說：“我的翻譯實踐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使語言替女人說話。因此我在一個譯本上署名意味著：這一譯本使用了所有的翻譯策略，要使女性在語言中清晰可見。”哈伍德還經常用前言和腳注來標注她在譯本中所做的女性化語言的改變。例如：她在法譯英時，針對法語中陽性的詞匯與語法，把男性化的語言全部改為女性化的英語，并在腳注中提醒讀者注意她所做出的這一改變。

（三）劫持

劫持，是指女性主義譯者對一些并不一定具有女性主義意圖的文本進行挪用，是最富爭議的一種翻譯方法。比如在原文中采用的陽性詞，譯者卻變成了陰性詞。這一變動雖然不會使原文的內容發生改變，但是卻產生了新的意義，使譯文更加具有女性主義色彩。哈伍德在翻譯麗茲•高文的《她人的信》時，就使用了挪用這一女性主義化的翻譯方法。作者在原文里使用的是全稱陽性詞，而譯者對此進行了糾正，在譯文借用法語形式的地方予以避免。作者經常用陽性復數“Québécois”來表示魁北克人，而哈伍德一律改為“Québécois－e－s”，此詞包含了陽性復數和陰性復數。

二、哈伍德提出的“重新性化語言”的實踐方式

按女性主義的方法來翻譯，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的語言活動，主要目的就是反對語言中的全男性化立場。要想重新性化語言，把女性包括在語言中，有很多種方法，其中最常見的是“中性化”和“減性化”。例如，用“flightattendant”代替“stewardess”是中性化方法，用“he／she”代替“he”是減性化方法。哈伍德認為，“中性化”和“減性化”經常用在翻譯新聞報道或者男性作者所寫的記實性文學作品方面，在對詩歌等其它類型的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時，這兩種方法就使用的少得多。語言從來都不是中性的，哈伍德自己也曾說過：“我的翻譯和流行的做法不同，不是中性的，而是從來都沒有中性過。”所以，“中性化”這種方法并不能永遠使用。在女性主義譯者看來，用一些中性詞來代替那些男性概括詞，這種做法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普通讀者在閱讀時，思維過程仍是以男性為中心，在看到諸如“Chairperson”之類的中性詞時，還是首先會想到男性。為了讓女性的身影和聲音更加清晰可見，就要使“語言女性化”。哈伍德認為“語言女性化”是指，人們為了聽到女性的聲音、看到女性的身影，而在語言方面所做的性化標志。為了性化語言而運用的語言技巧是多種多樣的，如以詞源學為基礎創造新詞。盡量避免使用有貶低女性意義的后綴、運用印刷手段等等。女性主義者在翻譯時，常常以詞根為依據創造一些新詞來表達她們的女性主義思想。哈伍德在法譯英時，由于英語中沒有可與法語“cyprine”相對應的詞語，于是根據希臘詞根“cyprine”，創造出了英語單詞“cyprin”。還有女性主義譯者從希臘詞綴“hyst”，創造出“hystory”一詞來對抗“history”；以“gyn”為根據，創造出“gyn－ecology”一詞。在英語和法語的詞綴中，有些包含著對女性的貶低和嘲笑，如“ess”“ette”等。法語中陽性詞“cafetier”指的是經營咖啡店的男人，而相對應的陰性詞“cafetière”卻指的是咖啡壺。法語的陰性詞綴“ette”也表示“渺小”的意思。在英語中，這一詞綴也用來表示同樣的意思，如：“cigarrette”“novelette”。女性主義者在翻譯時，就應盡量避免這些包含對女性貶低、嘲笑意味的詞綴。哈伍德在翻譯時還通過印刷方法來實現語言的女性化。她在法譯英時，把法語句子“Unemuetteparleàunsourd”譯為“Amuteonespeakstoadeafone”。她用加重印刷的方法粗寫“e”字母。因為，在法語中“e”是表示陰性的。這樣，加在英文中特殊的印刷方法就把原文要表示的陰性含義傳達了出來，“一個啞女對一個聾男講話”。哈伍德還通過大寫讓人注意文本的信息，如“HuManRights”。哈伍德運用的這些翻譯方法主要是針對法英這兩種語言的，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通過她的翻譯實踐，人們可以發掘出她的女性主義思想，認識到她的翻譯目的即是讓女性的聲音和身影清晰可見。

三、質疑語法性別

性別是從一個表示種或類的詞發展而來，源于希臘語名詞中陽性、陰性、中性的劃分。語法性別指的是名詞的歸類不是按照它們的意義而是按照它們的形式。名詞的語法性別決定了它與動詞、代詞、介詞相配合的方式。語法性別是一個形式屬性，與意義無關。有的語言有兩種語法性別，有的有三種或更多。英語中存在“自然”的性別，而不是語法性別。這就意味著英語單詞的性別不是歸因于形式而是歸因于意義。對于翻譯來說，性別因素并不十分重要。因為語法性別通常是語言結構性約法，是沒有意義的。但是，雅各布森指出語法性別在某種情況下如詩歌和神話，也被賦予了象征意義。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必須考慮語法性別。女性主義者從雅各布森的觀點中受到啟發，為性別標志重新賦予了意義。她們希望展示的意義既是詩學的又是意識形態的。語法學家把陽性當作“不標記”的形式，是詞的簡單形式，可以一般使用，具有相對中立的意義。而陰性卻是有標記的形式，不能作為常規用法。英語雖然沒有語法性別，但仍然隱含著性別意味。比如“國會議院和他們的夫人”，把國會議院直接等同了男人，女人總是成為男人的附屬；如“mankind”“history”，都表示了男人的主導地位。這些說法顯示，英語語法性別的缺乏足以被“心理的”或“隱喻的”性別彌補了。法語語法是陽性支配陰性，這樣就會給女性造成侮辱性的后果：像“三百個女人和一只（雄性）貓走在街上”這樣的句子將不得不在語法上按陽性處理。而英語也是充滿了性別歧視的。當有三百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在房間里時，說“Everyonepleasetakeoffhisboots”（請每個人脫下他的靴子）是合乎邏輯，合乎語法的。女性主義者在翻譯時，面對這種語法的性別歧視，提出了抗議。貝爾西雅尼克的“L’Euguélionne”一書對法語的男權制度權威作出了嚴厲的批判。而譯者斯科特在把這本批評性別化語言的書從法語翻譯成英語時，證明了英語也存在頑固持久的性別標志。這部書在女性主義第二次高潮初期，對于男權制度做出了深刻猛烈的批判。女性主義譯者堅持翻譯就是用女權主義方式再改寫，堅持要讓世人看見并聽見女人，所以在翻譯實踐中運用種種方法抵制父權語言，反對男權制度。而且，女性主義者的翻譯經常是在文本、作者與譯者之間存在著兩廂情愿的共謀與合作。她們的翻譯是對原文本意義的擴充和發展，而不是損害。女性主義者的翻譯，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當原文違背了她們的政治思想，有輕視、貶低女性的意向時，她們就會毫不猶豫地修正原文。她們認為自己有權利從女性主義視角去質疑原文，干預原文，按照女性主義思想去改寫原文。她們要展示出當女性覺醒時，父權語言中蔑視女性的那方面是可以輕易被改變的。女性主義翻譯的實質就是希望通過強調語言的政治性，達到提高女性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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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亞儒．語言的“重新性化”———談女權主義的翻譯觀［J］．海南大學學報，2001，12．

作者:韓靜 劉含穎 路卿 單位:河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