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與人文精神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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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傳說曾作“八卦”。《周易•系辭下》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個庖犧氏也就是伏羲氏，他進行陰陽八卦文化創造的傳說就誕生在天水三陽川地區的卦臺山。該地四面環山，有大小山頭九個，中間圓形盆地極為平坦，且有渭河由西向東呈“S”形穿三陽川而過，形同太極原圖。還有，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灣文化遺址，在這里發現了最早的旱作農作物標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原始地畫，最早的中國文字雛形，最早的宮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等等。渭河流域的圣跡名物雖然多多，但它們畢竟是歷經數千年的滄桑流傳下來的，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片圣土上曾經現出更多的震撼一時的事件和人物，只是不被數千年以后的人們所知而已。現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歷史遺跡與在歷史上發生過的同類事件相比，恐怕不過是太倉一粟罷了。一種好的文明和文化，不在于它使信奉它的人們能夠攫取多少財富和擁有多么強大的力量，而在于它能給人們一種什么樣的精神。這就如同一個人是否偉大，不在于他有多么強壯的身體和多么英俊的外表，而在于他有怎樣的一種精神和品質。中華人文精神是與“天地精神”聯系在一起的，如同天地一樣永葆青春、永垂不朽。你之所以嫌棄它甚至厭惡它，那不過是因為你對它還沒有體悟而已。老子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日月不為喜暗者而斂其明，大地不為慵懶者而改其廣，中華文明不為嫌棄反對者而不放其光芒。“人文”一詞蓋出于《易傳》。《易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者，原指紋路、紋理，也指事物變化運行的軌跡。“天文”即天體運行的軌跡，引申為天體運行的規律和規則，即天道。“人文”即人類文明化過程的運行軌跡，引申為人群文明生活的規律和規則，即人道。《易傳》所說，謂古代的圣人通過觀察研究天之道，以明察時節的變化，通過觀察研究人之道，以教化天下之民，使之循道而行，以成文明禮俗。“人文”總是表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凡人類的衣食住行、生產消費、社會交往、技藝娛樂、征伐戰斗、喪葬祭祀以至于學問思辨等等，莫不與人文范疇相關。

既然“人文”包羅萬象，涉及與人類文明化生活相關的方方面面，那么，以博返約，就有“人文精神”一說。“精神”原指人的精氣、元神，與人的形體相對。如《呂氏春秋•盡數》云：“圣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東漢王符《潛夫論•卜列》云：“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即上述意義上的“人文”之精神，亦可簡稱為民族精神，謂一個民族在其文明化過程中所形成并一直遵循的基本觀念、信念、原則和精神歸宿。一個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一個民族也同樣需要一點精神。民族的人文精神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本質所在。喪失了這個精神，這個民族的一切創造成果只不過是“物件”的多少而已。在世界多極化和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民族沖突和文明沖突日趨尖銳的今天，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對于中華民族的在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民族人文精神或民族精神是民族性格、習性之上的一個概念，是民族性格和習性的精華。一個民族的性格和習性具有多面性，既有積極的、正面的性格和習性，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性格和習性。人們常說的民族劣根性，就是特指民族的負面性格和習性而言的。民族精神則與此不同，是指優秀的民族性格、習性、意識和優秀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凝結，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發展歷史中所創造的文明的精華，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質和精神品格。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就像一個人沒有靈魂。一個民族沒有優良的精神，沒有優良的品格，就會在民族競爭中喪失競爭力，因而也就不可能長久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終被歷史所淘汰。中國是舉世聞名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文明史源遠流長，長達七、八千年之久。中華文明之所以根深蒂固，歷久而彌新，是與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一個民族的精神是否優越，不憑口說宣傳，而要看這種民族精神具有什么樣的本質特征，要看這種民族精神孕育了什么樣的民族人物，以及這些民族人物又為這個民族造就了什么樣的功業，貢獻了什么樣的思想和精神。我們說中華民族精神是偉大的，那是因為這種精神從一開始就與“天地精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內涵之博大、品質之優越，足可以使后世中華子孫引以為驕傲。如果我們仔細地審視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就會發現它們都是從“天地”中來，都是對特殊的民族利益、民族眼界的超越。中華民族精神的品質，可以說就是天地的品質，中華民族精神的特性，可以說就是天地的特性。中華人文精神追求人與我、人與物的和諧共生。《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國古代哲學觀念中，天地之間有兩種力量，一種被稱之為“陽”，一種被稱之為“陰”。這兩種力量相吸相斥，相推相摩，不斷地推動新事物的產生。因此，天地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大系統，宇宙間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死寂的，都是處在生生不已的狀態之中。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應效法天，使萬物不斷地發育生長。這個原則被古代思想家概括成仁。仁是愛，愛就是使人生、使物生。損害別人、戕害他物以滿足自己的生命需要，是自私自利的表現，為中國人所不齒。正如漢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說，仁在愛人，不在愛我。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萬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墨子所謂“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張載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戴震所謂仁是生生之德，“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等等，無不秉承的是天地的生生精神。中華民族把天下共生視為天經地義，把“贊天地之化育”、助天地之生生看成是人的義務和責任。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強大了不僅不會稱霸世界而且還會促進世界和平，增進全人類的幸福，其基本的論據根源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確立的這種和諧共生觀念和仁愛精神。

中華人文精神尊道、貴德、尚義、忠公。我們知道，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的變化是有規律的，古人把現象界背后自然的必然性稱之為“天道”。道家認為，道是包括天地在內的萬物之母，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據，是一切事物發展的根本的動力。萬事萬物得道而生，不道早已。人作為天地的產物，當然就要遵循天道。在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中，遵行天道是正，違逆天道是邪。正和邪的分別，就在于行道與否。中國思想史上的不同學派，雖然對于天道、地道、人道各有不同的認識，但無一不強調行道、得道的重要。歷史上的思想家們俯而讀，仰而思，辯而爭，今是而昨非，無一不是為了求道。道家學派的楊朱曾經“哭歧途”，也是出于對世人走錯道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憐憫。中華民族正是出于對天地正道、天地正氣的尊崇和景仰，才形成了尊道而貴德的偉大傳統。三皇五帝年代久遠，事跡幾乎湮沒無聞；堯舜禹之事，史書雖有記載，但也若存若亡。然而，他們尊道貴德的精神傳統卻保留了下來，歷經夏商周到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和荀子那里被發揚光大。經無數先賢以畢生生命實踐的詮釋，直道而行，不趨邪曲，居仁由義，尚禮貴信，急公義而賤私利，成為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一貫的精神傳統。“以德配天”，“太上立德”、“明明德”、“止于至善”被看成是最大的不朽事業，成為人們的最高追求。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講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孟子所說“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陸九淵所說“輕重榮辱惟義與否”，文天祥所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涌現出了無數仁人志士，他們不畏強暴，為維護天下正義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都是出于對天地之間的道義和正氣的維護。他們的事跡和精神因道義而不朽，被后人永遠景仰和尊崇。中華人文精神所崇尚的道義，是天下之公道和公義，而非一家一姓、一人一時之私道和私義。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因而人應當效法天地，尚公而不尚私。先秦儒家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法家講公私相背，尚公義而克私義。《呂氏春秋•貴公篇》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忠經》提出“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享貞。”顧炎武提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孫中山提出，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共產黨人提出并踏實地踐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條。雷鋒說：“一個人的作用，對于革命事業來說，就如一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我愿永遠做一個螺絲釘。”這自古至今的思想和實踐都體現了中華人文精神崇尚公忠的特點。中華人文精神崇尚昂揚向上、與時俱進。《易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是天道剛健，運行周而復始，永無止息。人作為天地之間之一物，就應該效法天道，不斷進取。從此，“自強不息”就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成語，意為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在這方面，古人給后人樹立了榜樣。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墨子兼愛天下，雖枯槁不舍。廣大的勞動人民更是勤勞敬業，發奮圖強，使中華文明不斷地發展與進步。自強不息表現為在逆境中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和奮斗毅力，更表現為一種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不斷進取的精神，還表現為一種勇于正視自己的弱點的自省意識。

3000多年前，商朝有位君主叫“湯”，被后人譽為一代明君。商湯在他的洗臉盆上刻上九個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就是著名的“湯之盤銘”。它的深刻寓意可以這樣理解：每天都有新氣象，每天都有新創造。臉是天天要洗的，同樣，心也需要天天洗。既除去身上的污垢，又除去內心的渣滓，人才能不斷進步。因此，自強不息也包含著自新的意思。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很多的修身、治心的思想。古人把進德和修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德業相互促進，日日都有新發展。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優秀的民族精神，從來就是開放、與時俱進的，像天象的運行那樣一刻也不停滯。中國人民在實踐中不斷地豐富著民族精神的時代內容。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巖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鋒精神，抗洪精神，抗擊非典的精神，航天精神，救災精神，志愿者精神等等，都鮮明地展現著中華民族精神的與時俱進性。中華人文精神崇尚博厚恢宏和寬容大度。《易傳》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是博厚的，可以容納和承載萬事萬物。中華民族從大地那里吸取了這種博厚能容的品質，形成了寬容的精神。老子所謂“有容乃大”，《論語》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荀子所謂“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戴震所謂“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等等，都展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博厚恢宏特征。中華作為泱泱大國，不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其精神和思想也有海納百川、地承萬物的氣勢。我們知道，許多人把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龍本身就體現了寬廣能容的特點。龍完全是虛構出來的神物。傳說中的龍，角象鹿，頭似駝，眼如兔，頸如蛇，腹似蜃，鱗如鯉，爪似鷹，掌如虎，耳如牛。人們對它的形成、演變和發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更欣賞龍來源于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圖騰崇拜的說法。相傳最初的華夏部落的圖騰崇拜物是一條蛇。憑借當時最高水平的生產力，華夏部落不斷地發展壯大，不斷地融合接納它周圍其他的部落。華夏部落每把一個部落融納進來，就把這個部落的圖騰的一部分加在本部落的圖騰———蛇的身上。這樣，當中原各部落最終統一的時候，一個新的圖騰形象———龍也就定型了：駝首、鹿角、兔目、牛耳、鱷吻、蛇身、虎齒、蟒鱗、鷹爪、鯉須、麒尾……它幾乎匯聚了各種靈物最雄美的部件，因而顯得異常神奇，極其獨特。龍的誕生本身就體現著中華民族和諧一致、寬廣能容、敦厚能載的博大胸懷。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北來的少數民族，印度來的佛教，西方來的文明，毫無例外地都容溶于中華文明的大海之中了。這種大海般、大地般的氣度，在其他的民族精神中是不多見的。

中華人文精神不僅崇尚天地大道，也追求以人為本。孔子說：“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朱熹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論語集注》）這也就是說：道是自然的必然性，其特點是無為；人是自覺的行為主體，其特點是有為。只有發揮出人的自覺的主體性，道才能夠弘大，才能顯出神奇的效力。荀子指出，不應該“大天而思之”，而應該“制天命而用之”，也強調人的主體性地位。《禮運》強調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認為人是天地之間最優越、最重要的事物。《中庸》提出，人能夠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并而為三。因此，古人稱人為域中“四大”之一，“三才”之一。這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敬鬼神而遠之”，注重現世、尊重民意的以人為本觀念，就成為中國人的最基本觀念和思想。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都強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要“利民”“裕民”“養民”“惠民”，使百姓足食。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到孫中山倡導“民主、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到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并努力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無一不豐富和發展著中華民族精神中以人為本的內涵。強調的“以人為本”的“人”是人民，“以人為本”重在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以人為本問題上與前人不同的理解。在歷史上，不乏輕君重民的思想家，不乏愛民如子、為民請命的清官，但都不能與共產黨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宋朝的包拯，一生為民，不惜得罪皇族權貴。清代的林則徐，曾因虎門銷煙，為民除害而名垂史冊。然而，在封建士大夫的心中，他們是在人民之上的高貴者，他們為民眾所做的事是對人民的恩典。對于共產黨人而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為了革命的事業，人民的解放，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靠小米加步槍，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終于趕走了侵略者。同樣為了人民的幸福，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的社會主義時代，焦裕錄、雷鋒、孔繁森、楊善洲等等無數優秀共產黨人，以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對以人為本進行了全新的闡釋。以人為本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行動，是精神。中華人文精神是古往今來一代又一代中華各族人民共同鑄造的。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偉大的中國人，而一代又一代偉大的中國人又不斷地發展、提升著中華人文精神。我們應該看到，市場化所帶來的消極效應在逐漸凸顯，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庸俗主義的影響力在逐漸擴大。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和培育中華人文精神，是實現民族真正和平崛起和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

作者：焦國成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