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書法藝術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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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影響下的北魏書法

（一）龍門石窟與造像題記。龍門石窟的開鑿時間約在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的前幾年，后一直延續到北宋時期，規模宏大。石窟中皆是當時貴族或民間的佛教信眾籌集善款為祈福平安所造的佛龕，而在造像之后，為了記錄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造像名稱、祈愿內容等一系列史實資料，多會刊刻題記，由于北魏時期的墨跡已經不可見，這種佛龕題記時所刊刻的“造像記”便成了研究北魏書法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也是我們研究北魏佛教書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實物材料。將其與北魏同時期的墓志銘書法相比較，能讓我們更全面地窺探北魏書法藝術的全貌。龍門石窟內的造像記約有三千六百余品，品類甚多，但北魏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并未被人重視，直到清代黃易極力推崇龍門造像記，并從數千碑刻題記中選出四品，即《始平公》、《孫秋生》、《楊大眼》、《魏靈藏》。后來，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又列出了“二十品”的篇目，即“龍門二十品”，雖然龍門石窟歷經了幾個朝代鑿刻的，但其所選“二十品”卻皆是刻鑿于北魏時期，其中十九品藏于古陽洞，刻鑿時間最早的在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最晚的在公元520年，主要集中在宣武皇帝時期（公元483-515）。由此，“二十品”成為了魏碑書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二十品”之名也逐漸廣為人知。

（二）龍門二十品。龍門佛像造像記的主要目的是銘記功德、傳誦佛法，所以為了便于閱讀、傳播，“龍門二十品”皆用的是正書書寫，稱“正書”而非楷書，是因為在許多品造像中，其字的用筆并非純粹的楷書，在捺筆和橫筆結尾處，依然殘有隸書向楷書發展過渡過程中的一些特點，當代劉濤先生認為其“體兼隸楷”③，而在清代的書論中，也并未以“楷”、“隸”相稱，而是引用宋人“正書”一說，筆者亦同；分析“龍門二十品”各造像記的書作風格可以發現，雖然二十件書作的風格迥異，但是卻依舊有其共性的特點：從單字點畫的細節來看，橫畫多是向右上方傾斜，起收筆多為方筆，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評價“二十品”，認為：“《龍門造像》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④。”將其與同時期北魏元氏墓志銘作比較可發現，元氏墓志由于是為皇家墓葬所作，書丹之人皆是畢恭畢敬、謹小慎微，所以其風格自然也就精美新妍；反觀“龍門二十品”在行字間卻并沒有過多的法則作為束縛，風格更顯粗獷，率真不做作，沒有法則的拘束，初看亂頭粗服，細看卻拙而不丑，內含骨力。從刻工方面來講，以元氏墓志為代表的北魏墓志銘，刻工多是擇其優者，刀法細致入微，結體斜畫緊結。而各造像記中除了《始平公》、《孫秋生》等少數幾品記有書者刊款外，其他各品造像記的書者皆無從考據。從幾品題記中所刻寫的三角點和橫豎筆畫起筆時方頭的痕跡可以看出，這些題記文字顯然是由工匠直接鑿刻而未經書家書丹產生的，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刊刻之人應該多為當時民間信奉佛教的無名工匠，并沒有經過嚴格的書法訓練，其書刻多是從經驗中而來，所以才沒有規矩約束，但其字卻并未因“隨性”而無規矩，相反，由于沒有過多的拘束，其體式自然多變，結體因勢賦形，稚拙返璞的意境內含其中，雖然無法推測其是有意還是無意，但這種意境正契合了佛教“空無圓融”之境。

二、北魏佛教造像書法的影響

在北魏佛教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佛像造像記書法，這一獨特的形式不僅反映出北魏市民階層對佛教信仰的社會狀況，也同樣反映出當時書法藝術的發展狀況。書法藝術不僅充當了宣傳佛教思想的重要手段，也為我們記錄了十分豐富的民間書法碑刻珍品，使我們了解到當時民間書法的實際狀況，這些碑刻雖是自然隨性而為，卻獨具匠心，其用筆略帶隸意，古樸稚拙，通過對比同時期的皇家墓志，我們可以發現其藝術的獨特性。這種獨特的風格也使其在書體風格眾多的書法藝術寶庫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到清代金石考據之風盛行之時，其獨特的金石古拙之風氣展現出獨特的魅力，如康有為、金農等一大批書家都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對民國時期乃至近現代的書法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此影響的源頭，北魏佛教與書法藝術間的關系也值得我們去做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作者：徐蒙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