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史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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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在簡要介紹西方目錄學的定義和發展歷程之后，從對重要學者的研究、目錄學協會的發展和傳記性著作這三個角度，綜述了西方目錄學史研究的文獻發展情況，是對西方目錄學史研究文獻發展的一個簡要總結。
【摘要題】社科信息事業史
【關鍵詞】目錄學/西方目錄學/文獻綜述
【正文】
1西方目錄學的定義和發展歷程
1.1西方目錄學的定義
在英語中，目錄學被稱為bibliographical(bibliographic)studies或者studyofbibliography。1797年《大英百科全書》第三版收錄了目錄學這個詞條，從此目錄學作為一個術語，進入了西方學科體系。[1]在西方，目錄學最基本的定義就是“對于印刷材料(printedmaterial)系統性的描述”。“當描述一本書的物理特征，研究某一本書的版本流變，或者鉆研一份報紙的歷史，都可以說是從事目錄學的研究。”[2]
西方目錄學主要有以下四個分支：[3]
(1)列舉目錄學(EnumerativeBibliography)：是指對文獻，或者各類型文本的列舉，產生目錄、書目以及類似的檢索工具。
(2)分析目錄學(AnalyticalBibliography)：主要研究書的制作過程，尤其是其物質材料的物理特征，即紙張、類型、構成、裝幀、裝訂、手稿說明以及作者的標記，還包括寫字間(scriptorium)和印刷作坊的工作活動。分析目錄學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書的物質生產過程怎樣作用于文本(text)（此處“文本”指的是以紙張為載體的具體內容，以下同。）的特性和狀態。
(3)描述目錄學(DescriptiveBibliography)：是指通過一種標準的格式描述圖書，包括對書的版式、構造進行規范的描述。這對于手稿和早期的印本書來說是尤其重要的，因為這一類書的任何一本，都可能是該書所記載的內容的單獨的一種版本。可以看出，描述目錄學既是分析目錄學的產物，也對分析目錄學有所貢獻，尤其是從標準化這個角度。
(4)版本目錄學(TextualBibliography)：是指對文本的現存狀態進行考訂，尤其是通過考訂文本現存的版本，分析分別由哪些責任者（作者、編者、排印者、印刷者）對某一個版本負責。版本目錄學是版本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1.2西方目錄學的發展歷程
西方目錄學發展到今天，形成這四個主要的分支，主要是與其目錄發展的歷史緊密相連的。西方書目的歷史可以從古希臘的書目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尼尼微(Nineveh)的Sennacherib圖書館的泥版書目，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喜劇詩人就已在其著述中首先使用了書目(Bibliography)一詞。[4]
隨著古代羅馬帝國的沒落，古希臘羅馬文明被中斷，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在中世紀古代大型圖書館被收藏基督教書籍為主的、規模極小的修道院圖書館所代替，整個中世紀目錄是記錄登記修道院圖書館藏書財產——稱為財產目錄，著錄不規范，分類粗糙。比如，穆斯林八世紀科爾多瓦的皇家圖書館的目錄，每本書只列出書名和著者。回教大型圖書館的藏書目錄是按類編制的，同一類書常常按書籍到館順序排列。因此這種目錄近似于按類編排的財產登記簿。[5]
而西方現代書目的發展實際上是從文藝復興，尤其是從德國人古登堡發明鉛活字印刷術以后才開始的。西方目錄學家一般認為西方的現代書目始于早期的印刷商張貼在其店鋪門口用于招徠顧客的廣告目錄(List)，而最早的印刷書籍廣告目錄可能是印刷商HeinrichEggestein、JohannMentelin或PecerSchoeffer在1460年代所發行的廣告目錄。雖然這種目錄在當時僅僅只有一頁，且是單面印刷，書目記錄能達到二三十條，但是，它卻具有重要的意義。西方的現代書目從一開始便是純粹的商業產物，也就是說，其使命乃是為了推銷產品和招徠顧客（或者是為讀者服務）。后來，一地的印刷行會為了確保印刷商對其所出書籍的壟斷，要求各印刷商向行會登記其出版物，再由行會統一公布，于是出現了早期的登記書目。在書目的出版上，由于書目著錄的對象不是一地的藏書，而是層出不窮的出版物，所以，印刷商必須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廣告其出版物。于是，早在1560年代西方就已經出現了現行書目——定期出版的書目。
德國是最早在西方推行印刷術的，因此書業最為發達，書目事業也隨之興旺發達。自16世紀中葉起，德國印刷商和書商為了拓展書籍貿易市場，便開始利用宗教節日的機會在德國乃至歐洲各大都會興辦定期的大型出版物交易會（如春季的復活節書市、秋季的米迦勒節書市等），其中尤以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兩地的這種書市最為著名。為了書市的需要，官方和私人都出版了專門的書目，這種書目就是在世界目錄學史上聞名遐邇的Messkataloge（權可譯作“書市目錄”）。因為Messkataloge能較全面地定期揭示德國的出版物，所以它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現行國家書籍總目(thecompletecurrentnationalbibliographies)；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動和影響了整個西方的國家書目的發展。
從上述西方書目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在19世紀以前，西方的書目基本上都是列舉式目錄(EnumerativeBibliography)，主要是將關于各種文獻的信息匯集成為一個有邏輯的和有用的編輯物，是工具性的書目，其使命在于綱紀群籍，提供完整的書目信息。正如NealHarlow所言“書目的最高目的乃是通過不斷的積累，為全世界提供各國文獻的完整書目記錄”。
然而，從19世紀開始，由于莎士比亞戲劇研究日盛，整理英美文學遺產之風氣開始興盛，在整理典籍的過程中，一批學者開始把文學著作作為“物質實體”(physicalevidence)來研究，通過揭示文獻的物質形式特征，如紙的特征、版式的特征、鉛字的特征等等，來精密、準確地鑒別和描述文獻。這后來就形成了西方目錄學的其他重要分支：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和版本目錄學。
2關于西方目錄學史研究的文獻綜述
在西方國家，目錄學研究主要是指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和版本目錄學這三個領域，統一成為“實體目錄學”(Physicalbibliography)。雖然目錄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目錄學的研究在西方卻是從20世紀初開始才成為一門學科。列舉目錄學，雖然不是目錄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但是在目錄學的發展史上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一部分西方目錄學家對此也作了一部分研究工作。比如喬治·施耐德(GeorgSchneider)的《目錄學的理論與發展史》（TheoryandHistoryofBibliography，由RalphR.Shaw翻譯，1934），德爾多·倍斯特曼(TheodoreBesterman)的《系統性目錄學的發端》（TheBeginningsofSystematicBibliography，第三版，法語，1950），阿爾欽·泰勒(ArcherTaylor)的一些作品，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書籍導讀》(RenaissanceGuidestoBooks,1945)、《書目之書目的歷史》(AHistoryofBibliographiesofBibliographies,1955)、《書目：種類和使用》（BockCatalogues:TheirVarietiesandUses,1957，由WilliamP.Barlow,Jr.修訂，1986）、《1548年以來的綜合性主題目錄》(GeneralSubject-Indexessince1548,1966)，還有西爾斯·捷恩(SearsJayne)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圖書館目錄》(LibraryCataloguesoftheEnglishRenaissance,1956)以及魯道夫·布魯恩(RudolfBlum)的《Bibliographia:Einewort-undbegriffsgeschichtlicheUntersuchung》和克魯美爾(D.W.Krummel)的《書目：目的與方法》(Bibliographies:TheirAimsandMethods,1984)。另外還有伯納德·布萊斯洛爾(BernardH.Breslauer)與羅蘭德·福爾特(RolandFolter)合著的《目錄學：歷史與發展》(Bibliography:ItsHistoryandDevelopment)。這些作品大致給出了列舉目錄學的產生背景、發展歷史和現狀，對于目錄學的這一分支作了比較詳盡的介紹。對于列舉目錄學的研究情況，本文不再細述，而主要通過文獻綜述來介紹西方學術界對“實體目錄學”的研究情況。
實體目錄學的研究對象是書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統的方法來分析書是如何制作的，并評價書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變等）對書的版本和分類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實體目錄學所包含的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和版本目錄學這三個領域，是20世紀學術發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倫敦的目錄學協會(BibliographicalSociety)在紀念其成立50周年之際，出版了一卷文集《目錄學協會研究成果回顧，1892-1942》(TheBibliographicalSociety,1892-1942:Studiesin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蘭西斯(F.C.Francis)編輯完成。倫敦目錄學協會是20世紀上半葉英國目錄學發展的核心力量，這本文集是目前為止對于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的目錄學發展最好的綜述。其中，福蘭西斯寫了一篇關于協會發民歷史的回顧文章，格雷格(W.W.Greg)寫了一篇關于目錄學的學科歷年和近期發展的重要綜述，其余的都是目錄學研究方面的重要論文：歐洲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對1641年之前的英語書籍的“簡短標題目錄”(ShortTitle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亞研究，18、19世紀的目錄學發展研究，外國目錄學研究，以及早期書籍裝訂發展研究和美國目錄學發展研究等等。這些論文的作者都是目錄學領域的開創者和重要學者，這本文集不僅是對這半個世紀以來目錄學發展的回顧，同時也試圖通過一個比較客觀的視角來看待這段發展，表達了這些作者對自己一直關注并投入的事業的觀點。這些學者的個人努力，對于目錄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正如福蘭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學者波洛德(A.W.Pollard)時，說，“是他的天才為我們的協會融入了一種個性化的元素，一種開拓的精神，這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精神，我希望它永遠與協會同在”。這種“開拓的精神”在當時的目錄學研究者中，可以說是一種共識。比如，另一位著名學者邁凱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寫給文學專業學生的目錄學入門》(AnIntroductiontoBibliographyforLiteraryStudents,1927)中指出了開創目錄學這樣一個重要的學科是令人激動和興奮的。這些目錄學領域的先驅者們的努力和精神，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著鮮明的體現。
在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為重要的文章，是威爾遜(F.P.Wilson)的《莎士比亞于“新目錄學”》(ShakespeareandtheNewBibliography)。它可以說是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紀上半葉以來倫敦目錄學協會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為當時一些重要的目錄學家，比如格雷格、邁凱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書籍的物理特征對版本問題的影響，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時期的戲劇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亞。威爾遜的這篇文章，在1970年又單獨出版，由海倫·加德納(Helen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說“在本書中，作者進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實的資料和深厚的學術功底。該書是莎士比亞作品版本研究領域的里程碑性質的著作。”不僅如此，威爾遜的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分析目錄學在研究版本問題方面的應用。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目錄學的任何分支做過系統的探討。此后，1979年，西方目錄學界的另一位著名學者托馬斯·坦瑟雷(ThomasTanselle)，在Osler圖書館50周年慶典上發表了一個講話，系統地總結了20世紀目錄學的發展情況，包括分析目錄學、描述目錄學等分支領域，從而進一步使目錄學的研究系統化。[6]
2.1對重要學術人物的研究
一個學科的發展，往往與這個學科的杰出人物分不開。因此，對一些著名的目錄學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錄學發展的歷程。在這方面，保羅·尼德漢姆(PaulNeedham)、福雷德森·鮑爾斯(FredsonBowers)和大衛·凡德米倫(DavidL.VanderMeulen)的三篇文章頗具代表性。
尼德漢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講，題目是《伯拉蕭方法》(TheBradshawMethod)，介紹了亨利·伯拉蕭(HenryBradshaw)在分析和記錄書籍結構方面的貢獻，重申了伯拉蕭作為現代分析目錄學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漢姆的這個演講，并不是簡單地重復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過閱讀伯拉蕭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的筆記，對其思想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見解，重新定義了伯拉蕭的思想與其后繼者的關系。尼德漢姆演講中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在敘述伯拉蕭的研究方法的同時，恰到好處地表現了其作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漢姆認為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漢姆對于古書的目錄學分析這個領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夠評價伯拉蕭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來研究中的地位。他認為伯拉蕭的研究工作不僅僅在他那個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應該受到重視，因為它們是如何研究書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鮑爾斯的《邁凱洛在重建莎士比亞版本研究中的編輯原則》(McKerrow''''sEditorialPrinciplesforShakespeareReconsidered.ShakespeareQuarterly,1955,(6):309-324)。雖然這篇文章并不是自傳性質的，但是它分析了邁凱洛的研究動機和其思想形成的學術環境。鮑爾斯認為，邁凱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亞版本研究緒言》(ProlegomenafortheOxfordShakespeare,1939)一書中，傾向于限制編輯的判斷在目錄學中的作用，是對于19世紀編輯濫用特權和多佛·威爾遜(J.DoverWilson)濫用“新目錄學”的現象的一種反抗。鮑爾斯的這篇文章指出了邁凱洛思想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關于正確的編輯程序和編輯與分析目錄學的關系這兩方面的基本觀點。它的重要價值就在于鮑爾斯對于編輯問題所給予的進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倫VanderMeulen的《鮑爾斯原則的歷史與展望》(TheHistoryandFutureofBowers''''s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鮑爾斯的《目錄性描述的原則》(PrinciplesofBibliographicalDescription,1949)這本書的發展歷程，并預計了其在未來學術發展中的地位。這篇文章，對于一本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做了細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倫本身在描述目錄學領域有大量的研究經驗，這使他不僅能夠分析學者和評論家的觀點，而且對于描述目錄學未來的發展也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他認為鮑爾斯的這本著作具有歷史意義，其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會更加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