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自傳賞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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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762年盧梭于蒙莫朗西寫了致馬爾澤布的四封信，試圖對自己的性格、為人作出解釋起，他的寫作活動就開始從理論性著作和小說轉向自傳性的作品，先后完成了《懺悔錄》，《對話錄》和《漫步遐想錄》(注：此書法文原名為《LesR@①veriesdupromeneursolitaire》，徐繼曾先生譯為《漫步遐想錄》，這是一個公認的優秀的中文譯本。但盧梭在“r@①verie”一詞中灌注了頗為深重的內涵，譯為“遐想”似乎顯得輕松了些。考慮到“r@①verie”一詞在法文中與“夢”(r@①ve)同源，故似譯為“夢思”更為妥當。)(下文簡稱為《漫步錄》)。差不多可以說，盧梭晚年幾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塑造自我形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這些作品(尤其《懺悔錄》)因其截然不同于前人的風格和極大的開創性，被推舉為現代自傳文學的鼻祖。

關于那些自傳性作品中，盧梭首先而且格外強調的是它的真實性。在這方面他實在是說得太多，這里只消引《懺悔錄》題記的開頭和全書結束時的一節，想必便足以代表：

這是世上絕無僅有、也許永遠不會再有的像一幅完全依照本來面目和全部事實描繪出來的人像。[1]

我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剛才所敘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經過了一千次證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謊言和欺騙……我高聲地、無畏地表明：將來任何人，即使沒有讀過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愛好、習慣以后，如果還相信我是個壞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個理應掐死的壞人。[2]

要把不相信他的人“掐死”，當然是不太文雅，不過，也可以算是提出了最為堅決的保證。

但自傳有可能是完全真實的嗎?盧梭自傳作品真實性的限度在哪里?如果說，即使他努力去追求也不能達到他所向往的真實，又是由于什么原因?這些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當然，對盧梭的表白表示充分信賴的人也是有的；在中國，由于盧梭研究的缺乏，這種信賴是延續到久遠的——前些年巴金在《隨想錄》中力倡“說真話”，便屢屢提及盧梭的榜樣。但這種信賴大抵出于不那么靠得住的感覺。

二

毫無疑問，盧梭的自傳在許多地方表現了極大的坦誠。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寫自己好的地方還有所保留，寫自己不好的地方卻是和盤托出。[3]確實，我們通過盧梭的自傳了解到他的某些奇特的癖性，如性意識的早熟和性受虐傾向，了解到他曾染上的各種惡習：說謊、偷竊、手淫……等等。他無所忌諱地描述這一切，這在他的時代，尤其在他已經跨入的上流社會中簡直是驚世駭俗。在通常的社會心理習慣上，一個肯說自己壞話的人總是被認為較為可信；也正是基于這一點，盧梭理直氣壯地要求讀者給予無保留的信任。

但是，盧梭的這種坦誠，不能簡單地看作僅是對其曾有過的生活經歷的如實記述，這里面包含著多重意義。正視自身的弱點乃至“墮落”，是一種勇氣，也是一種驕傲；在盧梭那里，它同時對貴族社會的以虛飾的雅致為特征的文化規范，顯示出強有力的挑戰姿態。本來，在盧梭的時代，寫一本書來談論自己，給世人留下自己的畫像，是地位顯赫之士才可以做的事情，而盧梭去做了；高貴的人們談論自己，慣例是矜持的、優雅的，體現著貴族文化的趣味，而盧梭卻在這里談什么調情、手淫、偷竊。他闖進了他不應該去的地方，攪亂了這里的傳統與規矩，也毫不客氣地羞辱了這里的貴人雅士。盧梭一面津津樂道，甚至不無炫耀地談論自己的帶著下層社會無賴氣的故事，一面嘲弄蒙田：“誰知道他擋起來的那一邊的臉上會不會有條刀傷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變了呢?[4]——這對貴族和他們的精雅而程式化的文化，是多么尖刻的責問!

當盧梭把“坦誠”變成一種炫耀、一種驕傲時，“坦誠”已經標志了一種道德姿態。那么，它所揭示的內容不能夠超出一定的界限——一個被揭示為極其丑惡的人，哪怕他再“坦誠”，人們也無法接受他。換言之，盧梭在“坦誠”地寫出自己的“壞處”時，他對自己的德性已經有了根本的自信；或者，他只在某種預定的德性范圍內表現他的“坦誠”。正像我們知道的那樣，盧梭對自己的人格有非常崇高的評價。《懺悔錄》一開始就宣布，他將完全如實地寫出自己的“卑鄙齷齪”和“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兩面；他說，即使讓世上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也沒有人敢說：“我比這個人好!”這其實意味著盧梭認為自己才是世界上心靈最高尚的人。

那么，盧梭的德性和他坦誠揭示的自身的丑陋，如何才能維持必需的協調呢?這一點在他的自傳里，表現得十分微妙。

首先，盧梭確信自己有一種高尚的“天性”，足以保證他即使發生墮落，也不可能導致十分嚴重的后果。我們在盧梭的自傳性作品里經常讀到這一類表述：“我對人類生來就這么親切，又這么熱愛偉大、真、美與正義……”[5]；“讓·雅克是自然造就的人，教育對他改變極少，自出生始，各種各樣的能力與力量就已經發展起來了……”[6]；“我看出我永恒的本性跟這世界的結構以及主宰這世界的自然秩序是契合的，虛妄的論斷決不能加以破壞……”[7]，等等。

當然，墮落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在《懺悔錄》所寫作者少年時代的故事里有頗為詳盡的描述。筆者在這里不再轉述那些很多人已經熟悉的故事，但是，有兩個要點需要加以強調：

其一，盧梭通過自己的故事，描述了一個天性高貴而善良的少年怎樣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變壞的經歷，這恰當地印證了盧梭自己的社會學理論：人并沒有基督教所聲稱的先天的罪惡——所謂“原罪”；人從自然那里獲得的東西原本是好的，由于社會的原因人才變壞。我們從這類故事中看到很明顯的象征意義。

其二，盧梭述及的他的墮落行為，用抽象化的概念——諸如“偷竊”、“撒謊”之類——來指稱，似乎是嚴重的不道德行為，但書中具體描寫的相應的故事，卻遠不會給讀者留下過于惡劣的印象——有些故事，甚至還讓人覺得不失為可愛。因為那些“墮落行為”，既非出于害人之心，亦不對人造成顯著的危害。

關于上述這一點，《懺悔錄》中所寫陷害瑪麗永姑娘的故事具有很高的分析價值：盧梭十六歲時在維爾塞里斯夫人家中當仆人，夫人死后，家中難免有些混亂。盧梭由于小偷小摸的壞習慣，偷了一條他所喜愛的已經被主人用舊了的小絲帶子。事情被發覺了，盧梭一時慌張，便推說這是另一個女仆、誠實可愛的瑪麗永姑娘送給他的；又由于害怕丟臉，在兩人對質時仍一口咬定是對方所為。主人無法辨明真相，把二人同時辭退了。這一事件中，盧梭的行為牽涉偷竊、撒謊、陷害他人等罪名，但就事件本身而言，恐怕只能說是少年人一時的不檢點而已；那位瑪麗永姑娘負著不能確定也說不上嚴重的污點，生活會受到多大影響也實在難說。總之，人們不能夠在這件事上怎樣嚴厲地指責盧梭。但有意思的是，這事在盧梭的自傳中再三被提起；事件可能導致的最終結果被設想得十分嚴重，由此盧梭表述了與事件本身不相稱的沉重的負罪心情。“我在童年撒的那個惡劣的謊，這一回憶使我終生為之不安，直到晚年還一直使我那早已飽受創痛的心為之凄然。這個謊言本身就是一樁大罪，它究竟產生什么后果，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悔恨之情使我把它想象得非常嚴重，這樣罪過也就更大了。”[8]他人無權否定盧梭對這一事件的痛悔之心是出于真誠；但我們說盧梭自傳中關于此事件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分析價值，乃是指它被盧梭宣稱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和最后的(或者說是唯一的)的罪過。“這件事甚至對我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我這唯一的罪行給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不會做出任何一種可以導致犯罪的行為。”[9]類似的表白在盧梭自傳作品中反反復復地出現，它揭示讀者：盧梭以最坦誠的態度揭示的自己所有的丑惡，其嚴重程度均在這一事件之下。耶穌說過：你們誰在心中認定自己是沒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塊砸她。那么，誰又能確認，自己一生所犯的過錯，沒有一件其嚴重程度超過了盧梭所承認的?真的，誰敢說：“我比這個人好!”

承認自己的罪過，是超越此罪過的途徑；揭示自己最大的罪過，也就設定了自己一切罪過的邊界。我們指盧梭就“瑪麗永事件”所作懺悔別有用意或許未免尖刻，但他確實由此為自己的德性提出了擔保——然而正像后面將要說到的，當時人就德性問題對盧梭提出的指控，實有遠遠過于此者。

三

盧梭在再三宣稱他的自傳完全出于真實的同時，也沒有否認，由于記憶的不完整，他運用了一些想象的細節加以補充，或者“在真實情況之外添上一點嫵媚”。只是，他認為這樣做完全無礙于他要求達到的坦誠與真實。[10]在盧梭的自傳中，我們能夠證實某些內容確是出于想象、增添、虛飾。此類情形是否像盧俊所說的那樣無關緊要?它對自傳面貌的形成起著何種作用?這些都是有趣的問題，我們不妨從具體的例子來進行分析。首先說童年部分：

(一)《懺悔錄》一開始就說及：“我母親是貝納爾牧師的女兒。”但研究者證明，他母親其實是那位牧師的侄女，盧梭的外祖父同其祖父一樣，是位鐘表匠；只是當盧梭的母親九歲時，她的父親去世了，是那位牧師收養了她。[11]這個錯誤可謂無足輕重。盧梭剛出生母親就去世了，他對母親家庭的情況恐怕知之甚少。但我們讀到盧梭特意作的一條注文，贊美其母親才華“絢爛多采”，能繪畫、懂音樂、會寫詩，說這是因為“她的父親是一個牧師”，十分注重對她的教育，[12]我們能夠意識到盧梭那樣說雖然無法指為“謊言”，卻是有意回避了他的親外祖父的存在。當盧梭在描寫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生活時，一個身為牧師之女，富于教養、氣質高雅的母親顯然很合乎他的需要，她能夠為盧梭用文字所描寫的生長環境提供一種優雅的氣氛。

(二)在《致馬爾譯布先生》中，盧梭提到“我六歲就開始讀普魯塔克的書(指《名人傳》)，八歲就能背誦”，而據《懺悔錄》的記載，他接觸《名人傳》最早也是他七歲那年的事[13]。《對話錄》則說：“《名人傳》是我的第一個讀物。”[14]盧梭開始讀普魯塔克究竟是六歲抑或七歲，這里面的錯誤當然不必過分計較。但值得注意的是，盧梭十分強調他開始讀《名人傳》非常之早，并且這種閱讀對他的一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沒有根據來否認盧梭早在六或七歲就知道乃至翻過普魯塔克的《名人傳》，但若要說在這種年齡上接觸《名人傳》會產生深刻的印象，實在像是神話；盧梭也許并非有意夸張，但卻很可能把稍晚的閱讀經驗在回憶中向前推移了。其實，重要的是，“《名人傳》是我的第一個讀物”之類的話，在盧梭那里已成為寓言：一個熱愛英雄的孩子最終也成了英雄。

(三)盧梭十歲以后因父親逃奔異鄉，數年中由舅父充當監護人，在那里他和貝納爾表兄成為一對伙伴。《懺悔錄》中描述這一時期的生活快樂而又充滿了親情，但偶爾也有這樣的話：“如果說，由于管教我們的長者的偏愛，我的表兄在他們眼里好像比我高一等，可是當我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又比他高一等，這樣我倆就算扯平了。”一個寄居在親戚家中的孩子，如果經常在計算著誰比誰“高一等”，這里面總是有心靈受傷害的影子；而在致馬爾澤布的信中涉及少年時的生活，盧梭更明白說是“得到的快樂太少，而且還摻雜有苦味”。[15]這使得其他純是贊美的文字顯得可疑。

上面舉出的都是細瑣的例子，但在將回憶內容詩意化方面具有共同的趨向。這正是盧梭記述其童年生活的文字的基本特點。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盧梭的家庭，會發現它的情況相當糟糕：母親早逝；哥哥不受家中人喜愛，放蕩不羈，十六歲離家出走，杳無音訊；父親在盧梭十歲時因一場訴訟而逃奔異鄉，盧梭因而只得寄居在舅父家中；也是在十六歲，盧梭步哥哥的后塵，成為流浪兒。這種環境中的生活究竟能有多少溫馨是可疑的。盧梭在《懺悔錄》中提到父親去世時的年齡，竟然整整錯了十四歲[16]。這雖然是后來的事情，卻也足以證明他和父親長久以來就是隔膜生疏的。但盧梭在《懺悔錄》里，卻把自己的童年、少年描寫得像是生活在伊甸園里，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可以想到，盧梭寫作自傳是經歷了復雜的生活變化之后的自我確認，是為了把一個合意的形象永留人世。童年在他的自傳里被賦予了特殊意義，這不僅僅被理解為生命在時間上的初始階段，它也被理解為一個生命意義、一種完整的人格的起點。正是因為盧梭的一生充滿變化，也曾經墮落，他的某些行為在很多人看來不可原諒，這種富于詩意的、體現出英雄精神和正義感的人格起點就顯得格外重要，它象征著盧梭所堅信的某種高尚“天性”的存在。由于盧梭所描寫的他的童年和少年經歷極富于故事性，引起許多研究者濃厚的興趣。菲利普·勒熱納提出：盧梭在這里描述了一種關于自身怎樣失落、獲救、回歸的“個人神話”，[17]也是對《懺悔錄》相關部分作出的有趣的闡釋。

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性質的例子來作分析。

《懺悔錄》第二章記敘年少的盧梭流落到都靈時，進了一家商店做伙計，對年輕美貌的女店主巴西勒太太心生愛慕。有一天，盧梭來到她的房間，看見她正背對著門在窗前繡花：

我端詳了她一會兒，她的整個面容都有一種迷人的魅力，簡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進門就跪下了，以激動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但是壁爐上的那面鏡子把我出賣了。我不知道我這種激情的動作在她身上起了什么效果。她一點也沒有看我，也沒跟我說一句話，只是轉過半個臉來，用她的手簡單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墊子上。……(我)在她跟前嘗到了不可言喻的甜密。在占有女人時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腳前所度過的那兩分鐘，雖然我連她的衣裙都沒碰一下。[18]

關于這一故事的文字相當長，無法全引。總結起來說，盧梭是要告訴我們一個浪漫而純潔的愛情故事，這故事的重要特點，是既非純精神的，又排除了肉體接觸的狂熱，是把欲望抑制在情感的界限內，給人以美好的感受。——是盧梭所格外贊賞的一種情感狀態。但是，我們在殘存的《懺悔錄》草稿中，可以看到對同一事件的不盡相同的描述：

……她此時也在鏡子里看我。她轉過身來，正撞見我因激動萬分而喘息著朝她伸出雙臂，沒有什么人能想象得出我處在這種狀態被人抓個正著時所感到的恐懼：我的臉色煞白，全身戰栗，幾乎暈了過去。可是她，卻用十分溫柔的目光看著我，用手指著她腳邊的凳子。……盡管我有幾次大著膽子把手放在她的膝蓋上，那也是放得那么輕，她似乎根本就沒有感覺到。[19]

按照常情判斷，草稿的描述無疑更符合實際情況；由于情緒突然爆發，在短時間中心情慌張、手足無措，也是人之常情。而到了修改稿中，卻取消了那種慌張的表現，也抹去了曾發生過的身體接觸，變成“我連她的衣裙都沒碰一下”。當然我們不能說盧梭對事實作了多么重大的改動，草稿所寫到的那種身體接觸，實在也不能說就是玷污了兩人之間情感的純潔性。但若是從“詩意”這個角度來看，兩者的區別卻是非常之大：前一種場景的優美動人，后一種場景的世俗氣氛，真是不可相提并論。盧梭說他有時會在“真實情況之外增添一點嫵媚”，但這一點增添的效果卻是不可輕視的。

關于與烏德托夫人的戀愛故事的描述，也有與此十分相似的情況。我們先來看《懺悔錄》草稿中的一段：

我認為，她似乎是把我看作是一件屬于她所有的東西，把我占為己有。

她不再對我說“請”字，她做什么，竟直截了當地下命令了。

她要我念書，我就念書。我念得不好，她就要我念兩次或三次，然后就硬要我停止。我很受感動，我要求她允許我繼續念下去。她答應了，我才敢繼續念。在我這一生中，我從來沒有這樣認真地念過書。[20]

這一細節，在盧梭的記憶中無疑十分深刻，他才會將之寫入簡要的草稿。盡管盧梭接著又說，在其一生中僅有一回，“我的嘴接觸到了她的嘴”，[21]但上述細節表明，在他們兩人之間，已經有了十分親昵的關系。

但這一細節到了《懺悔錄》定稿中卻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呢?與烏德托夫人的關系，被盧梭說成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愛情；但由于那位夫人是盧梭好友圣朗拜爾的情人，并且他們仍在相愛中，因此盧梭與她之間的愛情，只能處在理性的克制之下，它成了一種內在的激情——一種既難以分離又無法走近的愛情。在盧梭看來，這種感情既高尚又優雅，遠勝于世人的“粗俗的快感”。而草稿所描寫的那種親昵的情形，尤其是烏德托夫人所表現出的那種只是在最親密的男人面前才會有的嬌嗔與任性，卻會令人對他們之間的關系產生懷疑；即使不考慮這一點，上述細節在“文學”上也過于拉近了雙方之間的距離，無法與盧梭最終想要表現的詩化的情感諧調，于是它就被排除出去了。

我在上面所舉的例子都很細瑣；而且，由于資料的限制，就是這樣的例證也不能找到很多。但我們由此確實能夠看出盧梭怎樣對他需要描述的事件進行詩化的改造。我們也可以推斷，這一種改造在盧梭的自傳中普遍存在。盧梭或許會爭辯：這不就只是在細節上“添上一點嫵媚”嗎?但這種點點滴滴的細節上的改造，卻足以改變整部作品的氛圍。

四

我們所說的“詩化”，不只牽涉到各種細節，它還表現為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記述。

在盧梭的一生中，與華倫夫人的交往是特別重要的經歷。他于十六歲逃離日內瓦開始流浪生活不久就認識了華倫夫人，之后直到三十歲時才徹底離開她；除去中間外出學習、謀生的時光，他和華倫夫人共同生活的日子也有十年之久[22]——可以說，他的整個青年時代的生活是以她為中心的。華倫夫人是他背離新教改宗天主教的引路人(背教在當時乃是重大的人生選擇)，是他的第一個情人、第一個與之發生性關系的對象，是他的主人和保護人，是他的“媽媽”。盧梭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他的豐富的知識(包括在上流社會活動所必需的禮儀知識)主要是在生活于華倫夫人家中時學得的。總而言之，用盧梭自己的話說，他可以算是華倫夫人的一個作品。

但盧梭與華倫夫人相處的生活絕不是可以簡單地用是否“幸福”一類詞匯來描述，這里面充滿了混亂的東西。根據盧梭在其自傳中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痕跡，根據其他學者對華倫夫人情況的研究，我們能夠分析盧梭這段生活中所存在的混亂和由此帶來的精神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