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時代詩人生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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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存在我們太早，存在之詩

剛剛開篇。它是人

——海德格爾《詩人之思》

一、引言

所謂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維結構中，將自身生命向蔚藍的天空、莊嚴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徹底敞開；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燭照和引領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斷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斷地從有限的生存向無限的精神王國靠近，從而不斷獲取自身的完美、和諧、自由、解放，最終使人成為圣言的承納者和言說者。具體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諸神隱退、世界的靈魂呈現出精神之無根性的當代，人對歷史、文化、藝術、生命、存在等人類永恒基本主題產生的精神性體驗。如人對永恒的叩問，對靈魂的造訪，對失去的生存依據和精神家園的追尋。就詩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詩人在具體的藝術型態——詩歌藝術的寫作與探求中，詩人及詩歌作品本身所觸及到的人類精神的層面，即：詩歌所表達與揭示出的關于人、生命、存在之境況；關于生命之價值、意義以及關于生、死、美、愛、自由、真理等人類精神最本質問題的追問與質詢。如果說在世界之夜的時代，詩人的神圣使命是尋訪遠去的諸神的蹤跡的話，那么，詩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詩人面對整個人類，面對永恒的時空在“整體性語境”中的詩性言說和終極價值關懷。審視和考察漢語詩歌之發展、動態及現狀，只能以漢語詩歌本身所承納，涵攝的人文精神為理論依據，這是唯一的價值維度。

漢語新詩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韌至今，已經歷了約一個世紀的艱難歷程。在近一個世紀的流變、革新及發展中，漢語詩歌從世紀初的初創，至“”后期的逐漸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開拓與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失敗之處也是明顯的，尤其理論的研究，始終滯后。研究、總結漢詩發展的脈絡、動向及現狀，我個人認為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從漢語詩歌發展的縱向，研究漢語詩歌的價值取向，及其追求并達到的歷史高度、審美價值、文化意義；二是對漢語詩歌進行橫向比較，即研究漢詩在整個世界大文化背景——詩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據、價值意義。這是審視、判斷及評價漢語詩歌的兩大出發點和理論依據。舍此，任何關于漢語詩歌的價值評判都是缺乏嚴肅的藝術態度及學術依據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詩歌理論及批評界對漢詩尤其是當代漢詩現狀的把握是極其貧乏和混亂的，甚至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要么予以全盤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別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詩歌理論及批評界表現出的對漢詩尤其是當代漢詩現狀的無知和偏見，極大限度地桎梏著漢詩的發展，不過，現在到了清理的時候了。

本文試圖從歷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漢語詩歌本身的價值取向(精神維度)作為批判的出發點，來分析、把握、評價漢詩發展的線索、現狀及發展態勢。其中，對當代詩歌現狀的分析——如當代(第三代)詩人群體，當代詩歌的精神價值取向、文化及歷史意義，對當代詩歌的美學追求的分析論證——是本文寫作的重點。本文旨在喚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識的詩人及理論家對當代先鋒詩歌的關注，并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批評和研究。

二、回顧與批判：“個人語境”與“集體語境”時期

1．第一代詩群：1914—1978

詩歌藝術，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精神的藝術。任何時代的詩歌，不管它技術如何高超；語言如何創新，形式如何流變……但要考慮詩歌所達到的高度，則必須將之納入一種宏大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納入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中，考察它在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整個人類自身不斷完善、上升道路上的文化意義；考察它無論面對任何一個怎樣發展變化的大時代所深刻揭示和把握人在特定的歷史境況中的生存狀態；考察它所展示的人面對自然、社會、歷史、時間所呈現和彰顯出來的生命之大美——生命的宏麗、完美、崇高——即人在朝圣的天路歷程中所展示的真、善、美、愛、自由、解放等終極意義上的靈魂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即詩歌在文化意義及神性原則上的精神向度。如但丁的詩歌即表達了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人面對中世紀宗教的束縛和政治一體黑暗統治生存狀態下人尋求自身解放的呼告，它言說了人在受難過程中的信仰、激情，表達了人性的莊嚴、神圣，顯明了人類在其受難和朝圣的天路歷程中人被天、地、神之整一完美結構所穿透，以及救贖的必要性、可能性；19世紀另一位偉大詩人歌德的詩歌歌唱了整個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人類的感性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精神在物質、金錢、名利壓迫下人性分裂的可能性。又如德意志另一位幾乎被世界拒絕和遺忘的偉大詩人荷爾德林，畢生用詩歌謳歌和尋找著人類的精神家園。資本主義時代，是諸神隱退、世界之夜到來的時代，荷爾德林的作品，作為孤獨和沉思的典范，他的主題只有一個，即畢生都在追尋光輝澄明的希臘文明和希臘精神，恢復偉大的古典主義傳統?！盀榛謴驼Z言的活力和復蘇人的靈魂而工作。”(斯特芬·喬治)海德格爾曾指出：“思想家的使命是言說神圣，而詩人的偉大使命是為神圣命名。”荷爾德林的時代，是一個舊的神靈已經死亡而新的神靈尚未到來的時代，整個人類都在為一個物質時代的到來歡呼、陶醉，只有荷爾德林在那世界的深淵中體驗、忍受，并用他沉靜、清澈的聲音呼喚新的上帝——盡管他的聲音被那個卑劣的時代和無知的人們所拒絕。上一世紀至本世紀初，惠特曼詩歌所倡導的個性的解放，葉芝、龐德詩歌表現出的對貧乏和蒼白的當代生活的厭惡和拒絕，里爾克詩歌表達的對人性的謳歌，艾略特詩歌表露的對歷史及文化的無情批判，埃利蒂斯詩歌對人類精神領域的最后堅守……如此等等，構成了世界詩歌豐富而深刻、宏麗而崇高的精神畫卷；同時也揭示了一個偉大的真理，即：一個詩人最偉大最崇高的使命便是“言說神圣”和“為神圣命名”。那么，在此世界文化的整體?錁持?，灾q廡┪按笫璧墓餿倨羰鞠攏煤河鐨醋韉氖嗣怯質竊躚伎己透璩哪?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詩歌大國，正是在傳統文化龐大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危機中，新詩的引進對傳統文化藝術不啻是一個巨大的反叛，但這種反叛與其說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詩歌)精神的批判上面，還不如說是建立在對新的詩歌表現形式——詩歌的語言及格式的尋求與創新上面。在詩歌的精神性方面，新詩對于傳統文化精神主要還是持一種認同態度，即使反叛，也顯得那么溫和、表層、平面、無根基。換言之，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與掙扎中，所謂新詩革命為中國詩歌帶來的，幾乎只是文學體裁、詩歌方式、語言、技巧等方面的變化。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深層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漢語詩人幾乎總是一再地在詩歌中用所謂東方文化精神對西方詩歌那博大、恢宏的文化精神實現本能的拒絕和逃避。在僵死而又無比強大的精神文化怪圈中，漢語詩人們似乎總是更多更自覺地繼承和接受了他們自己正在或將要反抗的東方文化傳統——封建的儒家文化精神和逃避現實人生的道家文化意識。盡管這些詩人曾經或打算發出的是憤怒和反抗的聲音，但因為這拒絕和反抗建構于一種缺乏終極信仰和價值關懷的僵死文化模式中，因此，它最終只能是一種“無根”的反抗，而反抗者最終也只能被他所反抗的東西吸納和湮沒。漢語詩歌，正是在這樣一種失語的文化心態和沉重的歷史語境中走過了自己近一個世紀的艱難路程。在關于漢語現代新詩斷代問題上，我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則的考慮：一是根據漢語新詩在近一個世紀漫長的發展流變中由個體詩人逐步形成的那些“整體詩群”所能達到的精神向度；二是以新詩發展各個階段中詩歌本身(從內容到形式)從誕生到逐步成熟這一發展過程來加以考察和區分?；谏鲜鲈瓌t，我把漢語新詩初步劃分為三個階段(時期)。第一階段(第一代)從胡適的《嘗試集》至1978年粉碎“”止，為新詩的初創期；第二階段(第二代)自黃翔、食指、北島他們所謂的“朦朧詩”起至80年代中期為新詩的發展期；第三階段自80年代中期迄今是新詩發展的成熟和超越期(第三代，亦稱前衛或先鋒詩歌)。

第一代詩人的詩歌，在引進外來的詩歌形式，打破舊的詩歌傳統以及運用新的語言、新的詩歌方式表達個人生存意志、內心沖突、反對黑暗勢力、鞭撻社會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嘗試。但從本質、形上的意義上看，這一時期詩歌的局限性也是巨大的。從詩歌方式上講，這一期的詩人們主要致力于對外來詩歌形式的引進、消化、借鑒和模仿。如郭沫若詩歌對德國狂飆主義詩歌及表現主義文學手法的模仿；徐志摩對歐洲古典及浪漫主義詩歌風格的模仿；戴望舒、艾青、李金發等詩人對象征主義詩歌的模仿等。從其詩歌總的精神價值取向來看，這一時期漢語詩歌幾乎全部作品都在一種以“權力話語”為其本質特征的“個體語境”及“集體語境”中表達某種偏遠而古老的地域文化理想、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或抒發一種處于高度黑暗和專制文化中的個體生命單向度的自我心靈感受、無謂掙扎、控訴和反抗。如郭沫若詩歌那混雜著浮士德精神與阿Q式宣泄的情感體驗；馮至、戴望舒詩歌揭示的知識分子在專制文化中的掙扎和感受；徐志摩、何其芳詩歌那美麗、抒情外表下的幻滅情感；李金發詩歌近乎頹廢的絕望；艾青詩歌對專制制度唐·吉河德式的抨擊以及對另一種近乎虛幻的烏托邦理想的贊美和歌唱；九葉詩人關于人的自我意識之覺悟、個人生?庵局哐锏內└韜鴕魎小庖皇逼詰氖櫨謾案鎏逖運怠焙汀凹逖運怠貝婧途芫璧摹罷逍匝運怠?即詩歌這一精神現象站在人類整體高度上所表述的對人類整體的終極價值關懷)，因而無法達到詩歌“整體詩性言說”的高度，以致喪失了漢語詩歌在歷史／文化價值維度上存在的最終依據。

2．第二代詩群：“朦朧詩群”

第二代詩群系指“”后期崛起直到80年代中期的那些詩人群。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是黃翔、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島、江河、多多、楊煉、顧城、嚴力、舒婷等。這是在歷史斷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語的詩歌土壤上成長起來的一群，沉重的歷史重負、深重的民族災難、日益枯竭的漢語詩境及詩人的生命感受力，還有對黑暗歷史和專制文化的懷疑及憎惡，迫使他們成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建國后突然斷裂的詩歌傳統，在他們身上得以復蘇。當結束，國門打開，這群詩人受到臺灣詩歌及西方紛繁復雜的現代主義文化思潮、文學流派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本世紀濫殤于整個西方文學界的象征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立體主義、意象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唯美主義、存在主義、形式主義、新浪漫主義、荒誕主義、未來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的確，他們的詩歌為僵死而沉悶的漢語詩歌帶來了強烈而持久的沖擊，但也應認識到，他們的思考還僅僅局限于現象與表層上面，他們與前輩(第一代詩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區別而并末形成本質意義上的超越。這場新的文學運動(或文化思潮)給漢語詩歌帶來的變革，與其說是體現在用詩歌所建構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內涵上，不如說是更多地體現在第二代詩群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表現手法的進一步吸納、借鑒、運用上面。那些無視詩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詩歌現象，并為之迷惑的詩歌理論家們趕忙輕率地將之稱為——朦朧詩(這種詩歌現象學意義而非詩歌本質特征意義上的命名，如此膚淺然而卻幾乎作為一種權威的定論，一直廣泛地被傳播和沿用，并且，它無言地消解著和拒絕了真正學術性的研究，這難道不是詩歌理論的“失語”嗎?)。新的詩歌技巧帶來了新的美學風格，豐富了詩歌的藝術表現力。我至今仍然記得當年這些建立在“個體言說”和“集體言說”語境中的個人(民族)英雄主義的詩歌為當代詩壇帶來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詩歌的荒原狀態和文化的真空時代似乎被徹底摧毀了。人的尊嚴、生命的意義、個體生命的價值似乎得到了承認和體現，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傳統似乎得到了復蘇和延續……一個時代的沉默，正義、良心通過北島們那混合著西西弗斯精神與夸父情結的憤怒的英雄主義和聲對一個時而麻木、時而瘋狂、時而沉默、時而喧囂、時而柔弱、時而暴虐的古老民族進行了初次的啟蒙和精神洗禮。

三、超越與歌唱：人類“整體語境”中的詩性言說

先鋒詩人及其生存境況:第三代詩群，即所謂先鋒詩群，從時間上看是指自80年代中期(1986年底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聯合舉辦“現代詩”大展為標志)迄今為止活躍在詩壇上的一代青年詩人群體。從詩歌本身來看，是指從這一時期詩歌所涵攝和展示的詩歌之精神性及藝術性(詩歌技巧)上對傳統詩歌(第

一、第二代詩群)實現全面突破與超越的詩人群體。這一代詩人的生存境況，或者說這一代詩人在詩歌中所表露的對這一特定時代的精神體驗，集中地體現在他們用個體生命和存在意識對作為整體的歷史／文化的悲劇性體驗之中。而悲劇性正是這一時代的實質。這是一個被哲學家、詩人尼采確定為“上帝死去”，被詩哲海德格爾稱之為諸神隱退的“世界之夜”，是被精神分析學家弗羅伊德分析為“病態的社會文化”，以及被思想家薩特斥之為“荒謬”的時代。正是如此，本世紀一大批現代主義藝術家如卡夫卡、喬伊斯、里爾克、勞倫斯、加繆、艾略特、龐德、葉芝、昆德拉……對之發出過憤怒的詛咒和無情的批判。對歷史與文化產生深刻的懷疑、形上的思考、終極的追問，是這一代詩人詩歌精神最本質的特征之一。在特定的漢語生存語境中，命運使得他們必須承受來自至少四個方面的精神壓力。一是建立在扼殺人的感性生命及高度物質文明基礎上的理性力量——整體主義的力量；二是建立在具有深厚歷史傳統之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型態對個體生命的抽空及對存在意識的剝奪與消解；三是在病態的現代文明中加速上升的物質主義文明等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根本性摧毀和破壞；四是來自詩歌本身的困惑和尋找突破契機的巨大精神壓力。正是在這一特定的生存狀態中，一批對歷史懷有更大使命感對詩歌藝術懷有更大熱忱的青年詩人，開始了對詩歌更加潛心的鉆研和更加困難的寫作。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反思文學”等文學思潮具有本質區別的是，第三代詩群在80年代中期一開始是以反對人類一切道德、文化、歷史、價值觀念、傳統，甚至包括文學、藝術、語言、詩歌……等極端虛無主義的態度開始其寫作生涯并樹立其詩人形象的(其激進的口號是“反文化”、“反傳統”，當時這些詩人幾乎所有作品都只能刊登在他們自己印刷的“地下刊物”上面，其影響一開始僅局限于詩人內部及大學生們中間)。這些作品中較有影響的是一些頗具史詩意味的長詩，如歐陽江河的《懸棺》、周倫佑的《帶貓頭鷹的男人》、劉蘇的《海葬》、廖亦武的《死城》，以及四川“非非主義”、“整體主義”、“莽漢主義”詩人中的一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