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視域下《水滸傳》的價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世界文學視域下《水滸傳》的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世界文學”與“復雜性思維”

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把“世界文學”的概念首倡者歸到德國作家歌德身上。但據德國學者魏茨(Hans－JoachimWeitz，1904－2001)考證，最先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的當屬德國文學家、翻譯家維蘭德(christophMartinWieland，1733—1813)。［1］不管首倡者是歌德還是維蘭德，“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與被接納都源于和體現了一種“世界性”的思維和眼光。人類在物質領域與知識精神領域的發展和交流，不斷地強化著對人類知識總體性和共性的認知。在這一概念倡導以及闡釋中，毫無疑問，夾雜著對民族性(文學)與世界性(文學)關系的認知和理解。民族性(文學)是什么?世界性(文學)又是什么?兩者關系是怎樣的?建構怎樣的世界性(文學)思維?回顧“世界文學是什么”的爭論史，我們會發現，在各種關于“世界文學”的闡釋中總是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甚或各種“民族主義”的觀念。由這些觀念建構的“世界文學”，或者一味地抵制對抗“世界文學”，都不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對話。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種族和文化，越來越像生活在“地球村”的居民，日益須臾不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這樣的背景下，倡導一種共識顯得比任何時候都重要而迫切。

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愛德加•莫蘭(EdgarMorin)的復雜性思維的思想對于理解當今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處境有著深刻的啟示。“莫蘭主張走出人本邏輯中心主義、單維主義、單向發展論、進步主義、主客真假善惡美丑二元對立、技術主義、語言中心主義、功利主義、經濟決定論以及規則秩序崇拜等傳統思想定勢，嘗試以非定則、無中心、非線性、非平衡、混沌、模糊、不確定、分叉、無限區分化的模式，面對自然界和社會，跳出猶太/基督教式的時間循環論和救世論的框架，把過去、現在、未來混合在無參照系統的游戲活動中，漫游在充滿審美樂趣的創造活動里。”

莫蘭是在對傳統思維系列批判的基礎上，提出“復雜性的思維”思想的。從復雜性思維來看，“普適性和差異性，‘可通約性’和‘不可通約性’都是可以同時并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共同發展的。”莫蘭認為，人類應該努力賦予每一種文明以其自身方式揭示人性本質追求的合法權利，并承認所有文明都同樣渴求真理和世界性，只不過這種真理和世界性是以不同文明的特殊形式來加以表現的。又認為，各種文化的溝通和相互理解并不是以減少鋒芒、彼此自我抑制為代價而換來和平，換句話說，解決之道并不是在妥協而是在理解里尋得。基于這種認識，對話的基本目的“應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樣性’中的他者，而絕不是將其抽離原有的文化語境而加以扭曲、同化，甚至使之湮滅。”莫蘭談到對《水滸傳》的閱讀時，他說:“我一邊讀，一邊不停地思量:‘他們與我們多么相似!’‘他們與我們多么不同!’”他用復雜性思維閱讀、思考文化間的“多樣性中的統一性”和“統一性中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中的統一性”和“統一性中的多樣性”的復雜性思維，“認證了我們的地球公民籍，同時又包含著我們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變性。”［2］莫蘭的這種思想對于跨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和世界文學研究亦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用“復雜性思維”才能理解當今文化融合、文化雜交與深層文化差異同時并存、相互交錯、變幻莫測的世界，也才能避免文化或文學的殖民，防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重新落入傳統式的預定的規范和模式之中。因此，由“復雜性思維”來建構的“世界文學”理想，才更適合全球化時代的人類知識的總體性和共性的認知與期待。用“復雜性思維”重新審視“世界文學”，重新審視跨文化的文學譯介行為和現象，我們會發現:這種“復雜性思維”與賽珍珠的文化觀念和思維存在著一種暗合關系。賽珍珠雙重文化身份和超越性的文化視野及其所倡導的跨越地域和邊界的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寬容的文化精神與莫蘭的“復雜性思維”是異曲同工的，有一致性的。

二、賽珍珠“雜糅性”文化身份和“超越性”思想

賽珍珠的文化身份比較特殊，以國籍、血統或種族來論，她毫無疑問是個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美國人;而從文化背景來看，她成長并長期生活在中國，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又更像是一個中國人。在文化認同上，她處于中美或中西兩種文化之間。賽珍珠的文化身份已經超越了純粹的“中國人”或“美國人”的范疇，而呈現出典型的“雜糅性”和“混血”特征。正如賽珍珠在她的第一部自傳《我的幾個世界》里所說:“生活在這一個世界，但并不置身其中，置身于另一個世界，卻又不在那里生活”。

兩種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存在，讓她反復體驗著文化身份認同與局外的雜糅和多重，也讓她成為文化上的“異鄉人”和“異邦客”。賽珍珠的文化身份、文化視野和文化觀念，不同于薩義德后殖民主義理論中所說的東方主義者———“白種東方人”。“白種東方人”是以東方為業但卻完全瞧不起東方的西方白人移民。賽珍珠與“白種東方人”有著本質的區別。“白種東方人”身心分裂，有意或無意地帶著殖民者種族優越意識看待“他者”。他們可能具備在中國社會里游走自如的文化能力，但對待“他者”卻是一種屈尊或厭惡的態度。賽珍珠則將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視為自我實現的個體，以理解、同情、尊重和關懷的態度對待“他者”。賽珍珠在《群芳亭》中塑造了兩類傳教士，其中安修士便體現了賽珍珠的文化間相互理解、尊重的觀念，而在夏女士身上則體現了“白種東方人”的特征。從中世紀的馬可•波羅到18世紀法國伏爾泰，西方對東方或中國的認識和想象完全是烏托邦式的，以浪漫、崇拜、向往的文化心理矚望和神往著東方帝國，把中國想象成“夢幻般的國度”、“人間天堂”、“詩意國度”;從英國特使馬嘎爾尼帶著禮品朝見乾隆皇帝，到1840年鴉片戰爭、1894年甲午海戰等近代一系列屈辱事件，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反轉，中國成了“陸沉”、“東亞病夫”、“怪異”、“野蠻”、“原始”和“專制”的代名詞。甚至，到今天，西方人也總是以怪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視中國的和平崛起為“威脅”。在西方文化中，中國形象的真正意義不是地理上一個確定的現實的國家，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一個具有特定倫理意義的虛構的空間，一個比西方更好或更壞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間地獄。

同一個中國，在西方文化中卻表現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形象，而這兩種形象在歷史不同時期重復出現在各類文本中，幾乎成為一種原型。20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在可愛與可憎、可敬與可怕兩極間搖擺，從黑暗開始，到黑暗結束;從一種莫名的恐慌開始，到另一種莫名的恐慌結束。無論是美化拔高，還是丑化貶低，甚或是恐慌，在他們的心理中始終存在著一種觀念就是:我主，他客。而這種文化觀念具有根深蒂固的偏狹性和武斷性。賽珍珠生活的時代正是處在西方對中國的想象和認識最反面、最負面的階段。她耳聞目睹著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種族優越論和文化霸權主義思想與態度以及中國社會各階層對西方人的復雜心態，也讓她在文化觀念上呈現出復雜的心理。她身處在兩種文化之間，深深體驗著文化差異所產生的齟齬、矛盾、沖突甚至敵對，同時她又誠摯地相信兩種文化不是吉卜林所說的“東便是東，西便是西，這兩者永不會相遇，……”，更不是“東風壓倒西風”或“西風壓倒東風”，而是能夠理解、互補和對話。賽珍珠對孔子“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一思想非常認同和贊賞，并表達了對儒學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的認知。賽珍珠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每種文化都有其長處，當然也有其短處，因此，它們應和平共處，互相學習。正如學者劉海平所認為的，“賽珍珠的跨文化視角使其兼具當局者與旁觀者的眼光，在觀察事物時既能做到感情上親近又能保持理性的距離，……”正是這樣的文化身份，才使她在兩種文化之間始終是“局外”的“異鄉人”;也正是這樣的存在狀態，才使她始終保持著“局外”者的冷靜和清醒，能夠超越一元化的孤立思維，形成和建構起了思想和世界觀的混雜性、多元性和超越性。賽珍珠在多元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對比意識、“超越性”文化立場和思維以及多元共存的文學觀和世界觀，與由“復雜性思維”所建構的“世界文學”的精神是一致的和吻合的。因此，在“世界文學”新思維背景下，考察賽譯《水滸傳》的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對跨文化的文學翻譯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意義。

三、賽譯《水滸傳》的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

賽珍珠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時期，正是西方文化強勢“入侵”中國之時。不僅西方人以西方小說的標準衡量和否定中國傳統文學，而且“五四”新文學的文學界也以西方化的“新文學”標準徹底否定“舊文學”。賽珍珠站在雙重文化的對比立場上，表達對中國小說、文學和文化的看法，極力為中國小說辯護，并依此為參照省思西方文化、文學的傳統和習見。在賽珍珠看來，界定一個民族的身份，依據的不是地理位置，不是種族，而是各自的文化和該民族的集體意識，因此，要真正地了解一個民族和民族的個體，就有必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包括其中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等。為了向西方呈現真實的中國(包括中國人、社會、文學和文化等)，賽珍珠正是從文化對話的角度和立場，逆“西學東漸”的潮流自覺擔當起“東學西漸”的使命，創作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品，把《水滸傳》翻譯成英文。賽珍珠為什么在其熟知的中國古典文學里選擇《水滸傳》進行翻譯呢?這可以從她的《〈水滸傳〉導言》中見出她選擇的動機。她指出:《水滸傳》是“中國最著名的小說之一”，“雖經歲月流逝，它依然暢銷不衰，充滿人性的意義”。她認為，《水滸傳》是一本最具中國小說特征的小說。她針對西方評論界所指責的中國小說情節方面存在混亂拖沓冗長等問題時指出，“生活中并沒有仔細安排或組織好的情節，人們生生死死，根本不知道故事有怎樣的結局，又為何有這樣的結局;人們登上生活舞臺，又走下去，沒有解釋，上場與退場之間也沒有明確的因果關系，以后也許會被人說起，也許不會。中國小說缺乏情節連貫性，也許就是一種技巧。這種技巧如果不是精心考慮的，無意中卻也是對生活本身的不連貫性的模仿。”她對中國小說中人物塑造非常欣賞。她說:“他們對小說的要求一向是人物高于一切。《水滸傳》被認為是他們最偉大的三部小說之一，并不是因為它充滿了刀光劍影的情節，而是因為它生動地描繪了108個人物，這些人物各不相同，每個都有其獨特的地方。……人物描繪的生動逼真，是中國人對小說質量的第一要求，但這種描繪是由人物自身的行為和語言來實現的，而不是靠作者進行解釋。”在賽珍珠看來，《水滸傳》無疑是向西方讀者展示中國古典小說獨特藝術的最佳選擇。同樣在《水滸傳》譯序中，賽珍珠也表達了對梁山好漢“正義的強盜”的肯定態度:“這些人的故事一遍遍地頌揚了勇敢的精神，表達了對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同情，也發泄了對為富不仁者和無道昏君的不滿，盡管這些人自己從來沒有否定過他們是與國家作對的強盜和叛亂者。”在晚年，她更是明確地表達了當年翻譯《水滸傳》:“……主要是因為這部作品揭示了中國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我稱之為造反的一面，因為中國歷史上總有造反。的確，造反的權利一直都被認為是一種‘不容剝奪’的權利……。由于到當時為止我在中國的全部生活都處在這樣一個時期里，因此自然而然地會認為《水滸傳》是一部與現實密切相關、乃至于非常重要的作品。”

賽珍珠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動蕩社會感同身受，親眼見證了底層人民的艱難生活。而這在她的史詩性作品《大地》中得到了比較真實的呈現。另外，對賽珍珠來講，水滸故事是最為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最有群眾基礎的，也最能體現中國人的人性、生活和思想。因此，為了試圖糾正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想象和對中國文學的負面認識，為了更真實傳達中國人民特別是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感情和愿望，這樣一本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藝術都堪稱中國古典小說典范的文本，當然成為賽珍珠向西方展示中國小說和中國人的首選。《水滸傳》在漫長而復雜的成書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不同版本，諸如百十五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以及七十回本，還有百一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賽珍珠為何從眾多的版本中選擇七十回本《水滸傳》呢?賽珍珠作出這個選擇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從客觀方面來看，賽珍珠在選擇版本時，不可能不受到當時水滸學術研究的影響。金圣嘆批本七十回本《水滸傳》是當時流行程度最廣，影響最大，評價最高的版本。賽珍珠在譯本序中談到她受學者的影響，“沒想到我的選擇竟然與學者胡適博士不謀而合，他在近幾年重印該小說時也選擇了同樣的版本。”

從主觀上來看，賽珍珠對底層人民的同情和對“造反”的認同態度是與七十回本的現實意義相吻合的。賽在譯序中說:“我選擇的是第一種版本(指七十四本)，因為至少此版本的各回更像是出自同一個折中主義的作者筆下。另外三種版本的添增章節講述了那些好漢的垮臺及他們最終被官府捉拿的經歷，其顯而易見的目的是為了將該小說從革命文學的領域中排除出去，以迎合統治階級的道德倫理。正像或許可以預見的那樣，這些增補部分無論是內容還是風格都與前70章的精神和活力格格不入。”賽珍珠把七十回本看作“革命文學”，看重它的革命主題和好漢英雄的義薄云天的豪俠之氣。此本的亂自上作、官逼民反、造反合理的革命主題，與賽珍珠對底層人民的同情和造反的認同是一致的，也是賽珍珠“四海之內皆兄弟”理想的體現。賽珍珠在翻譯《水滸傳》時，采取了怎樣的翻譯策略呢?賽珍珠把《水滸傳》作為翻譯的首選，體現了她對中國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感受的認同，也體現了她致力于東西方文化之間平等、尊重和寬容關系的愿景與動機。賽珍珠在《〈水滸傳〉導言》中表達了翻譯的初衷:“在我看來，這本小說的中文風格與素材配合得天衣無縫，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我盡可能地采用直譯的方法。我的努力無非在于盡可能地保留中文的原汁原味，以使不懂中文的讀者至少產生一種他們正在讀中文原著的感覺。……但我已盡力保留原著的意義及風格，甚至到了不惜將中文原著中一些了無生氣的部分盡量保持原味。”可見，賽珍珠在翻譯《水滸傳》時選擇的主要是直譯的翻譯策略，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和凸顯原著的語言風格，讓西方讀者領略中文的韻味，從而達到文化互識、共存的目的。賽珍珠在“西強中弱”、“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小說幾乎還是一無所知。”

的背景下，堅持“直譯”為主的翻譯策略，體現了她的勇氣，也顯示了她思維的超前性。賽珍珠跨文化的翻譯觀念與20世紀60、70年代興起的后殖民主義的翻譯觀不謀而合。“在后殖民翻譯理論看來，翻譯本質上就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權力博弈，而翻譯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圍繞話語策略———亦即異質話語的保留或抹消———而展開的斗爭。后殖民翻譯理論主張從弱勢文化譯入強勢文化時應盡可能保留‘異’于譯入文化的話語特征，并將此視為破壞譯入文化規范、張揚弱勢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在進行跨文化的翻譯時，賽珍珠和后殖民理論有著一致的主張，就是在由弱勢文化譯入強勢文化時，要尊重弱勢文化，盡可能地保留弱勢文化的“異質性”和特點，以至于在跨文化的交往和對話中保持平等和獨特。因此，在翻譯文本中必然呈現出一種“雜糅性”或“混雜性”的特征，而“這種文本顯示出一些對于目標文化來說有些‘不正常/奇怪’的特點，……一是保留原文中原文化的一些或所有特點，從而在目標文化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本類型;二是反映了與目標語規范相沖突的具體的(詞匯、句法、風格等)文本特點。”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希尼(SwamusHeaney)在談到“翻譯的影響”時所提出的:“翻譯過程中，譯者適當拋棄語言的一般表達方式，將目的語的表達世界變得‘陌生’，以更新譯者和讀者已喪失了的語言新鮮感的接受能力，使譯者確實能夠將原作中的差異性傳達出來，以促進不同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7］363－364翻譯往往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情，也不可能盡善盡美。“直譯”是賽珍珠主導性的翻譯策略。關于這一點，學者唐艷芳的博士論文《賽珍珠＜水滸傳＞翻譯研究———后殖民理論的視角》主要從詞語、句法和篇章三個層面進行了細致且扎實的分析論述。在詞語方面主要體現于語言(字面對譯、固定詞語拆解、詞序及搭配的移植，以及譯文本身的陌生化表述等)和文化(陌生化的時間語匯、姓名及稱謂語、詈詞、用典及其他文化語匯)等方面;句法方面主要體現在原文并列句式、句子順序、主體變換及句子節奏等;篇章層面主要表現對原著說書體形式的尊重和對人物話語風格的傳達。關于具體的案例可參看唐文。賽珍珠除了主要采取直譯的策略外，并未排除意譯的策略。比如:對于中國古代的官職，如“提轄”、“教頭”譯為“captain”，“五路廉訪使”譯為“anofficialoverfivedifferentdistricts”等;文中涉及佛教的特色詞，如“全堂水陸道場”譯為“anassemblyofpriestsingreatmass”，本是和尚做的佛事，在譯文中變成基督教神父的宗教行為。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書名的翻譯。賽珍珠在《〈水滸傳〉導言》中講到了書名的翻譯，“由于中文原著的標題異乎尋常地難以譯成英文，因此譯著的標題并非是原著標題的翻譯。中文里，‘Shui’一詞指‘水’;‘Hu’一詞指‘邊緣或邊界’;‘Chuan’一詞與英語中的‘小說’相當。至少在我看來，將這幾個詞的英語意思并置在一起不但幾乎毫無意義，而且對原著有失公道。因此，我個人武斷地選擇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作為譯著的英文標題。這個標題恰如其分地表達了書中這群正義的強盜精神。”

賽珍珠用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AllMenAreBrothers”)作為譯著的標題。賽珍珠這一譯法，體現了“異化”和“歸化”的調和，既體現了她對中國文化和原著的理解，也是她對中西文化中所具有的共同思想的認知和表達。從總體來看，賽珍珠自覺地盡可能地采取直譯的“異化”策略，以“陌生化”文本凸顯中國文化特色和文學特色;另外，賽珍珠在兩種文化、兩種語言轉譯中，也自覺不自覺地進行了調和折中的處理，采取意譯的“歸化”處理，以幫助譯入語的讀者消除閱讀障礙和對文化間共性的認知。有時我們也會看到一些難以操作的地方賽珍珠表現出的猶豫兩難和無奈無力。賽珍珠對《水滸傳》的翻譯實踐體現了她在跨文化的翻譯時的用心、用力、兩難、尷尬和焦慮，細細考察其中有頗多值得考究引以思考的地方。如果說直譯是異化，是對“異質”的尊重的話，意譯是歸化，也是對譯入語文化的讀者接受習慣的考慮和照顧。譯本的好壞不是取決于對原語言文化認定的完全的“異化”式的直譯，也不取決于對目的語文化認定的完全的“歸化”式的意譯，而是基于對雙方文化的平等性認知基礎上的兩者的“混合”和“雜合”。這樣的翻譯，才是更有利于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學交流。賽珍珠雙重文化身份以及所形成的“超越性”、“混雜性”的思維使其在跨文化的文學創作、譯介和傳播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一點，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西方的漢學家以及中國翻譯家都是很難勝任的，也是很難比得上的。他們很難超越和擺脫本身的第一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甚或第三世界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心態和思維，從而從跨民族、跨文化的視野持守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同異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價值理念。總之，賽珍珠的雙重文化身份以及所形成的思想觀念正體現了莫蘭的“復雜性思維”，她所進行的跨文化的創作和文學譯介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文學交流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范例。

四、結語

說賽譯《水滸傳》是目前為止最好的譯本，很多人會不同意，但說它是一本有特點有影響有價值的譯本沒人反對。賽譯《水滸傳》在美國出版后，引起轟動，非常暢銷，之后《水滸傳》又相繼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傳播。可以說，賽珍珠在傳播中國文化和文學方面功不可沒，成為“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強勢文化的全球化，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殖民化。它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同質化、統一化、標準化。自近代以來，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入侵之下，我們經歷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學習再到調整調和的態度轉變，盡管在這個過程中有探索的掙扎、曲折、痛苦和糾結，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融入世界的渴望和努力，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重新塑造中國文化和文學大國的形象，成為當前十分緊迫的任務。在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堅持“引進來”，同時還要“走出去”。“走出去”，很重要的一條途徑就是翻譯。“我們當下翻譯的重點無疑應該由外譯中轉向中譯外，尤其是要把中國文學的優秀作品翻譯成世界語言———英語，……在這種中譯外的過程中，為了更為有效的實施‘本土全球化’戰略，我們尤其需要國外漢學家的配合和幫助，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9］而需要強調的是，有更多如賽珍珠這樣文化身份的人士所作的翻譯，無疑在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方面才更為有效和有益。

作者：陳海燕 單位：菏澤學院文學與傳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