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語境下的文學再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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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諾貝爾文學獎始終起到了一個風向標的作用，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界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界不斷討論的一個話題。當人們談到當今世界各種名目繁多的文學獎項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毫無疑問，諾貝爾文學獎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一大文學獎項，總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文學界有著密切的關系。不管我們今天從中國的視角對這項至高無上的文學獎持何種態(tài)度，我們都不可否認，至少在全球華人世界，我們尚沒有任何文學獎項可與之相比。因此我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格外關注每一年的諾獎得主信息的。隨著這一信息的，接下來就是各大出版社爭相購買諾獎得主作品的中譯文版權。人們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究竟諾獎與當今的世界文學關系如何？諾獎果真能左右世界文學經典的形成嗎？諾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當今中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些都是困擾我們中國文學批評家和比較文學研究者的一些問題。本文基于筆者以往的研究，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來重新審視中國當代文學。
一、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離不開譯介
中國當代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現(xiàn)代文學的傳統(tǒng)，把走向世界進而躋身世界文學主流當作自己的重要任務，而且確實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當代文學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贏得了包括瑞典文學院在內的國際權威的文學評價和研究機構的青睞。出于中國文學自身的發(fā)展繁榮和近幾十年來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以及其他諸方面的考慮，2012年，瑞典文學院終于把目光聚焦中國當代文學。10月11日，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恩格倫德（PeterEnglund）宣布，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將夢幻現(xiàn)實主義與歷史的和當代的民間故事融為一體”，取得了別人難以替代的成就。我們都知道，莫言的小說創(chuàng)作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現(xiàn)實主義（magicrealism）的影響和啟迪，但是在諾獎委員會的授獎詞中，卻用了“夢幻現(xiàn)實主義”（hallucinatoryrealism）這一新的術語，這樣便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莫言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獨創(chuàng)性特征。他雖然受到馬爾克斯等拉丁美洲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影響和啟迪，但是他又不同于前者，他同時也是中國古典和現(xiàn)代文學的自然繼承者，因此在其作品中就有著古今中外文學的巨大張力。
莫言的作品中蘊含一種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張力，也即他從其文學生涯的一開始就有著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這實際上也為他的作品能夠得到跨文化闡釋提供了保證。也就是說，他的作品蘊含著某種“可譯性”（translatability）。莫言的作品同時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因為這二者如果處理得當是不矛盾的。也即他不僅為自己的故鄉(xiāng)高密縣的鄉(xiāng)親或廣大中文讀者而寫作，而且是為全世界的讀者而寫作，這樣他的作品在創(chuàng)作之初就已經具有了某種“可譯性”和“普世性”，因為他所探討的都是整個人類所共同面對和密切關注的問題。而他的力量就在于用漢語的敘事和獨特的中國視角對這些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意義的主題進行了寓言式的再現(xiàn)，這應該是他的敘事無法為其他人所替代的一個原因。當然，莫言對自己所受到的西方文學影響也并不否認，他對自己所講述的故事本身的內容并不十分感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調動一切藝術手法和敘事技巧把自己的故事講好，因此對他來說，小說家的長處就在于將那些碎片式的事件放入自己的敘事空間，努力使得一個不可信的故事變得可信，就像發(fā)生在自己身邊的真實事件一樣。可以說，這些特征都一一被葛浩文的英譯本和陳安娜的瑞典文譯本所保留并加以了發(fā)揮。這便無可辯駁地說明，優(yōu)秀的翻譯可以使本來寫得很好的文學作品變得更好，并加速它的經典化進程，而拙劣的翻譯則有可能破壞本來很好的作品的形式，使之繼續(xù)在另一種語境下處于“死亡”的狀態(tài)。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并躋身世界文學，肯定是離不開翻譯的中介，沒有翻譯的參與我們是無法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因為翻譯能夠幫助我們在當今時代和不遠的未來對世界文化進行重新定位。我們的翻譯研究者對他們的翻譯的價值決不可低估，而更應該從其成敗得失的經驗中學到一些新的東西，這樣我們就能同樣有效地將中國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以及中國文化的精神譯介出去，讓不懂中文的讀者也能像我們一樣品嘗到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豐盛大餐。
二、格非的創(chuàng)作更接近諾貝爾所推崇的理想主義精神
我在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試圖將中國當代文學放在一個廣闊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的語境中來審視，并討論了世界文學語境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我當時在著重從宏觀的視角描述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的地位后，簡略評述了三位最有希望獲得諾獎的中國當代作家，他們是余華、賈平凹和閻連科。但是我的目的并非要對未來有希望獲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作出預測，而是試圖以諾獎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面鏡子來折射中國作家在其中的位置。當然，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遠不止上述三位作家，只是他們在現(xiàn)階段最為吸引國際文壇和學界的目光。人們不難看出，另一位實力派作家格非最近也開始逐步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力和成就引起了文學評論界的矚目，并已經也將繼續(xù)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作為早期的先鋒小說代表人物之一，格非的創(chuàng)作并非十分多產，但他的積累卻十分厚實，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早年所接受的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但實際上他更加關注中國百年來的歷史滄桑和社會變遷。他從20個世紀中期開始醞釀構思、自2011年陸續(xù)推出的長篇小說系列“江南三部曲”就是這樣一部史詩般的小說。他在堅守文學藝術的精英意識和審美價值的同時，用厚重的筆觸描述了自民國初年開始的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和內在精神的發(fā)展軌跡，有力地回應了世界文壇早已發(fā)出的“小說之死”或“長篇小說之死”的噪音。若從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文學視角來看，格非的整個三部曲則是一部中國近現(xiàn)代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史詩”，它可以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相媲美。那么人們不禁要問，格非的創(chuàng)新之處體現(xiàn)在哪里呢？誠然，除去他的那種書寫歷史的勃勃雄心外，就是對未來理想的憧憬，他通過書中人物對創(chuàng)立“大同世界”的動機，夾雜著另一個人物對“桃花源”的迷戀，表達了作者本人的世界主義傾向和普世性的審美理想。這也許正是格非的創(chuàng)作更接近諾貝爾當年所推崇的理想主義精神的方面。
格非在接受學生采訪時毫不隱晦地表示，“沒有文學的人生太可惜”。這不禁再次使我想起埃斯普馬克多年前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文學在未來的世紀是不會消亡的”。他認為，因為文學本身是一種獨特的精神文化產品，它所賴以生存的語言媒介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媒介所無法替代的，人們不可能通過看電影和電視來欣賞文學作品，他們需要閱讀文學作品，從中獲得審美快感和藝術享受。因此，“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文學就不會消亡”。我想，這也是所有對文學情有獨鐘的學者和作家所抱有的堅定信念。
三、注重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和理論
最后我們再來看看新世紀中國文壇的狀況。毫無疑問，在繁榮的表象之背后，仍有著種種令人不安的因素：全球化的浪潮極大地沖擊了中國的精英文化及其產品——文學藝術，人們對純文學的興趣不像以往那樣濃厚了，而是把更多的時間放在網上閱讀和人際交流上。文學再也不像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那樣能夠產生轟動效應了，它僅限于少數堅持文學的精英立場的優(yōu)秀作家，而更多的作家則經不起商品經濟的誘惑，或者走上了為媒體和市場寫作的道路，或者一味取悅眾多的讀者。他們不是引導讀者進行有效的閱讀和欣賞，而是一再遷就低層次讀者的欣賞趣味，有的作家甚至以自己寫作的速度和作品的數量以及掙得的版稅的多少而感到驕傲。這當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連從事文學研究數十年的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都感到憂心忡忡，但他卻依然潛心文學研究。當然，這樣一種浮躁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怎能促使我們的作家寫出劃時代的巨著呢？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作家要想在近十年內再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就必須沉下心來，排除各種外界干擾，潛心創(chuàng)作出厚重的文學巨著。在這方面，格非的成功使我們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文學批評界也應該及時發(fā)現(xiàn)優(yōu)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不僅在國內給他們以應有的評價，同時也在國際文學理論批評界為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作宣傳和介紹。在這方面，我國的文學研究者過去所做的工作實在太少了，以致不少在國內聲名赫赫的大作家在國外，尤其在英語文學界，卻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己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同時也應該成為一個文化大國和文學大國，中國不僅應該輸出勞動力，更應該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和理論。而現(xiàn)今衡量文學質量的標準是多元的，我們在找不出另一個可以與諾獎相比的世界性文學大獎之前，中國作家的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就有著重要的意義。令人欣慰的是，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早已經開始關注中國當代有實力的作家及其優(yōu)秀作品了，不少西方著名出版社也爭相購買中國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的版權，并組織優(yōu)秀的翻譯家去翻譯，一些西方著名的文學研究刊物也爭相約請國內學者編輯關于中國文學研究的專輯。這一切均可以影響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委員，因此可以肯定，在最近十年內，中國作家的再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應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對此我充滿信心并將繼續(xù)為此推波助瀾。
作者：王寧 單位：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