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化與社會審美文化變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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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起退居溯漠的蒙古族自隸屬清朝治域，步入近代的門檻時，由于塞外移民潮流和移墾設治政策，從政治身份、經濟命脈、社會結構和文化類型各方面均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遷。僅從根本的生存基礎而論，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理空間打破了以往蒙古民族一體的格局，由農耕的漢民和游牧的蒙民共享同一片土地資源。從此，不同的族群身份、不一樣的生存需求打破了塞外草原人口自然構成和社會構成的傳統定勢，迫使素以朔方草原主人自居的蒙古民族逐漸融入跨文化的生存語境，面臨著重新審視自己命運走勢，調適生存方式的嚴峻現實。近代蒙古地區的這種民族構成、族際關系的重要變動徹底改變了蒙古游牧社會的單一構成，使農業及與之相伴隨的中原農耕文化在朔漠草原取得了與游牧經濟及游牧文化相對等的地位，最終催熟了蒙漢雜居、旗縣并立、農牧交錯的多元化社會在塞外的形成。半農半牧的經濟文化類型、蒙漢民雜居共生的生存形態從根本上改變了蒙地社會的傳統結構，在關外的蒙古草原構成了蒙漢文化碰撞交融的跨文化的空間語境。這種多元的社會空間語境，就其實質而言是蒙漢兩個民族的關系由遠距離交流轉變為近距離互動所形成的蒙漢兩種文化的互動場。

近代蒙古社會文化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遷改變了自16世紀以來安于一隅的塞外蒙古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及對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為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倫理價值觀念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并由此改變了他們的心性結構、精神氣質和情感模式。而這種社會審美文化的變遷過程在體現民風民意最為直接的蒙古族文學價值取向變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筆者曾在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特別項目“北部邊疆歷史與現狀研究”中的立項課題《內蒙古近代農耕化與蒙古族文化變遷研究》中，分別以近代蒙古族書面文學、民間文學和抒情文學為例論證了近代蒙古族社會、文化、文學之間變遷互動的過程。篇幅所限，本文僅選擇該課題成果的部分內容，以近代蒙古族民間文學說唱藝術的繁榮現象為切入點，通過解析其審美意識的變遷實據，論證了內蒙古近代農耕化的社會文化效應，解讀了社會變遷與文化變遷、文學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

近代之前，蒙古族說唱文學以散韻結合的英雄史詩為主。自十三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蒙古英雄史詩雖然經歷了發展期和消亡期，但仍有《格斯爾》、《江格爾》等數十部長、短篇史詩作品存留傳唱至今。這些作品以夸張的手法記載草原人類蒙昧初開時的原始記憶，形成散文式“說”與韻文式“唱”交叉搭配的固定模式。直到19世紀，蒙古族說唱文學的傳統內容增添了嶄新的構成元素———本子故事。從審美意識而論，蒙古族歷史悠久的民間說唱藝術與漢民族的文學藝術交融產生的說唱文學新形式———本子故事一改以往英雄史詩“尚虛幻，貴夸張”的傳統風格，整體呈現出“由虛向實”、“貴神向重人”轉變的新趨勢。

“本子故事”是指蒙古族藝人口頭說唱的故事，是蒙古地區自古盛行的胡爾齊故事的一種，屬于民間文學范疇。傳統胡爾齊故事的內容來源于蒙古族古老而豐富的英雄史詩（包括莽古斯故事）。自十九世紀上半葉起，在蒙漢文化交匯廣、交融深的卓索圖盟等東南蒙古地區開始流行說唱本子故事，其后逐漸普及到內蒙古全境和外蒙古廣闊地區。值得一提的是，本子故事的盛行不僅活躍和豐富了蒙古民眾的文化生活，更是刺激和帶動了蒙古族文人書生參與故事本子的翻譯或創作。由此，屬于民間文學范疇的本子故事和屬于書面文學范疇的故事本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在近代蒙古文學領域掀起一股由民間藝人———文人作者———聽眾群體（讀者）三方有機互動的民間文學小高潮。對于近代蒙古族本子故事的興起淵源，俄羅斯學者李福清在其《書本故事與口頭文學的聯系》中曾有論到：“從18世紀到20世紀，在現今中國的遼寧省和內蒙古一帶顯然還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口頭敘事文學。當地將這種廣泛流傳的說書文學稱之為“本生烏力格爾”，即“書面故事”。這種文學以翻譯過來的漢文小說題材為內容。它是兩種不同傳統的奇妙結合：一種是源于漢族口頭說書的遠東章回小說傳統；另一種是高度發展的純屬于蒙古人的史詩傳統。拉著胡琴的說書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對翻譯過來的作品進行改編，突出描述草原蒙古人所喜愛的駿馬和騎士，極力采用傳統的史詩手法和民族曲調。這樣，久而久之，兩種原本不大相同的文化經過一個復雜的過程，終于結合在一起了。”筆者認為，近代蒙古本子故事的繁榮盛行不僅僅是“漢族口頭說書傳統與蒙古人的史詩傳統相互結合”的文學現象，更是蒙古文學、文化的傳統積淀、族群生存、生活的現實語境以及民族文化選擇、吸收的機動能力相互交融的立體體現。

首先從文化傳統而論，本子故事的繁榮繼承并注解了蒙古書面文學與民間口傳文學之間歷史悠久的親緣關系。我們面對口口相傳，代代相承的蒙古族民間文學與史筆相傳，風骨相繼的蒙古族書面文學之間經緯縱橫的復雜關系時，仍可從文化學的視域梳理出貫穿其始終的主干血脈。從肇端于13世紀的《蒙古秘史》、復興于17世紀的《黃金史》和《蒙古源流》直到突起于19世紀的《青史演義》，縱觀整個蒙古族文學的發展史絡，筆者從創作與接受兩個角度簡括其傳統特色為“創作態度上民間文學與書面文學互通不排異，史學與文學互融不排斥；審美意識上雅俗不對立，貴賤不對峙，沒有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涇渭分明的門檻隔閡”。因此說，繼承和發揚蒙古族文學、文化傳統特點的近代蒙古族說唱文學由藝人負責說唱本子故事，由文人擔當創作故事腳本的良性互動模式既保障了說唱文學的娛樂性，也提高了說唱文學的藝術性，從而為民間文學與書面文學交互發展的蒙古文學史開創了一個雙贏的良好局面。

其次，從族群的生存語境而論，本子故事的繁榮迎合并體現了近代蒙古族在多元社會中的跨文化生存現實。眾所周知，清朝初期時“嚴禁蒙漢相互容留、雜居，甚至要蒙古部落內所有的漢人、漢人村內所有蒙民各將彼此附近的地畝照數調換，分別集中居住，不許混雜。”〔1〕但是，事實證明，清廷的禁令從未能制止漢族移民為生計糊口而奔向塞外的腳步。直到19世紀初葉，蒙古民眾沉醉于新興的本子故事時，其中夾雜的大量漢語音譯詞匯并未成為他們欣賞理解的障礙。可見，此時，蒙漢雜居已成規模，蒙古人接受漢文化影響已成風氣。當世代農耕的漢族文化開始染指游牧蒙古人世代安居的朔漠草原，并與其博弈彼此的文化話語權之時，新興的本子故事在滿足蒙古聽眾的娛樂需求之余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本子故事的興盛一方面推動了更多說唱藝人的涌現，另一方面促進了蒙古族文人從事故事本子新作的創作或去翻譯和改寫講史演義類、英雄傳奇類和公安類小說等適合說唱的漢族文學作品。我們用影響理論解析近代蒙古族文學發展史略，可清晰地梳理出從譯作到仿作再到創作的三個較為完整的發展環節。從模仿漢文小說譯本到創作中原故事的發展過程中，本子故事的興盛環節恰恰完成的是從翻譯漢文小說向創作以本民族現實生活為題材的獨立小說過渡的重要中介任務，其在蒙古文學史上的理論意義和現實貢獻實不可沒。再次，從民族文化的選擇能力而論，本子故事的繁榮展示并證明了蒙古文化對異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能力。創作者們的創作態度以蒙古族固有審美情趣為宗，不僅迎合了當時對內地歷史文化有興趣而缺乏深層溝通的蒙古族讀者的實際欣賞水平，更是襯托出創作者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環境中注重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思維定式和創作能動性。

本子故事最早興起的漠南蒙古地區靠近我國蒙古族英雄史詩流傳分布三大中心之一的扎魯特———科爾沁史詩帶，其傳統文化底蘊非常雄厚。這一地區蒙漢雜居的生存環境、京師屏藩的地理位置，具備了能夠與內地頻繁交流互動的天然優勢，為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到了近代，來自漢文化圈的新的審美意趣在蒙古族民眾的精神文化領域廣泛地滲透擴展。以說唱中原內地故事為主要吸引手段的本子故事即是伴隨著漠南蒙古蒙漢交雜，移墾加劇，農耕日甚的社會變遷進程悄然升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勢遍及內蒙古全境以及漠北的外蒙古地區。但是，我們從深受蒙古人喜愛的本子故事中仍可捕捉到他們注重民族傳統審美理想的文化選擇。當時，本子故事的來源渠道可分為二：其一，漢文小說的蒙古文譯本及改寫本，如《封神演義》、《水滸傳》等；其二，產生于蒙古地區的以描寫中原內地戰爭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如《寒風傳》、《說唐五傳》等。這些作品無論是說唐、講漢還是言宋，都是以保家衛國，英雄征戰的故事為主。這種高揚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審美取向和欣賞趣味讓人很容易聯想到蒙古族歷史悠久的英雄史詩傳統。即使是蒙古文人創作的故事本子新作雖然標以內地戰事為題，但是，究其本源則是作者從本民族的審美理想出發，仿照漢文“說唐”故事，借鑒和擇選清代流傳的各類漢文講史演義和公案類小說的細節，經過藝術虛構創作出來的。譬如，“說唐五傳”之一的《苦喜傳》中，作者開篇介紹唐朝紫輝皇帝“力敵萬夫”的描述顯然屬于蒙古化之筆。蒙古族自古重騎射、部落首領需要以武功服眾。即使是撰者生活的清代，蒙古貴族多勤于騎射，致力由軍功晉升。因此，本子故事中出現“力敵萬夫”的唐朝皇帝，反映出作者是在遵循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本族的審美標準進行創作的事實。這些故事本子新作中頻頻出現與漢族文化傳統不相符合的結構方式和情節描寫，一方面是作者對中原漢文化尚缺乏深刻了解所致，但另一方面則證實了這些作品依托蒙古族英雄史詩傳統，尊重本民族文化特質的事實。本子故事粗線條的敘述方式、重復情節的處理手法以及對英雄的崇拜和以征戰為主線的題材，無不表露出英雄史詩的痕跡。這些滲透著蒙古文學傳統和文化底蘊，融合語言魅力和情節引力于一身的本子故事不僅僅是近代蒙古民眾茶余飯后的娛樂消遣，更是民族文化在多元語境中的吸收能力和創新活力的動態體現。

“說唐五傳”是最受近代蒙古民眾歡迎的說唱本子故事。據傳，清代卓索圖盟土默特左旗（今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瑞應寺喇嘛恩和特古斯創作了這些本子故事新作。所謂“說唐五傳”包括《苦喜傳》六十回、《全家福》六十回、《尚堯傳》九十回，《偰僻傳》一百二十回，《羌胡傳》一百九十九回。這些作品的主要材料來源于清代中原地區盛行的小說和評書《說唐前傳》、《說唐后傳》、《說唐三傳》以及《封神演義》、《三俠五義》和《隋唐演義》等諸多歷史演義小說和公案小說。這些深受蒙古民眾喜愛的本子故事和故事本子“那既龐大而又簡潔清晰的結構和脈絡，那莊重、嚴肅、不事詼諧的故事內容和敘述方式，那對英雄的崇敬和以國家、群體利益為重的精神，包括那些一再出現的充滿神秘感的斗法情節，以及同一主題經過反復結構故事而不斷深化，從而形成小說群落形態，都深深印記著蒙古英雄史詩的胎記。”〔2〕但是，與蒙古族傳統的英雄史詩相比較，近代新興起的“五傳”等本子故事則在藝術審美上明顯呈現出“由虛向實”，“去神化、貴人事”的新取向，清晰昭示著近代蒙古族社會的變遷烙印。

我們知道，作為一種大型的民間文學樣式，英雄史詩不同于作家創作的書面文學屬于個人行為，而是一個民族全體人民聰明與智慧的結晶。從最初產生到廣泛流傳，從不斷加工到長期保存始終與全民族的集體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用本民族的眼光審視和解讀周圍的世界，運用本民族的語言把自己民族獨特的心理素質、道德觀念和風俗人情烙印在史詩的字里行間，體現著本民族特有的激情和理想。史詩所贊美的英雄人物都是“民族精神的十足的代表，他們往往通過自己的個性來表現出民族的全部的充沛力量，它的實質精神的全部詩意。”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就是這樣一部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詩篇。主人公江格爾身上集中體現了蒙古族人民的機智勇猛、強悍粗獷、不畏強暴、疾惡如仇等最優秀的品質。他智勇雙全，神力過人，心胸坦蕩，知人善任。為了消滅落后的分裂勢力，實現各部族的統一，為了消除外來的侵略戰爭的隱患，保衛家鄉的安全，捍衛本不足人民的利益，他團結了六千又十二名“個個像神仙一樣的勇士”，南征北戰，除暴安良；他在戰爭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運用各個擊破的戰術，先后征服了七十個可汗的領地，創建了擁有五百萬居民的“像天堂一樣幸福吉祥的寶木巴聯盟，實現了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渴望并為之奮斗的和平統一的美好愿望。江格爾成為促進統一的英雄象征，猶如文中的唱詞所言：“在東方的七個國家，江格爾是人民美好的夢想；在西方的十二個國家，江格爾是人民崇高的希望。”但是，我們從史詩大膽瑰麗的想象和天馬行空的描寫中也不難發現其神話與歷史相結合，幻想與現實相交融的藝術特色。史詩的內容往往天人不分，人神相交，英雄的業績與神力的夸張扭結在一起。英雄史詩《格斯爾》中，主人公格斯爾就是為了“降服妖魔，救護生靈，使善良百姓都過上太平安寧的生活”，接受觀音菩薩和白梵天王的派遣，降臨人間的。他既是母體血肉之胎所生，從事著放牧、揉皮子、挖野菜、掏地鼠等極其普通的勞動生產，過著常人一樣的生活。但是，作為天神的兒子，格斯爾又具備了凡人無法比擬的神奇本領。當他還在母腹中的時候便會唱歌說話、告知自己的身世和未來的神通，一歲捕殺魔鴉，二歲治死惡魔，三歲殺鼴鼠精，四歲鎮壓七妖，五歲施展分身術、障眼法放出毒蜂和虻蟲俘獲五百商人，十四歲獨闖龍宮逼婚，十五歲起便開始了馳騁疆場保衛家鄉的征戰生涯。成人后的格斯爾更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上達天國招呼天神，下入地府役使鬼怪，真可謂為所欲為，無所不能。這些荒誕不經、離奇古怪的故事情節、上天入地、瑰麗宏偉的戰爭場面使得史詩中的英雄人物神化幻化，罩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神奇色彩。但是，當我們把比較的目光投向近代同樣以英雄保家衛國為主題的“五傳”等本子故事時會發現傳統英雄史詩“貴夸張，尚虛幻“的審美取向漸趨淡化的傾向。

“五傳”講述了跨越百年的唐朝興衰故事。其中，外事戰爭征伐和朝廷內部爭斗內容占了絕大篇幅。可以說，保衛社稷和反抗侵略是貫串這五部系列作品的主脈絡。綜觀故事全文，唐朝先后與匈奴、吐蕃、突厥界利汗、北燕、南越、東遼、西遼、羌胡、契僻等眾多國家交戰。這些戰事都是因對方挑起事端，侵犯唐朝引起。“五傳”以唐朝反抗侵略的勝利保障了正義戰勝邪惡的藝術效果。作者通過不遺余力地歌頌正面英雄不屈不撓，誓死捍衛國家的奮斗精神，更加突出了作品反抗侵略，保家衛國的中心思想。“五傳”塑造了程公葉、程四海、程忠乃、秦人杰、秦龍、秦孫表、羅舒玉、羅孟、羅雄、羅強、尉遲嵩勛、尉遲顯德、尉遲芳、徐云、徐西里、薛嵩、薛邯等一大批以保衛大唐社稷，反抗外敵侵略為己任的英雄人物形象。他們作為唐朝反侵略戰爭的中堅力量，不貪財、不戀色，不求享樂，一心只為唐朝社稷的安危殫精竭慮。他們也像清代蒙古王公貴族一樣，承襲著從祖輩傳下來的爵位，世世代代供奉于朝廷。在“五傳”跨越百年的宏偉敘事中，這些英雄人物一代承接一代地為保衛大唐江山，反抗敵國的侵略前仆后繼，奮斗不息。但是，他們既沒有傳統英雄史詩《格斯爾》、《江格爾》中主人公上天入地，呼風喚雨的神通，也不像史詩英雄不死不滅，永恒戰斗的神奇。“五傳”的主人公都是凡人俗子。他們人生有限，生命無常，所致力的事業也處于不斷的循環反復之中。

他們超越個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子承父業，代代相傳的家族存在方式。五傳之一的《苦喜傳》中，秦瓊的九世孫秦龍年僅十一歲便掛帥出征匈奴國。其父鎮國公秦人杰雖然心懷擔憂，但更多的則是后繼有人的由衷欣慰。作為長輩的秦人杰在送別酒席上揮淚告誡這些少年英雄們：“看你們六個人的舉止，日后必能成為國家柱石般的良臣，你們要努力向前，莫要像我們這些愚鈍的父輩們，有所閃失。”可鑒，英雄們自小從父輩那里接受了要為國家盡忠盡力的傳統教育，確立了努力成為國家棟梁之才，終身效力社稷的人生目標。近代蒙古族學者羅布桑卻丹在其著《蒙古風俗鑒》中記載蒙古族在喜慶宴席上，年長者在接受晚輩敬酒時，會祝福他們“要孝敬父母，要忠于額真諾諺，要把力量先給國家。”我們從“五傳”中與蒙古族的禮儀習俗如出一轍的情節描寫中著實感受到蒙古族崇尚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的傳統文化烙印。而且，究本溯源，正是得力于這些不怕死、樂于獻身國家的英雄及其信奉的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五傳”能夠在蒙古地區廣受喜愛，經久不衰，流傳至今。

“五傳”重實在，不事虛幻乖張的筆鋒與其產生的時代、社會背景有直接的關系。“五傳”的作者生存生活的時代已不是古代的部落社會，而是統一的多民族清朝。蒙古族自隸屬清朝，被分旗而治，使得反映部族戰爭為要的古老英雄史詩日漸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保衛統一王朝的“五傳”一類本子故事和故事本子新作。在清朝統一全國的戰爭中，蒙古族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后長達二百余年里，軍政合一的各旗蒙古騎兵一直是清廷借以震懾全國，維護國家統一的王牌勁旅。“五傳”作者以古諭今，視唐朝為當下清廷之象征。在其筆下，進犯唐朝的外敵中有些原本是唐朝屬國如羌胡國、西夏國等，還有一些則是唐朝委派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如鐵松海的燕國等。因此，我們說唐朝反擊這些與其說是入侵者更像是背叛者的勝利戰爭不僅是作品對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正義之舉的肯定，更像是創作者獻給清王朝實現和維護中國統一大舉的一首頌歌并不為過。“五傳”等本子故事的興起恰逢近代中國外侮日甚，內患迭起的動蕩時期。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以及清王朝腐朽統治造成的空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使得中國作為古代文明大國的光輝形象從清代前朝逐漸暗淡，到了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利，最終導致這“天朝大國”淪為受他人強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瓜分豆刨的對象。在近代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世居朔漠的蒙古族也做出了重大犧牲。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清廷多次從內蒙古各旗征調蒙古騎兵，派往前線抵抗外強。僅在1860年的保衛天津大沽和京城八里橋戰役中就有數千蒙古騎兵陣亡。

在這特定歷史時期被創作出來的“五傳”所描述的那些激烈的、血腥的、殊死的戰斗場景正是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藝術縮影，所歌頌的唐朝抵御外敵的勝利即是近代蒙古族人民希望戰勝入侵外強，保衛國家統一的形象反映。以蒙古民眾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昂揚情緒和不屈精神為創作動力的“五傳”在一脈相承蒙古族傳統英雄史詩保家衛國，抵御外侮的斗爭精神的同時以“去神化，貴人事”的務實風格體現著近代蒙古社會更加現實的、科學的反映水平和審美要求。正如黑格爾所言；“個人的自我和全民族的精神信仰整體以及客觀現實情況以及所用的思想方式、所做的事及其結果都分裂開了，個人本身的情感和意志也分裂開了……到了這樣的時代，史詩便讓位給抒情詩和戲劇體詩了。”本子故事這一近代蒙古族民間說唱文學新樣式的興起恰恰證明在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轉型以及生存語境的變遷促使下，文學的表現對象和大眾的審美對象已從由天地人神共在的傳統史詩世界轉向了人所主導的現實世界。而近代民間文學和書面文學日益人間化、世俗化的動態趨勢也說明天意、天譴、神魔、鬼怪開始從人的世界中退出，現實生存的急務同時成為了這一時代文學的、社會的、人類的急務。

作者：包紅梅 單位：內蒙古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