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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物質主義的觀念最早是由羅納德•英格利哈特在1977年提出,他主要用來解釋20世紀中后期出現的新政治、新社會運動興起的原因。后物質主義理論較物質主義有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價值優先性排序,這不同的價值優先級和價值體系強調自我肯定、生活質量、民主參與、平等和非正式的人際關系[5]。傳統的政治價值觀在變化甚至被摧毀,年輕一代更青睞于以“自我價值實現”為特征的后物質主義[6]。在傳統的政治理論中,物質利益是人類最重要、最核心的價值利益,因此,衡量一個社會發展與否的首要標準就是滿足人們物質利益欲求的程度,最大限度的創造物質財富成為人類的核心價值指向。幾個世紀以來,伴隨大機器工業和科學技術的不斷升級,人類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漫無止境,幾乎任何一個政府都把擴大規模生產、發展經濟作為一國的首要目標,在這種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操控下,人類逐漸形成了對物質增長的沉迷情懷,隨著人類主體自我意識的過度膨脹和人類對大自然的控制欲、征服欲不斷強化,自然呈現物質工具化特征。人類塑造了一種沒有價值理性導向的消耗型、浪費型、消費型生活模式,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創造一個物欲發達社會模式的同時,也締造了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物化評價”的文化模式。其帶來的消極惡果就是生態環境的失衡、代際正義的喪失、工具理性的擴張以及對自然的任意操控,我們在道德上只關注物質和經濟而拒絕認真考慮子孫后代生活質量,拒絕考慮對他人利益的損害,拒絕考慮自然的內在價值,而不以為然的只將自然作為資源源泉而不是共存對象。綠色政治視野下的后物質主義旨在實現一種價值觀念轉向,追求價值理性的回歸。
1.1價值轉向:從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后物質主義相對于物質主義而言首先是一種價值觀念的轉換,它倡導物質的增長首先要遵循生態優先原則,反對僅僅把物質的增長作為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唯一標準,反對物質實利主義主導社會文化觀念,物質的生產、消費和增長都應該以生態平衡基本條件,以尊重自然和他人為基本出發點。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己的關系是人類如何發展的道德之維。人與自然、人與他人的和諧共生共存是人類發展的基本價值訴求。對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提倡是綠色政治的一大理論武器,綠色政治理論分子所主張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在認真對待生態可持續發展、關注代內正義和代際正義的前提下,同一直占主流地位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相對立。社會的發展需要按照后物質主義原則確立發展方向,減少甚至避免經濟增長優先原則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過去的人類歷史行程中,人類總是借著工具理性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影響,打著經濟增長第一位的旗號,有意無意中不斷強化對自然的消耗、剝削、破壞,到最后關于自然對人的意義的自然價值僅被縮小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即自然爆裂為資源碎片,人類創造的價值僅僅表現在對自然的算計和盤剝,即僅僅被理解為經濟生產活動及商品制造。當然,提倡后物質主義并不是要求人類為了保護某一個物種而不能開采能源,為了生態的平衡性和完整性而停止經濟行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有效建立必須以和平和相對經濟繁榮為前提,只有在和平和物質安全的背景下,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成功轉化才得以可能實現。綠色政治向我們所傳達的是對物質的追求必須預先想到對生態環境的可能損害性影響并作出最佳選擇,保持人與自然的共生和協調。綠色人主張實現從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的轉換,這種轉換可以從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兩個維度來理解。
在經濟層面上,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意味著從經濟優先發展觀到生態優先發展觀的轉向。后物質主義帶來的價值結構轉向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相同社會結構的情況下,若想實現經濟的長期發展,必須實現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轉向。對經濟無限增長的沉溺迷戀是物質主義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表現,物質主義理論認為經濟的無限發展和物質財富的無限積累將帶來個人幸福和社會進步,這一論點有其片面性,它掩蓋了一個基本的判斷前提,即判斷個人幸福和社會進步的真正合理標準問題。判斷一個社會進步的標準不僅與經濟增長有關,更與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生態是否平衡有關。只關注經濟總量和財富積累的提升而忽略經濟發展質量的考量,導致的結果是經濟發展僅僅為了增長而增長,并不能帶來社會的真正進步。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物質主義的主導下都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剝削性、消耗性開發基礎之上,70年代初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一書分析了工業社會經濟增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丹尼斯•米都斯預言若是按照現在的經濟發展趨勢持續下去,地球增長的極限困境會在100年之內發生。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一書所傳達的困境和現實生態惡化帶給我們的基本反省、反思就是對經濟增長模式的解構并重構,社會的發展應該基于自然界整體性及生態系統的平衡性,而不是物質財富的無限度增長和積累,只有在實現生態平衡、社會正義前提下的經濟發展才真正具備可持續性的內涵。綠色理論雖然將可持續性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討論,但關心的重點則是自然生態的穩定持續,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生態可持續性。可見,綠色政治及后物質主義是在生態平衡的意義上使用可持續發展這一個概念的,綠色政治及后物質主義致力于以生態可持續性原則為前提的綠色生態社會的構建。
在社會層面上,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意味著從欲望—享樂型消費觀到綠色—生態型消費觀的轉向。在物質主義價值觀念主導下形成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將人的關注焦點定位于物欲滿足和享樂主義,以享樂和物欲為目的的消費使人類的物質欲望不斷膨脹,而這些物質欲望并不是以生存為基本目的,而是以欲望需求為目標,從而無視環境保護和他人利益。建立在需求和生態保護基礎上的理性消費才是綠色—生態型消費,建立在欲望上的非理性消費、非生態性消費是一種破壞型消費。《21世紀議程》指出:“地球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不適當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導致環境惡化、貧困加劇和各國的發展失衡”。消費主義價值觀把物質消費和物欲滿足作為判斷個人價值和個人幸福的標準,將消費價值等同于自我價值。在享樂型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推動下,社會的發展目標和人生的價值意義轉向對物質財富的占有和享用,人們陷入到無休止追求物質財富而又得不到滿足的惡性循環之中。這種惡性循環的背后是精神匱乏的表現,導致人們關注的焦點永遠是物質利益,甚少關注不合理的欲望給他人帶來的損害性影響,給生態破壞帶來的負面性影響。要實現生態平衡就必須消解消費主義價值理念,如何塑造公民的消費觀念和行為是理解綠色政治之綠色變革的核心議題。生態—綠色型消費是環境保護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也是環境保護組織極力提倡的一種消費主張。“樂活族”①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就是公民個體認可綠色消費生活的一種行動證明。
1.2理性回歸: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后物質主義要求人類的經濟行為和消費行為要有價值理性指向。這種價值理性指向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方面,即人類尊重自然整體性和平衡性、尊重人權的平等性。只有生態平衡和社會正義的理念內化為一種公民自身義不容辭的道德義務時,生態平衡和社會正義的價值才能從根本上得到維護。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類視為一個全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并且服從于生態規律。這些規律及以生態為基礎的道德要求限制著人類行動。而現代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②忽略了這種生態道德的基本要求,帶來的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失衡,生態中心主義呼喚價值理性的歸位,人類有發展自我和提升的權利,但人類的發展行為要建立在環境保護和尊重他人權益的基礎上,人類的欲望不能僅以工具理性為指導性原則,目的合理性的行為和活動需要體現價值理性的理念,人類在生態系統中的行為活動需要負載價值理性取向,那就是生態平衡。在經濟層面上,價值理性的回歸意味著生態理性的到位。綠色政治人主張按生態理性來規劃經濟發展方向。生態理性的最基本要求是經濟活動和物質財富增長要限制在生態環境系統可承受、可恢復的范圍之內。生態理性的基本內容包含經濟行為與生態平衡原則的內在統一性、經濟決策前對生態保護的優先關照性、以生態系統再生性為考量的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的規劃性、以代際正義為理念的對子孫后代權利的維護性等。物質主義價值觀主導下的生態理性缺失,是現代經濟發展方式成為生態破壞性力量的主要原因。經濟發展中生態理性的缺位使工業化時期的經濟發展具有嚴重的物質上之功利性、觀念之偏見性和行為上之短見性,從而導致生態惡化和人類活動反生態平衡性。為了對人類錯誤發展理念和行為模式進行糾正,生態理性要求人類應該按照生態優先原則確立社會發展目標,放棄對物質財富的無止境積累,形成綠色—生態型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和消費行為的合生態性是人類發展的優先指導性原則。在社會層面上,價值理性的回歸意味著理性消費的歸位。無限追求經濟發展及無度消費帶來的生態破壞從表面看是自然界的危機,但本質上是人類生產和消費方式的危機。文明正在走向生態災難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消費方式嵌入人類文化的方式,我們迫切需要針對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消費模式進行一場心理革命。目前我們身處的生態困境并非緣于人類一時無知,而是主導人類的經濟增長迷戀情懷和非理性消費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塑造起來缺乏道德性束縛和價值理性指導的消耗—消費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對無度消費造成的生態破環的抗議、反對和反思,生態—理性型消費是區別于傳統消費方式的個體化新選擇。生態—理性型消費本身負載著一種價值合理性,其主要體現為個體對義務的自覺擔當,這種擔當建立在個體對消費欲望進行限制的基礎之上,是關照他人和關懷后代的一種生態責任體現。生態—理性消費是將個人權利、個人責任和他人福利、他人利益和生態關懷相結合的消費理念,是一種有價值理性導向的消費行為。合理需求而非享樂、欲望將是理性消費模式的主要決定因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包含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現代生態環境危機的根源在于現行的人類生產和消費方式背離了價值理性的方向,從而破壞著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生關系。過度資源消耗與物質消費已超出自然界的承載能力和范圍,價值理性缺位的非持續經濟模式成為破壞自然、危機子孫后代和自己的核心原因。因而,綠色—生態型社會建立的關鍵是實現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轉向和平衡,而這種轉向和平衡的實現需要生態理性的到位和理性消費的歸位。
2生態優先與理性消費:后物質主義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中國社會正面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環境惡化現狀,生態惡化和環境危機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黑色難題”。如何改善生態環境、如何實現生態平衡、如何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建構綠色發展模式是中國21世紀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問題,它滲透于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吸收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念能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模式建構注入新的思想元素和新的發展活力。中國要實現真正含義上的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強綠色政治視角下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念的傳播,通過綠色生態思想的傳播糾正人們的錯誤觀念,促進綠色生活方式的培養以及綠色環保意識的內化,將生態關心和綠色消費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融入中國的文化發展之中。
在缺乏思想覺悟的情況下,道德義務的規定意義不大,因為若是公民缺乏一個來自內心的思維和觀念轉變,那在具體行為上不會出現重大的轉變。公民個體觀念的覺悟以及在這種覺悟基礎上公民道德觀念的轉化才是整個社會文化模式轉化的關鍵因素。如果每個公民能把生態優先原則轉變為自己的一種基本道德立場,以價值理性為導向,關注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正義,關心他人權益,改變自己在生產、消費領域的非理性行為,那么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實現將不會太遙遠。首先,深化生態優先價值觀,發展綠色生態經濟,建設生態社區。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意味著對現行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和轉向。經濟發展必須符合生態理性原則,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以生態系統的平衡性和完整性為基本準則。生態破壞使一直陶醉于經濟增長主義和物質欲望滿足的人類處在了一種難堪的境地,這是人類不理性的結果。我們不能將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和物質財富積累的多少作為社會發展進步評判的尺度,生態優先價值觀要求生態理性的及時歸位,經濟發展不僅只考慮一時一事的數字化指標,更要考慮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綠色政治理論在實踐層面中主張按照分散化、小型化原則建立以社區權力為中心的生態社區,這為中國環境治理以社區為中心點實現分散化治理提供了思想啟發。基層的決定在原則上必須予以優先性考慮;我們給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層單位以具有深遠意義的獨立和自治的權力……,在這種基層自治結構中,社區以公民為原子組成一種合作型和參與型的組織,經濟發展受到生態理性和公民參與的制約。同時有利于培育基層生態—綠色文化觀念,防止物質優先主義和消費主義等觀念的侵蝕。生態理性及生態社區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了建設性的價值因子。我們必須建構以生態平衡為導向,以可持續為發展原則的經濟發展模式,強調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在生態完整、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的基礎之上,確立理性的發展態度,樹立綠色的發展觀念。
其次,提倡理性消費主義,引導合理的、可持續的綠色消費觀念。消費應該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基本手段和方式,而不應該成為我們生活的目的和衡量生活質量的唯一尺度,我們要防止走進消費主義的誤區。我們只有把自己從過分看重生活的物質標準中解放出來,我們的創造力才能獲得解放,才能在生態基礎上重新塑造我們的生活。消費本身的含義是一種簡單的自然交換過程,建立在公民基本生活需求滿足的基礎之上,但在公民消費的過程中,消費附帶了其經濟性和環境性特征,這種經濟性和環境性的存在隱含了一個道德命題,即人如何進行消費才具有價值合理性。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以人對自然和他人的態度共同構成解答這一命題的答案,有利于生態平衡和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的消費方式才是綠色的生活方式。欲望—非理性的消費方式是破壞性消費,無度消費、奢侈消費、攀比消費必然浪費資源、破壞生態,也必然不利于個體人格的健康發展。奢靡消費是欲望扭曲化的物質表達方式,消費滿足的是人類的基本生存發展需求,而不是無止境的物質欲望填充。理性—適度消費模式和綠色—生態消費理念才有利于生態的保護和改善,綠色—生態型消費主義是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有力策略。如果我們不能從消費主義的階梯上走下來,我們的后代將只能生活在因我們的非理性消費而造成的貧瘠家園之中。可持續發展要求促進這樣的觀念,即鼓勵在生態可能范圍內的消費標準和所有的人可以合理向往的標準。超出這兩個標準的消費行為都應該進行限制和糾正。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是一種綠色思維方式和時代生態意識。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失衡所造成的人類與自然對峙的背景下,價值理性的回歸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后物質主義實現價值觀的重新定位有助于把人們從對物質利益永無休止的追求中解放出來。只有當人們把生活意義與理性價值觀念聯系起來,只有當人類不僅把生態保護理解為人的一種“聰明的自利”,而是轉化為一種需要用生命來承當的道德義務,只有人類真正實現一場心理革命的洗禮,自然環境才能從價值的“根”上得到可靠的保護。在此意義上,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向我們傳達的啟示遠比它本身所具有的理論內涵還要多。
作者:陳霞單位:吉林大學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