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視野里的中國生態文明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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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生態文明思想淵源于西方的生態學理論，當代西方對中國當代環境變遷的歷史和中國生態意識的變遷有著非常敏銳的觀察，并在研究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質疑和建議。中國面向西方時也有著自己關于生態文明的解讀，在西方輿論界發出自己聲音的同時也希望能夠進行中西方關于生態文明的對話。在西方視野里的中國生態文明是一個需要超越現有社會發展模式的先進的文明，是一個需要跨越式發展的命題。

關鍵詞:

生態文明;西方視野;中西比較;中西交流

“生態”一詞和生態學這門學科都是西方創造的，其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在中國近代很少有環境保護或者生態學的思想，因此基本沒有環境保護的行動。將“生態”與“文明”聯系在一起則是當代西方的思想，并不是中國憑空創造出來的概念，是舶來品，雖然其汲取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很多優秀成分，然而這一概念的提出仍然是在西方的思想框架之下進行的理論創新，其淵源于西方生態學理論①。當然，我們也不能閉門造車，既要低頭拉車也要抬頭看路。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經歷了一個過程，但是直到2012年倫敦奧運會還是顯示出了西方與中國的意識形態沖突，所以我們有必要關注西方思想界與輿論界是如何看待與反應“生態文明”這一概念的，我們又如何在里面發出自己的聲音并與其進行對話。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也許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會從中汲取營養。在異質文化的交流中，共同的語言文字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媒介，而運用語言文字寫就的作品則是兩種文化交流與接觸的重要平臺。這就意味著文化交流雙方之中的一方必須掌握對方的語言，這樣兩種文化之間才具備順暢交流的可能性。筆者以英語世界中學界的觀點和媒體的評論為主，試圖初步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即當代西方視野里的中國生態文明圖景。

一、當代西方思想界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看法

(一)對當代中國生態變遷與生態思想的研究美國學者夏竹麗(JudithShapiro)①的著作《對自然的戰爭》(也譯為《戰天斗地》)［1］是她在中國生活工作期間對中國的全面研究，是和她后來對環境問題的興趣相結合的結果，其從生態破壞和環境變遷的角度，展示了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對社會經濟等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核心觀點是環境問題往往根源于社會政治層面。她的研究指出，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社會動蕩和無數的人間悲劇，而且這個時代的環境問題也同樣不能被忽視。夏竹麗在書中介紹了這時期的四個典型危害自然的因素:政治迫害、烏托邦式的冒進、教條和形式主義、不適宜的工業搬遷和政府“移民運動”。本書可以說是對中國當代生態變遷歷史進行最有批判力的研究，其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時期在生態問題上走過的一些彎路和付出的沉重的生態代價，也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提供了參考。除了對中國當代環境史進行研究之外，有些學者的興趣集中在中國當代生態思想意識的變遷上。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NicholasDynon在《中國雜志》②發表的文章《“四個文明”和后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演進》［2］，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提出的從“兩個文明”即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后來增加了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到生態文明提出后的“四個文明”演變過程，進而清晰看出“生態文明”如何成為第四個文明以及我們黨執政思路的轉變，是理論界對現實社會需求變化迅速反應的結果。也有文章對于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中的“綠色詞匯”進行了總結，認為最近二十幾年來，諸如環境、可持續性和生態這樣的詞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黨的文獻中，經濟建設中從“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到“綠色GDP”再到“生態文明”的思路是一個不斷強化和重視的過程，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二)對當今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現狀的觀察和質疑主席在巴黎氣候大會的演說中提到了生態文明，對此聯合國助理秘書長Pasztor認為這對應對氣候變化是積極的，中國決心應對氣候變化可能會加快能源和資源密集型的經濟轉型。［3］他說，生態文明的概念，反映了中國發展政策的轉變，是一個具體的方式，可促進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他還說:“它對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全球努力應對氣候變化實施有著特別的意義，這種轉變是必要的，因為及時采取通用的行動應對氣候變化是世界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方式，以消除貧困，建立全球范圍內更繁榮的經濟，更安全、更健康的社會。”Pasztor表示，中國近期的發展路徑將幫助中國解決資源環境消耗和退化壓力越來越大這一問題，這也將展現給世界其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有可能尋求新的發展路徑是更可持續和環境友好的。為了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已經從以前的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慢到約7%的年增長率，這被稱為經濟的新常態的年增長率。并且，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社會共識，實現了發展方式的轉變，其在環境保護和低碳發展方面的公眾意識也在不斷增強。對于需要解決的環境退化問題，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的公眾意識顯著在中國的過去20年里增強了。同時，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參與其中的意愿，人們已認識到保護環境對健康和生活質量的直接影響。這種日益增強的公眾關注，將促使政府采取政策和措施。但是，我們仍需要來自社會各界，包括政府、企業和公眾的支持，以共同建立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西方頗有影響力的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Post)的一位高級投資評論員JohnFullerton，2015年初到上海參加“未來的新經濟:生態經濟主導的可持續發展模型”會議期間，對中國建設生態經濟的現狀進行了一番觀察與思考后在其個人專欄撰寫了《中國:以生態文明的方式崛起?》［4］一文。他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一個財富奇跡，但是這一經濟實力累積的過程也造成了巨大的環境消耗，盡管面臨很多困難，但中國將“生態文明”或者環境保護寫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變成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在他文中指出，一個反差鮮明的事實是，雖然他從飛機場出來時看到了嚴重的空氣污染———這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不能回避的問題，但是，從其投資專業領域出發，中國所謂的“自然資本投資”帶來的好處和它帶來的壞處一樣多，因此，不能盲目地不加思考地進行這方面的投資。他很贊賞中國將生態文明建設寫入國民經濟五年規劃的做法，而且提醒并建議美國政府學習這一點，因為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到這樣地位來施行才能有真正的執行力。他說，如果中國能以這樣的生態文明的方式崛起，那將是在書寫新的歷史。當然也有質疑的聲音。一些學者抓住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高這一事實，甚至略帶嘲諷地說:“如果你想生活在一個以‘生態文明’的哲學引導，實行了有利于長遠發展的政策，但是他們是以短期內消耗更多的能源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做到的，那么就來中國吧!”［5］他們認為，環保主義者們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環境保護政策的全面開展，但是發展程度，如西方發達國家則一直在與其進行博弈，而正在對其進行實踐的中國想要反轉西方的發展模式幾乎是做不到的。這一問題我們同樣不能回避，不過我們應該看到這是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必然負面后果，也是生態文明之所以提出的客觀存在，也是世界面臨的共同環境問題，所以這一質疑的基礎就是中國能否超越現有的文明發展之路，即如他們所說的“第一個實現生態文明的國度”。

(三)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建議當代著名的歐美馬克思主義生態學代表人物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撰寫了專門的文章［6］，對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與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做了闡述，并探討中國是否走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正確道路上。福斯特認為，中國如此重視生態文明，是出自一種廣義的社會主義視角，同時受到馬克思的分析理論和中國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及現實語境的多重影響。與西方不同，中國的土地仍是國家或集體所有。這恰恰說明，“中國倡導建設生態文明是西方式生態現代主義的直接產物”這一種說法是錯誤的。在他看來，中國的這一戰略首先是基于嚴重的生態破壞背景下的真切需求;其次，它是中國政府對國內諸多針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抗議聲音的有效回應。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已在對規劃、生產及科技開發等諸多領域進行巨大投入。無疑，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立志建設生態文明的力證。福斯特的結論與建議是，中國開創性地建設一種新的生態文明，這需要朝向一個不同以往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摒棄西方國家那種以資本為中心的政權模式，而這種模式恰恰要為今天的生態困境負責。另外，在很多西方觀察家與社會活動家看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智慧對于我們建設生態文明尤其是農業生態文明大有裨益，中國農業的發展不應該重走西方的老路，他們要告訴中國“美國的工業化農業”模式就是一個災難。這與我們生態文明思想的來源不謀而合，事實上生態文明思想的提出也是我國傳統生態思想的現代表現。

二、面向西方的中國生態文明解讀

(一)面向西方的書寫向西方介紹真正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情況，是非常必要的。中國英文媒體如ChinaDaily的報道，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并以《什么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對中國意義重大》《生態文明將會塑造國家的未來》等為題，強調了生態文明建設非凡的意義。《生態文明將會塑造國家的未來》一文中指出，生態文明這個概念，它體現了最高領導層的愿景圖表國家新的發展之路，先后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7］中國追求的生態文明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與西方的工業化不同，不能像西方國家變得富有后開始著手解決環境問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他們的高污染制造業，中國必須殺出一條血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30多年的經濟成就，使得環境退化和規模增長型模式等不利影響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障礙。由于中國政府已經從重視GDP發展轉移到全面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評價體系，平衡經濟增長和環境影響，因此追求生態文明自然成為國家的選擇。建設生態文明，突出環保，質量為本，人與自然之間的集約型增長與和諧，已經提升到國家的高度，并成為國家戰略。正如習指出，“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關于有金山銀山和綠水青山”，建立生態文明將使我國既擁有金山銀山又有綠水青山的可持續發展。為了平衡發展與自然，國家應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污染，實現綠色發展，并以低碳經濟為主。環保產業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因此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承擔的國際責任更多，我國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視野，加快建設生態文明的步驟，所以，在這方面的努力可能會被轉移到新的綜合國力和新的國際競爭力上比拼。通過走“綠色化”的道路，中國也將以身作則，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出榜樣，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而中國可能實現的方式為世界其他國家改造傳統工業文明、轉入生態文明提供參照。

《生態文明對中國意義重大》則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黨章，該行動表明了生態文明的重要性，［8］中國共產黨努力提倡生態文明，這已被證明關系到人們的福祉和未來中國的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是平衡發展與自然，這是科學發展觀概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以前的環境保護政策相比，這個概念顯示出了進步性，因為它讓生態文明與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文明平起平坐。生態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福祉和生計，新概念僅僅是及時回應公眾覺醒的環保意識，人們更多的是關注身邊的環境質量和污染問題，并隨時準備采取各種措施，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它要求當局更重視環境的挑戰，并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必須實施有效的監督和鼓勵措施，使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政府在環保領域還可能涉及更多的市場力量，如污染權、碳排放權、能源購進價格等都需要購買，因而要給企業足夠的動力，激發更多的企業參與到生態文明建設工程。近代以來，華人英文書寫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載體。與近代華人的英文書寫一脈相承的是貫穿其中的重要主題———民族主義，民族情感的流露、民族意愿的伸張以及民族尊嚴的維護是中國英文媒體書寫中的重要內容。當下，中國英文媒體關于生態文明問題對西方的書寫，與近代華人英文書寫相比有了新的變化，即描繪的是更加真實的中國，而非基于民族主義的“夸張”中國，是西方全景式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二)在西方思想界的聲音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也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相關文章，或是對生態文明進行高度的理論辨析，或是詳述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做法。哈爾濱工業大學建設性后現代研究中心的學者王治河、樊美筠在西方哲學研究刊物上發表了較高水準的學術論文，題為《中國生態文明的辯論:生態馬克思主義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角色———擺脫立法的困境》［9］，他們認為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需要生態馬克思主義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結合，這樣才能找到解決現在面臨的生態危機的方法。這實則也呼應了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觀點，生態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貢獻就是認識到了資本主義本質蘊含的反生態性，而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化和發展的反思，給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立法提供了哲學基礎，同時可以幫助中國人重新評價傳統的生態智慧。生態馬克思主義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都承認生態危機是當今面臨的最緊迫危機;都反對孤立地看待環境問題;都鼓勵人們參與公共的環境運動。他們引用中國古語“眾人拾柴火焰高”，說明只要這兩種思想能夠合作并共同努力，并與理智的環保主義者一起建設，那么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就不只對中國有利的，還可以惠及全世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徐春發表文章詳述生態文明的具體做法［10］，把生態文明建設和單純的自然環境保護區分開來，向西方讀者解釋這是一種超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概念。

三、在生態文明問題上的中西交流與對話

(一)以“生態文明”為主題的國際會議的舉辦2015年6月16日，美國普利策中心聯合耶魯大學林業與環境研究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在耶魯北京中心舉辦了“生態文明與環境報道”國際會議。美國普利策中心是一個屢獲殊榮的非營利性學術機構，其以關注鮮為報道的主題，以推動高質量的國際報道為宗旨。70余名來自中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者、環境學家和政府官員應邀與會，深入討論“生態文明”這一由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全球環境問題的議題。這次會議共設6場小組討論，與會嘉賓分別從環境視角、視覺傳播、文化與宗教視角、商業視角和環境報道記者培養視角探討了“生態文明”與“環境報道”這兩大主題。在會議閉幕式上，中央電視臺著名紀錄片導演陳曉卿發表了題為“生態與生活”的主題演講。在這次會議上，來自云南民族大學環喜馬拉雅研究中心的人類學家郁丹的發言很有代表性，他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全世界人民的消費品上面貼的標簽都是中國制造，所以世界上的每個人對中國的環境問題都負有責任，中國的環境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要承擔這個責任。從會議的海報可以看出，一只代表生態環境良好的大熊貓和背后被污染的工廠圍墻，產生了視覺對比上的強烈沖突，也隱隱表達了西方對于中國生態問題的擔憂(見圖1)。

(二)跨國NGO的成立與工作“中外對話”(ChinaDialogue)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其以倫敦、北京、舊金山為中心開展工作，倡導“中國與世界，環境危機大家談”。他們主要的工作是把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相關問題拿到世界領域去探討，期望得到更多的關注與交流。他們的主要業務是其獨特的完全雙語網站①，通過發表精辟、原創的中外文章、評論和分析，促進世界理解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性生態環境影響，進而共同尋求公平可行的全球環境問題解決之道。中外對話網站于2006年7月3日，其在很多機構的資助下運作，這其中包括許多慈善基金會以及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業事物部，在國內很多主流媒體辟有專門欄目刊登他們的文章。近日，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WildlifeFund)國際總干事馬爾科•蘭博蒂尼(MarcoLambertini)接受了中外對話運營副主編馬天杰的采訪，其談到了他對中國政府環境議程和“生態文明”這個熱詞的看法，這一對話體現了ChinaDialogue的理念。道。所以，“生態文明”就是一場關于轉型的討論。當然，這不是說我們要定義一種理想模式，而是如何盡快擺脫這種危機四伏的現有模式。本來經濟增長應該是提高人們的生活標準，但是現在這種增長模式顯然已經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標準。北京現在日益增長的呼吸系統疾病病患數量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這不僅會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而且會影響我們的經濟和財政，所以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最快什么時候可以完成這種轉型。我們看到的是很多西方經濟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進行了這種轉型。這并不是擺脫工業化。未來全球人口可能還要增加20億，不依靠工業生產真的足以支撐這樣的社會發展嗎?所以說，關鍵在于讓工業生產變得更具可持續性，減小各方面的“足跡”，從碳排放到自然資源使用都要如此。雖然目前已經出現了這方面的積極改進，但是規模還遠遠不夠。以紙漿造紙為例，目前該行業已經開始采用再生紙和認證紙了。這都是在往正確的方向上走。

顯然，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目前，主要有兩個重要的推動力:一個是民眾對于環境改善方案的迫切需求，一個是政府顯示出的前所未有的決心。此外，新技術發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視。作為世界領先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有足夠的動力進行大規模的創新投資。當然，僅僅依靠科技拯救不了地球，但是科技結合了政策和行為變革就一定能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不應該只把可再生能源當作一種貿易產品，更應該把它當作一種解決國內問題的有效方案。解決碳排放、盡快實現經濟去碳化都會產生巨大的可再生能源需求。馬爾科•蘭博蒂尼說，至少在近代之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是以土地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每個地方的居民都與當地的土地緊密相連。在早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人與地的聯系可能的確沒有中國那么高，但是即便在如今的某些歐洲農村地區，當地居民的生活還是與土地密切相關的。所以，我們必須學會適應這種農業與荒野毗鄰交錯的“馬賽克式”環境。當然，中國面臨的挑戰肯定是人口問題。與美國和俄羅斯相比，中國必須在保證人均適宜居住空間的情況下保留足夠的空間給大自然，使它能夠可持續地提供生態服務，這意味著在進行規劃設計的時候要更加謹慎周全。中國政府的“生態紅線”政策就很值得研究，這個政策超越了單純的“荒野”模式，而是同時從荒野和生產兩方面對土地進行考慮，希望在自然、工業和城市土地利用中找到一種平衡。馬爾科•蘭博蒂尼對生態文明的建議:首先，一套基于科學的方法是極為關鍵的。平衡地管理社會和政治的考量雖然是必需的，但它們不應破壞來自科學的指導方針。科學對政治做出的妥協已經夠多了，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其次，就是要注重整個過程的系統性。“紅線政策”的確很好，但是如果沒有完善的治理體系與之匹配，不能保證嚴格的執法措施，不能為人們遵守這一規定提供有效的激勵措施，只畫一根“紅線”恐怕只是徒勞。中外對話這一NGO組織的存在，正是在西方視野里的中國生態文明和中國建設的生態文明之間的絕佳溝通平臺，正如此名稱一樣，在生態文明中外對話方面其做了很好的工作。

四、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西方視野里的中國生態文明進行初步了解后，需要更加清醒地認識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并且在與西方的交流和對話中得到建設性意見。筆者在考察過程中發現，西方最主要的一些主流媒體除了對生態文明建設做簡單報道外，并沒有單獨的評論，究其原因應該是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并沒有在實踐上有飛躍的發展變化，然而西方觀察與審視中國的目光是不斷變化的，但是，當我們真正的實現資源節約型、生態友好型經濟之時，自然會得到全世界的真正認可。從生態文明的思想梳理中可以感覺到，中國所要建設的生態文明是一個跨越式的發展，是一個超越現代文明的文明，需要利用我們現代化發展中的后發優勢去縮短生態文明建設的時間。然而，正如許多觀察家所擔心的一樣，中國仍存在是否在用建設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建設一個后現代色彩的“生態文明”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轉變思維方式。當然，也不用過于悲觀，“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自有我們強大的生命力，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奇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也同樣適用于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因此我們自信可以成為第一個生態文明的國度。

作者：劉少航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