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對中法文化傳播的貢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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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政治化文學視角到純文學的選擇

文學是文化的一種獨特存在。中國文學作品在法國的譯介值得關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法兩國的外交政治局面發生了改變，這一時期雖然也有中國文學作品在法國問世，卻沒有贏得法國讀者的支持。六十至八十年代初，法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進入嶄新的發展局面，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法國漢學研究者展開對中國現代詩歌的譯介工作，使得這一時期的翻譯作品具有強烈的國際政治和中國國內社會主義制度色彩。同一時期，詩詞和工農兵詩歌的翻譯占有較大的比重。這些作品展現了革命各個歷史階段的發展進程，是政治角度的現實主義與藝術角度的浪漫主義巧妙的結合，這一時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學景觀，在漢學研究史上占據特殊地位。六十年代，詩詞在法國得到廣泛傳播，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從新時期至今，法國漢學研究者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經歷了較大的改變:從政治角度的觀照上升到藝術層面的欣賞，也可以說是由政治化的文學視角真正轉變為純文學文本的選擇。

(一)《紅樓夢》在法國的譯介文學作品《紅樓夢》在法國的翻譯史可以追溯到大約一個世紀前。最初將《紅樓夢》譯介到法國的是著名漢學家蘇利葉•德•莫朗。早在1924年，他將節譯的《紅樓夢》作品第一回出版在《中國文學概論》一書中;1932年，徐仲年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中翻譯了《紅樓夢》的個別章節;1932年，郭麟閣教授于留法期間翻譯了《紅樓夢》的前半部分內容;1943年，鮑文蔚翻譯了《紅樓夢》第五十七回;1957年法國人阿梅爾•蓋爾納(ArmelGuerne)從德文譯本轉譯《紅樓夢》;直到1981年，李治華與夫人傾入27年的心血才取得的成果———《紅樓夢》法文全譯本，這個譯本在法國產生巨大反響，吸引了大批的讀者，大家眾說紛紜，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然而，在二十世紀，除了1957年阿梅爾•蓋爾納的《紅樓夢》譯本序;漢學家埃顛泊爾在文集中的零星評論，還有在不同版本的大百科全書中搜索到的有關《紅樓夢》的條目以及1981年當法文版《紅樓夢》正式出版，響徹法國社會時，各大報刊雜志發表的大量書評。這一時期法國學者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系統研究并不多，這些文章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法國人對這部享譽中國文學界經典之作，其文學地位、思想和美學特征等方面的認可。值得大家關注的是，近年來一些法國學者試圖運用現代西方文藝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的人物特點。其中較突出的成果要數法國漢學研究專家、狄德羅第七大學東亞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賴尼埃•郎塞爾教授于2006年發表的文章《石頭與玉———關于語言的中國神話》。在此文中，他以獨特的視角，嘗試運用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分析《紅樓夢》，這個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二)魯迅文學作品在法國的譯介同時期，作品被譯成法語最多，譯介影響最大的作家當屬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界的泰斗———魯迅先生。直到2010年，魯迅作品法文譯本共計40種，占中國現代文學法語譯本的四分之一之多。法譯本幾乎涉及作家創作的所有領域，包括小說、詩歌、散文與雜文等。1926年，留法學生敬隱漁翻譯了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盡管翻譯的過程中，他對當下意識形態背景及翻譯因素進行多方考量，將原作進行了部分的刪節和改編，但這個譯本仍然是最初見于法文的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之一。1929年，敬隱漁編譯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家作品選》收錄了《孔乙己》、《阿Q正傳》和《故鄉》三部作品。除此之外，他還撰文《文學新生和羅曼•羅蘭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首次向法國介紹了中國新文學革命，特別是魯迅、冰心和郁達夫三位優秀代表作家對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影響與貢獻;至于羅曼•羅蘭與新生文學的關系，要提及本世紀二十年代羅曼•羅蘭對敬隱漁向雜志社的推薦以及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注。另一位對魯迅作品在法國的傳播做出重要貢獻的是徐仲年。1931年，徐仲年就讀于里昂中法大學，這為他向法國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提供了絕佳的地源契機，他在“外國文學”專欄中發表書評，向讀者介紹魯迅小說集《吶喊》;此外，還譯著了《中國文學選集》，其中對魯迅的文學創作進行了高度評價，并收錄了自己翻譯的《孔乙己》。

二、文學翻譯促進中法文化交流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依舊活躍于法國的圖書市場，是法國人民對中國文學的呼喚，是文化交流的直觀體現。中國文學在法國的傳播，除了外部的客觀環境，最重要的是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實質內容。推動漢學研究的動力不在文學，而是源于法國人的“殖民擴張所喚醒的實際需要”。漢學在法國得以長足發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翻譯，翻譯在兩國文化傳播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是促進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徑。翻譯作為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實現了人類文化交流的轉化過程。翻譯行為也不能絕對脫離時空與歷史的局限，實現出發語文本到目的語文本的轉變，它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利益沖突”的行為;更不是一種“純粹的文字活動”。正如在兩國文化發生碰撞、交融的過程中，不能單純的表達為一國對另一國的“文化輸出”，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正如高方老師在《南大青年》的采訪中更正“文化輸出”的概念，明確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概念:“用‘輸出’這個詞似乎并不恰當…談文學，我覺得最好用‘交流’這兩個字。文化交流的形式有很多，文學交流只是其中一個層面。文學作品在域外的傳播，影視傳媒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比如當代一批作家的作品，像莫言的《紅高粱》、蘇童的《妻妾成群》等，它們最早吸引法國讀者就是通過電影的改編。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對于文學經典的闡釋和接收，有時會超越文本層面，比如說《阿Q正傳》，《阿Q正傳》在法國有多個譯本，曾被搬上話劇舞臺，最近又有連環畫譯本出版，這是文學交流深入，文學作品經典化的一個體現。”

法國是一個重視異域文化傳播的國家，對外來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法國出版的翻譯文學數量一直處于首位。有數據表明，法國在2009年共翻譯出版了9000部外國文學作品，是歐洲翻譯作品最多的國家。對于亞洲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在法國的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2014年，我們迎來了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法國復興旗幟基金會與上海電視臺外語頻道、上海容通傳媒聯手策劃推出一檔全新的電視節目《你好法蘭西》。這是中國首檔也是唯一的中法雙語節目，是講述中法兩國文化寶藏，從手工藝、美食到藝術、科技，探討中法兩國文化的碰撞與互通，揭示兩國的當今真實面貌，是架設文化交流的橋梁。現如今，越來越多的文化交流渠道將中國文化呈現于國際舞臺，相信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與翻譯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國文學在法國市場的羽翼會更加豐滿，未來中法兩國的文化交流會更加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作者：毛瑩 單位：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外國語學院